摘要：说话的是张家集村的治保主任，姓刘，一脸的褶子笑起来像揉皱的报纸。他递给我一支烟，是那种没过滤嘴的，烟草味呛人。

“小李，今天这片子是彩色的吧？村里的娃娃们都念叨半个月了。”

说话的是张家集村的治保主任，姓刘，一脸的褶子笑起来像揉皱的报纸。他递给我一支烟，是那种没过滤嘴的，烟草味呛人。

我摆摆手，指了指嘴，“刘主任，戒了，嗓子受不住。”

其实没戒，就是不想闻那股劣质烟草混着汗水的味道。

他嘿嘿一笑，自己点上，深深吸了一口，吐出的烟雾在傍晚的暮色里打着旋。

“还是你们文化站的人讲究。”

我没接话，专心调试我的放映机。那台“长江”牌的16毫米放映机是我的宝贝，也是我的饭碗。我用一块擦镜头的绒布，仔仔细-细地擦着每一个旋钮，动作轻得像是在抚摸情人的脸。

这是1985年的夏天，我二十二岁，是公社文化站唯一的电影放映员。

在十里八乡，这算得上是一份体面的工作。每次我骑着那辆二八大杠，后座上驮着沉甸甸的放映机和几个铁皮片盒，穿行在田埂土路上时，总能收获一路羡慕的目光。

大人会停下农活，笑着跟我打招呼：“小李又来送乐子啦？”

孩子们更是不得了，会跟在我的自行车后面跑上好几里地，像一群迎接将军凯旋的士兵。

那种感觉，让我一个从农村出来、书也没读多少的年轻人，第一次尝到了“被需要”的滋味。我挺直腰杆，车蹬得飞快，心里头亮堂堂的。

今晚放的片子是《少林寺》，这片子火了好几年，但在乡下还是头一回放。消息一传出去，不光是张家集，连邻村的人都赶过来了。

天还没黑透，晒谷场上已经黑压压地挤满了人。孩子们在幕布前后钻来钻去，大人们摇着蒲扇，说着东家长西家短。空气里弥漫着汗味、泥土味，还有孩子们身上特有的那种奶腥气。

我把一切都准备妥当，就等天色再暗一点。

我找了个空地坐下，从帆布包里拿出搪瓷缸子，拧开盖子喝水。水是早上从家里灌的凉白开，现在已经有些温了。

“李放映员，喝水。”

一个清脆的声音在我头顶响起。

我抬头，看见一个女人。她递过来一个军用水壶，绿色的漆皮有些斑驳，但洗得很干净。

我愣了一下。

她约莫二十七八岁的样子，穿着一件淡蓝色的确良衬衫，袖口挽到手肘，露出两截白净的小臂。她的头发剪得很短，齐着耳朵，显得很精神。脸上没什么表情，但眼睛很亮，像两口深井。

“你是？”我站起身，有些局促。

“我是村委会的会计，我叫陈淑芬。”她说话的声音不高不低，很平和，“看你带的水都喝完了，我们办公室刚烧的。”

“哦，谢谢，谢谢。”我连忙接过水壶，感觉手心有点冒汗。

她的手指很长，指甲修剪得整整齐齐，不像村里其他女人的手，粗糙，指甲缝里总嵌着洗不掉的泥土。

我拧开盖子喝了一口，水是温的，带着一股淡淡的甜味，应该是放了糖。在乡下，给客人水里放糖，是顶高的礼遇了。

“陈会计，太客气了。”我把水壶递回去。

她没接，只是说：“你先喝着，不着急还。”

说完，她就转身回了不远处的村委会办公室。那是一排红砖瓦房，门口挂着一块白底黑字的木牌。

我看着她的背影，心里有点奇怪。村里的干部我都认识，村长、书记、治保主任，但这个女会计，我还是第一次见。

也许是新来的吧，我心想，没再多琢磨。

天色终于完全暗了下来，我打开了放映机。

“嗡——”的一声，发电机开始轰鸣，一束明亮的光柱投射到白色的幕布上，晒谷场上瞬间安静下来。

龙标出现，然后是片头曲。当李连杰那张年轻英俊的脸出现在幕布上时，人群里爆发出了一阵压抑不住的喝彩声。

我靠在放映机旁，看着幕布上闪动的人影，也看着幕布下那一双双聚精会神的眼睛。

孩子们张着嘴，眼睛瞪得溜圆。

年轻的小伙子们攥紧了拳头，仿佛自己也成了武功高强的和尚。

姑娘们则在窃窃私语，不知道是在讨论剧情，还是在偷偷看身边的心上人。

这就是我的工作，给这些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人们，带来一个多小时的梦。在这个梦里，没有干旱，没有劳累，只有快意恩仇和英雄美人。

我感到一种满足。

电影放到一半，我感觉身后有人。

一回头，是陈淑芬。她不知道什么时候搬了个小板凳，就坐在我身后不远的地方。她没有像其他人那样全神贯注地盯着屏幕，而是静静地看着，眼神里有一种说不出的平静，仿佛电影里的打打杀杀，跟她没什么关系。

我冲她点了点头，她也回以一个微笑。

那晚的风很柔和，吹在脸上很舒服。我甚至能闻到空气里稻花的香气。一切都显得那么平常，那么安稳。

我以为，这不过是我几百次放映工作中，再普通不过的一次。

电影结束了，熟悉的“再见”两个大字出现在屏幕上。

人群意犹未尽地慢慢散去，一边走还在一边比划着电影里的招式。

我开始熟练地收拾东西，卷胶片，收电线，拆卸镜头。

刘主任又凑了过来，塞给我一个布袋子，沉甸甸的。

“小李，辛苦了，这是村里的一点心意，自家地里种的花生。”

“刘主任，这可使不得，有纪律的。”我赶紧推辞。

“啥纪律不纪律的，几斤花生，又不是钱。”他硬是把袋子塞进我怀里，“拿着，给家里娃娃当零嘴。”

推辞不过，我只好收下。

等我把所有东西都捆扎好，准备绑上自行车后座时，才发现天不对劲。

刚才还挂着几颗星星的夜空，不知何时聚拢了大片的乌云，黑沉沉地压下来，像一块巨大的锅盖。

空气变得闷热起来，连一丝风都没有了。

这是要下大雨的征兆。

我心里一紧。从张家集回公社，有十几里路，大半都是土路。这要是下了雨，路面一泡，自行车根本没法骑，只能推着走。我这身子骨倒不怕，可这机器金贵着呢，淋了雨可不得了。

我加快了手上的动作，想着赶紧在下雨前赶回去。

“噼啪。”

一滴冰凉的雨点，砸在了我的额头上。

紧接着，豆大的雨点就像有人从天上往下倒豆子一样，噼里啪啦地砸了下来。

“下雨了！快回家收衣服啊！”

晒谷场上剩下的人群一阵骚动，各自奔逃回家。

我心里一沉，完了。

我赶紧把帆布雨衣从包里扯出来，手忙脚乱地盖在机器上。可这雨太大了，雨衣根本盖不严实，雨水顺着缝隙就往里灌。

我急得满头大汗，不知道该怎么办。

就在这时，一把雨伞撑在了我的头顶。

我一回头，又是陈淑芬。她打着一把黑色的油布伞，站在我身边。雨水顺着伞沿流下来，形成一道水帘。

“李放映员，雨太大了，路走不成了。”她的声音在哗哗的雨声中，显得格外清晰。

“是啊，这可怎么办，我这机器……”我看着我的宝贝疙瘩，心疼得不行。

“先搬到我们办公室里避避雨吧。”她说。

“好好好，太谢谢你了，陈会计。”我像是抓住了救命稻草。

她没多说，帮我一起抬起沉重的放映机。她的力气比我想象中要大一些。

我们俩深一脚浅一脚地踩着泥水，把机器和片盒都搬进了村委会办公室。

办公室里亮着一盏昏黄的电灯，灯泡下吊着一只嗡嗡作响的老式风扇。

我把机器放在一张长条桌上，仔细检查了一下，还好，关键部位没怎么湿。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感觉整个后背都湿透了，分不清是汗水还是雨水。

“喝口热水暖暖身子。”陈淑芬递给我一个搪瓷缸子，里面是滚烫的开水。

“谢谢。”我接过来，手心被烫得一哆嗦。

外面的雨越下越大，完全没有要停的意思。雷声一个接着一个，在头顶炸开，闪电不时地把窗外照得一片惨白。

我看着窗外的瓢泼大雨，心里犯了愁。这雨看样子一时半会儿停不了，今晚是肯定回不去了。

可不回去，我能去哪儿？总不能在办公室坐一夜吧。

“李放映员，”陈淑芬好像看出了我的心思，“今晚，你就别走了。”

我心里一动，看向她。

她正低头收拾着桌上的东西，把一些文件和账本归拢到一起。灯光从她头顶照下来，给她的侧脸镀上了一层柔和的光。

“天黑路滑的，不安全。再说，这雨下完，路就成了泥塘，自行车根本没法走。”她一边说，一边从墙角拿过来一张小板凳，放在我面前，“你先坐会儿。”

我坐下来，板凳有点矮，我的膝盖快顶到下巴了。

“那……我住哪儿？”我问出了最关键的问题。

村里倒是有个招待所，就两间房，平时给下乡的干部住。可那地方常年没人，被褥估计都发霉了。

陈淑芬直起身子，看着我，很认真地说：“你要是不嫌弃，就住我们家吧。”

我“啊”了一声，有点没反应过来。

“我家就在村委会后面，没几步路。家里有空房间。”她补充道。

我脑子里“嗡”的一下。

去她家住？

我下意识地问：“方便吗？你……你爱人……”

“他不在家。”她回答得很快，也很平静，“他是村支书王建强，去县里开会了，要明天下午才回来。”

王建强我认识，是个雷厉风行的汉子，说话嗓门很大，很有威信。原来她是王书记的爱人。

我心里更犹豫了。

住到村支书家里，这算怎么回事？传出去不好听。我们单位有规定，下乡工作，不能给基层添麻烦，更不能随便接受老乡的招待。

“陈会计，这不合适，太麻烦你们了。”我连忙摆手。

“没什么不合适的。”她的语气很坚定，不容置疑，“外面这么大的雨，你一个大小伙子，难道让你在办公室里喂蚊子？王建强回来，知道了也不会同意的。就这么定了。”

她说完，就拿起桌上的钥匙，又从抽屉里拿了把手电筒。

“走吧，雨小了点，赶紧过去，免得一会儿又下大了。”

我看着她，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她的眼神很坦然，没有任何杂念，就是一种纯粹的、不容拒绝的好意。

我再推辞，就显得太矫情了。

“那……那就打扰了。”我站起身，心里七上八下的。

就这样，我跟着陈淑芬，走进了那个彻底改变了我人生轨迹的夜晚。

王建强家是村里少有的砖瓦房，三间正房，两间厢房，院子用水泥抹过，很平整。

一进屋，一股淡淡的皂角味就扑面而来。屋里收拾得一尘不染，桌椅板凳都擦得发亮。正对门的墙上，挂着一张结婚照。照片上的王建强穿着一身中山装，胸前戴着大红花，笑得咧着嘴。旁边的陈淑芬穿着红色的确良上衣，梳着两条大辫子，微微笑着，眼神里带着一丝羞涩。

照片里的她，比现在要丰腴一些，也更爱笑。

“你先坐，我去给你找换洗的衣服。”陈淑芬说着，就进了里屋。

我拘谨地坐在堂屋的八仙桌旁，背挺得笔直，两只手放在膝盖上，一动也不敢动。

很快，她拿了一套干净的衣服出来。是一件白色的旧汗衫和一条蓝色的劳动布裤子。

“这是建强的衣服，他没穿过几次，你先将就着穿。你的衣服都湿了，穿着容易生病。”

“谢谢。”我接过衣服，布料很柔软，带着阳光晒过的味道。

“卫生间在那边，你自己去洗个热水澡吧，锅里一直烧着水。”她指了指东边的厢房。

我洗完澡出来，感觉整个人都清爽了。换上王建强的衣服，稍微有点大，但不影响。

陈淑芬已经把我的湿衣服拿去洗了，晾在了屋檐下的绳子上。

她正在厨房里忙活着，锅里传来“滋啦”的声响，一股葱花的香味飘了出来。

“陈会计，别忙了，我吃过饭了。”我过意不去。

“那怎么行，忙活了一晚上，肯定饿了。”她回头对我笑了笑，“我给你下碗面条，很快就好。”

这是我第一次，在除了我妈和照片之外的地方，这么近距离地看一个女人的笑。她的笑很淡，像水波一样，在嘴角轻轻漾开，很快就消失了。

我没再说什么，默默地坐在桌边等着。

很快，一碗热气腾腾的手擀面就端了上来。面上卧着一个金黄的荷包蛋，还撒了些碧绿的葱花。

“快吃吧，趁热。”

我拿起筷子，挑起一根面条，吹了吹，放进嘴里。面条很劲道，汤很鲜。我确实饿了，三下五除二，就把一大碗面吃得干干净净，连汤都喝完了。

“慢点吃，别噎着。”她就坐在我对面，静静地看着我吃，自己没动筷子。

“太好吃了，陈会计，你手艺真好。”我由衷地赞叹。

她又笑了笑，这次眼角有了细细的纹路。

“你喜欢吃就好。”

吃完饭，她收拾了碗筷。外面的雨还在下，但雷声已经停了。

我们俩坐在堂屋里，一时之间，谁都没有说话，气氛有点尴尬。只有墙上的老式挂钟，在“滴答滴答”地走着。

为了打破沉默，我主动找了个话题。

“陈会计，你不是本地人吧？”我听她的口音，虽然带着点本地腔调，但底子还是不一样的。

她愣了一下，随即点了点头。

“嗯，我是从城里来的。”

“城里？”我有些意外，“那怎么会到我们这儿来？”

在我的认知里，只有农村人拼了命想进城，哪有城里人往乡下跑的。

她端起桌上的搪瓷缸子，喝了口水，目光投向窗外的黑夜，眼神变得有些悠远。

“我是知青。”她轻轻地说。

“知青”两个字，像一把钥匙，瞬间打开了我脑海里尘封的记忆。我父亲那辈人，总提起这个词。

“那……后来没回城吗？”我小心翼翼地问。

她的嘴角扯出一抹不易察觉的弧度，像是在自嘲。

“回不去了。我家里成分不好，父母在那几年……受了些冲击，早就平反了，但关系也断了。我一个女孩子，在城里无依无靠，回去能干什么呢？”

她的声音很平静，像是在说别人的故事。

“后来就认识了建强，他是村里的民兵队长，人很正直，对我很好。我就嫁给了他，在这里安了家。”

我不知道该怎么接话。每个人的命运，都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推着走，自己根本做不了主。

“其实，这里也挺好的。”她忽然转过头，看着我，眼睛里像是落了星星，“清净。不像城里，人心复杂。”

我看着她，忽然觉得，她那身洗得发白的蓝衬衫下面，藏着一个我不了解的世界。那个世界里，有我没读过的书，有我没见过的城市，也有我无法想象的过往。

“你呢？听口音，你是李家庄的？”她反问我。

“嗯，我是李家庄的。高中毕业没考上大学，就在家待了两年，后来公社招放映员，我眼睛好，手也稳，就选上了。”我说起我的工作，又有了些底气。

“放电影挺好的，能走很多地方，见很多人。”她说。

“是啊，就是辛苦点，常年在外头跑。”

我们就这样有一搭没一t一搭地聊着。聊我的工作，聊村里的收成，聊县里新开的商店。

我发现她懂的很多。她不仅知道怎么做复杂的会计报表，还知道海明威和《老人与海》。她说起这些的时候，眼睛里会发光。

而我，连海明威是哪国人都不知道。

在她面前，我感觉自己像个没见过世面的毛头小子。那份放映员带来的虚荣和骄傲，不知不觉地就淡了下去。

不知不觉，墙上的挂钟已经指向了十一点。

“不早了，你明天还要赶路，早点休息吧。”她站起身，“你的房间在那边，西厢房，我给你铺好床了。”

“好，陈会计，你也早点休息。”

我走进西厢房，房间不大，但收拾得很干净。一张木板床，一张书桌，一把椅子。

床上的被褥是新换的，散发着好闻的皂角香。

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地睡不着。

隔壁堂屋的灯还亮着。我能听到她走动的声音，还有翻书的“沙沙”声。

我想象着她一个人坐在灯下看书的样子，心里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

王建强是个好人，是个好干部，这一点全公社都知道。他一心扑在工作上，带着村民修水利，搞养殖，张家集能有今天的好日子，他功不可没。

可他，会和陈淑芬聊海明威吗？

我不知道。

我只觉得，这个家，太大，也太安静了。安静得，让人心里有点发慌。

第二天早上，我是被院子里的鸡叫声吵醒的。

我睁开眼，天已经大亮了。雨停了，阳光从窗户照进来，空气格外清新。

我赶紧起床，叠好被子。

走出房间，陈淑芬正在院子里喂鸡。她穿着一件灰色的家常衣服，头发用一根布条简单地束在脑后。晨光洒在她身上，让她整个人看起来很柔和。

“醒了？”她看到我，笑了笑，“早饭马上就好。”

早饭是稀饭、馒头，还有一碟她自己腌的咸菜。

我吃饭的时候，她就把我昨天换下的湿衣服拿了进来。衣服已经干了，还带着一点温度，被她叠得整整齐齐。

“吃完饭，路也差不多能走了。虽然还是泥，但推着车，小心点，问题不大。”她说。

“嗯，好。”我低头喝着稀饭，不敢看她的眼睛。

吃完早饭，我坚持要自己去洗碗，被她拦住了。

“你是客人，哪有让客人洗碗的道理。”

我只好作罢。

临走前，我把机器和片盒都搬到院子里，准备装车。

陈淑芬也跟了出来，默默地帮我搭了把手。

一切都准备就绪，我推着自行车，站在院门口。

“陈会计，昨天……太谢谢你了。”我憋了半天，才说出这么一句。

“客气什么，应该的。”她站在屋檐下，阳光照不到她，她的脸在阴影里，有些看不真切。

“那我……走了。”

“嗯，路上慢点。”

我推着车，走出了院子。走了几步，我忍不住回头看了一眼。

她还站在那里，静静地看着我。

我心里一热，赶紧转过头，加快了脚步。

回去的路上，我的脑子里乱糟糟的。全是她的影子。她递给我水壶的样子，她坐在灯下看书的样子，她在晨光里喂鸡的样子……

我知道，我一个临时的住客，不该想这些。她是有丈夫的人，而且丈夫还是村里的书记。

可我控制不住。

回到文化站，我一连好几天都精神恍惚。

同事老王看出了我的不对劲，开玩笑说：“小李，这是丢了魂了？是不是在哪个村被小姑娘给看上了？”

我脸一红，连忙否认：“王哥，别瞎说，就是前几天淋了雨，有点不舒服。”

我把这件事，连同那个雨夜，都深深地埋在了心里。我告诉自己，那只是一个意外，以后不会再有交集了。

可命运这东西，有时候就是这么捉弄人。

一个月后，公社组织各个村的会计，到文化站进行业务培训，主要是学习新的财务制度。

我没想到，陈淑芬也来了。

那天，我正在院子里保养我的放映机，一抬头，就看见她和一群穿着各异的中年妇女走了进来。

她还是那件淡蓝色的衬衫，在人群中显得很特别。

她也看见了我，冲我点了点头，算是打了招呼。

我的心，不受控制地狂跳起来。

培训为期三天。

那三天，我总是有意无意地往她们开会的会议室门口晃。我能隔着窗户，看到她认真听讲的样子。她手里拿着笔，不停地在笔记本上记着什么。

休息的时候，别的会计都聚在一起叽叽喳喳地聊天，只有她，安安静静地坐在自己的位置上，看带来的书。

我找了个机会，借着送开水的名义，走进了会议室。

“陈会计，看什么书呢？”我状似无意地问。

她抬起头，把书的封面亮给我看。

是《红与黑》。

我一个字也看不懂，但还是装模作样地点了点头：“哦，外国小说。”

她笑了：“嗯，于连这个人物，很有意思。”

我不知道于连是谁，只能尴尬地笑了笑。

“李放映员，上次……谢谢你。”她忽然说。

我愣了一下，才反应过来她说的是什么。

“上次什么？”旁边一个胖乎乎的会计凑过来问。

“没什么。”陈淑芬立刻合上了书，淡淡地说，“上次李放映员去我们村放电影，帮了村委会一个大忙。”

她就这么轻描淡写地把事情带了过去。

我心里却像是打翻了五味瓶。她是在刻意地保持距离。

也是，我跟她，本来就应该有距离。

培训结束那天，我去送她们。

走到门口，陈淑芬落在了最后面。

她走到我身边，低声说：“李放映员，以后有机会，来我们村玩。”

这是一句客套话，我知道。

但我还是鬼使神差地点了点头：“好。”

从那以后，我开始有意识地关注张家集的消息。

我去别的村放电影，会跟人打听：“张家集最近怎么样啊？王书记最近忙什么呢？”

他们都说，王书记是能人，带着村民搞副业，种果树，日子越过越红火。就是太忙了，一个月有大半个月都在外面跑项目，跑贷款。

我听到这些，心里总会泛起一丝说不清道不明的情绪。

我开始找各种借口往张家集跑。

有时候是说去检查村里的大喇叭线路。

有时候是说去送公社下发的文件。

每次去，我都能见到陈淑芬。

她总是在村委会那间小小的办公室里，埋头打算盘，或者写写画画。阳光从窗户照进来，把她整个人都笼罩在一片安静的光晕里。

我们的交流，仅限于几句简单的问候。

“来了？”

“嗯，路过。”

“喝水吗？”

“不了，不渴。”

然后就是长久的沉默。

我不知道自己到底想干什么。我只是想看看她，哪怕只是看一眼，心里就觉得踏实。

我甚至开始盼着下雨。

如果再下一场那样的大雨，我是不是，又可以名正言顺地留下来了？

我为自己有这样的想法而感到羞愧。

那年秋天，机会真的来了。

公社组织“电影下乡月”活动，每个村都要轮流放映。轮到张家集的时候，我主动请缨。

老王还取笑我：“小李，你跟张家集还真是有缘分啊。”

我嘿嘿一笑，心里却在打鼓。

那天，天气很好，万里无云。

我到了张家集，还是那个晒谷场，还是那些熟悉的面孔。

王建强也在。他刚从县里回来，皮肤晒得黝黑，但精神很好。

他看到我，很热情地握住我的手：“小李，辛苦了！今晚放什么好片子啊？”

“王书记，今晚放《庐山恋》。”

“好！这个好！让村里的年轻人都学学！”他爽朗地大笑。

陈淑芬就站在他旁边，穿着一件白色的确良衬衫，脸上带着淡淡的微笑。她看着王建强，眼神里有一种我从未见过的温柔。

那一刻，我感觉自己像个小偷，偷走了不属于我的东西。

我狼狈地移开目光，专心摆弄我的机器。

电影开始后，我看到了陈淑芬。她和王建强坐在一起，依偎着，和其他村民夫妻没什么两样。

我的心里，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闷得难受。

我告诉自己，李文军，别再犯傻了。人家夫妻恩爱，家庭和睦，你算个什么？

电影放完，我默默地收拾东西，准备离开。

这一次，我不想再有任何意外发生。

可就在我把所有东西都捆上自行车的时候，王建强走了过来。

“小李，这么晚了，就别走了。我已经让你嫂子在家准备了几个小菜，咱俩喝几杯。”

我心里一惊，连忙推辞：“王书记，不了不了，我得赶紧回去，明天还有任务。”

“什么任务比喝酒还重要？”王建强一瞪眼，不高兴了，“看不起我王建强是不是？”

他一把揽住我的肩膀，力气大得我差点站不稳。

“走走走，今天谁也别想走！”

我被他半推半就地拉到了他家。

还是那个院子，还是那间堂屋。

桌上已经摆了四个菜，一盘花生米，一盘拍黄瓜，一盘炒鸡蛋，还有一盘红烧肉。

陈淑芬正在厨房里盛饭。

“淑芬，把那瓶好酒拿出来，我今天要跟小李好好喝几杯！”王建强嗓门洪亮。

陈淑芬应了一声，从柜子里拿出一瓶白酒。

酒过三巡，王建强的话就多了起来。

他拉着我的手，跟我说他这些年的不容易。说他怎么带着村民一步步把穷村子变成先进村。说他怎么去县里、市里求爷爷告奶奶地拉项目。

“小李啊，你知道吗，我最对不起的，就是你嫂子。”他喝得满脸通红，眼睛里泛着泪光。

我心里一颤，不敢说话。

坐在一旁的陈淑芬，低着头，默默地给王建强夹菜。

“我常年不着家，家里的事，地里的活，全都靠她一个人。她一个城里来的姑娘，刚嫁给我的时候，连麦子和韭菜都分不清。现在呢，什么都会干了。”

“她为这个家，付出太多了。”

王建强说着，忽然转头看着陈淑芬，大着舌头说：“淑芬，我对不起你。等我把村里的路修好了，把小学盖起来了，我就不当这个书记了，天天在家陪着你，好不好？”

陈淑芬的眼圈红了。她没说话，只是站起身，又给王建强倒了一杯酒。

“书记，你喝多了。”她的声音有些哽咽。

那一刻，我感觉自己是多余的。

我坐在这里，像一个闯入者，窥探着他们夫妻之间最私密的情感。

我觉得脸上火辣辣的，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

那晚，王建强喝多了，趴在桌子上就睡着了。

我和陈淑芬一起，费了很大的劲，才把他扶到里屋的床上。

安顿好王建强，我们俩回到堂屋。

气氛比上次更加尴尬。

“他就是这样，一喝多就爱说胡话。”陈淑芬轻声说，像是在解释。

“王书记是性情中人。”我干巴巴地说。

她给我倒了杯茶。

“李放映员，你……别把他的话放在心上。”

我端起茶杯，喝了一口，滚烫的茶水烫得我舌头发麻。

“我知道。”

我们又一次陷入了沉默。

我看着她，她今晚似乎格外疲惫。眼角有了掩饰不住的细纹，脸色也有些苍白。

我心里忽然涌起一股冲动。

我想对她说，如果你觉得累，可以靠在我肩膀上。

可我什么都不能说。

我只能把那份不该有的情愫，死死地压在心底，压得我自己都喘不过气来。

“不早了，你……还是住西厢房吧。”她说。

“好。”

我逃也似的走进了西厢房。

那一夜，我彻夜未眠。

我清晰地听到，隔壁的陈淑芬，一个人坐在堂屋里，低低地哭泣。那哭声很压抑，像是一只受伤的小兽，在黑夜里独自舔舐伤口。

我的心，像被一只手紧紧地揪住，疼得厉害。

我多想冲出去，抱住她，告诉她，别哭了。

可我不能。

我有什么资格呢？

我只是一个外人。

从那以后，我刻意地躲着张家集，躲着陈淑芬。

公社再有去张家集的任务，我都找借口推掉，让老王去。

老王觉得奇怪：“小李，你以前不是最喜欢往张家集跑吗？怎么现在跟躲瘟神似的？”

我只能苦笑：“王哥，跑腻了，想换个地方。”

我以为，只要不见面，时间久了，那份感情自然就淡了。

可我错了。

我越是刻意地去忘记，她的样子，就在我脑海里越清晰。

我开始失眠，整夜整夜地睡不着。白天放电影的时候，也总是走神，好几次都把胶片给放断了。

站长找我谈话，问我最近是不是家里出了什么事。

我摇摇头，说没事。

我知道，我病了。病根，在张家集。

转眼到了冬天。

那年冬天特别冷，下了好几场大雪。

一天下午，我正在站里烤火，老王从外面哆哆嗦嗦地跑了进来。

“小李，出事了！张家集的王书记，出事了！”

我心里“咯噔”一下，猛地站了起来：“出什么事了？”

“听说是去县里拉水泥，回来的时候，拖拉机翻到沟里了，人……人被压在下面了，当场就不行了。”

我脑子里“嗡”的一声，一片空白。

王建强……没了？

那个说话嗓门洪亮，笑起来很爽朗的汉子，就这么没了？

我不敢相信。

“那……陈会计呢？”我声音颤抖地问。

“唉，还能怎么样，哭得都快昏过去了。听说她肚子里，还怀着孩子呢……”

老王后面的话，我一个字也听不清了。

我只觉得天旋地转，整个世界都塌了。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跑出文化站的。我骑上自行车，疯了一样地往张家集赶。

路上的雪很厚，车轮子直打滑。我摔了好几跤，身上沾满了泥雪，可我一点都感觉不到疼。

我只有一个念头，我要去见她。

我赶到张家集的时候，天已经黑了。

王建强家门口，挂上了白色的灯笼。院子里挤满了人，哭声、叹息声混成一片。

我挤进人群，看到了陈淑芬。

她穿着一身白色的孝服，跪在灵堂前。她的脸，白得像一张纸，眼睛红肿得像两个核桃。她的小腹微微隆起，整个人瘦得像是一阵风就能吹倒。

她没有哭，只是那么直挺挺地跪着，眼神空洞地看着前方的棺木。

我的心，像是被刀子剜一样地疼。

我走过去，在她身边跪下。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任何安慰的语言，在这样的悲痛面前，都显得苍白无力。

我只是陪着她，一起跪着。

她似乎感觉到了身边有人，缓缓地转过头。

当她看到我的时候，那双空洞的眼睛里，终于有了一丝神采。

然后，那双眼睛里，积蓄已久的泪水，像是决了堤的河，汹涌而出。

她“哇”的一声，扑到我怀里，放声大哭。

那一刻，我忘了所有的是非对错，忘了所有的伦理道德。

我只是紧紧地抱着她，任由她的泪水，打湿我的胸膛。

我轻轻地拍着她的背，一遍又一遍地说：“别怕，有我呢，有我呢。”

王建强的后事，是村里人帮忙办的。

那几天，我一直陪在陈淑芬身边。

我帮她应付前来吊唁的亲友，帮她处理各种繁杂的后事。

她像一个木偶一样，任由我摆布。她不吃不喝，不说话，只是流泪。

我看着她一天天消瘦下去，心如刀割。

我把她扶到床上，一口一口地喂她喝粥。

“淑芬，你得吃东西。你不为自己想，也得为肚子里的孩子想。这是建强唯一的根了。”

听到“孩子”两个字，她的眼神才恢复了一点光彩。

她抓着我的手，看着我，泪眼婆娑：“文军，我该怎么办？我以后该怎么办？”

这是她第一次叫我的名字。

我握紧她的手，坚定地说：“有我。以后，我来照顾你和孩子。”

说出这句话，我没有丝毫的犹豫。

我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这意味着，我将要面对村里人的流言蜚V语，面对单位领导的压力，面对我父母的反对。

可我不在乎。

我只知道，我不能让她一个人，面对这残酷的世界。

王建强的葬礼结束后，村里开始有了风言风语。

“你看那李放映员，王书记尸骨未寒，他就天天往人家里跑。”

“哼，我看他们俩，早就好上了吧？”

“真是的，陈会计一个城里人，看着挺正经的，没想到……”

这些话，像一把把淬了毒的刀子，扎在我心上。

我不在乎他们怎么说我，但我怕这些话，会伤害到陈淑芬。

那段时间，她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整个人都封闭了起来。

我去找她，她总是隔着门板，冷冷地说：“你走吧，以后别再来了。我不想连累你。”

“淑芬，你开门，我不怕！”我在门外喊。

可她就是不开门。

我急了，一拳砸在门上。

“陈淑芬，你是不是想让我看着你去死？王建强把你和孩子托付给我，你不能这么自私！”

我其实是在撒谎。王建强什么都没说。

可我知道，只有这样，才能让她开门。

果然，门“吱呀”一声，开了一条缝。

她站在门后，看着我，满脸泪痕。

“文军，我们……我们是不可能的。你是个好人，你会有更好的前程。不能因为我，毁了你自己。”

“我的前程，就是你和孩子。”我走进去，抓住她的肩膀，看着她的眼睛，“淑芬，我爱你。从我第一眼见到你，我就爱上你了。我知道，这个时候说这些，很混蛋。可我忍不住。”

她浑身一颤，像是被雷击中了一样。

她看着我，嘴唇哆嗦着，说不出话来。

“我知道，你心里还有建强。我不会逼你。我可以等，等多久都行。我只求你，别把我推开，好吗？”

她终于崩溃了，蹲在地上，泣不成声。

我把她紧紧地搂在怀里。

窗外，又开始下雪了。

我知道，我们未来的路，会像这风雪一样，艰难而漫长。

但是，只要我们在一起，就没什么好怕的。

我向单位递交了结婚申请。

站长把我叫到办公室，把我的申请书拍在桌子上。

“李文军，你是不是疯了？你要娶王建强的遗孀？她还怀着孕！你想过后果吗？”

“站长，我想得很清楚。”我站得笔直。

“清楚？你清楚个屁！”站长气得吹胡子瞪眼，“你知不知道，现在外面都怎么传你？说你趁人之危，说你道德败坏！你这是在自毁前程！”

“我不在乎。”

“你……”站长指着我，气得说不出话来，“你才二十出头，你的人生才刚刚开始！为了一个女人，值得吗？”

“值得。”我回答得斩钉截铁。

站长看着我，看了很久，最后，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你让我想想，让我想想。”

我回家，把这件事告诉了我父母。

我爸气得抄起笤帚疙瘩就要打我。

“你这个不孝子！我们老李家的脸，都让你给丢尽了！”

我妈在一旁哭哭啼啼：“儿啊，你这是何苦啊？什么样的姑娘找不到，非要去找一个寡妇，还拖着个孩子……”

我跪在他们面前，一言不发。

我知道，他们是为我好。

可他们不懂。

不懂那个雨夜，她递给我的一壶热水。

不懂那个灯下，她捧着书的安静。

不懂那个灵堂前，她绝望的眼神。

那晚，我在院子里跪了一夜。

第二天，我爸把我叫进屋。

他一夜之间，仿佛老了十岁。

“你真的，想好了？”

我重重地点了点头。

“好。”他从牙缝里挤出一个字，“你要是敢对不起人家娘俩，我就打断你的腿！”

我哭了。

我知道，他同意了。

我和陈淑芬的婚事，遭到了几乎所有人的反对。

村里人看我的眼神，都像是在看一个怪物。

他们在我背后指指点点，说的话越来越难听。

“真是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连兄弟的墙角都撬。”

“什么兄弟，我看就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

陈淑芬听了这些话，好几次都想退缩。

“文军，要不，我们还是算了吧。我不能毁了你。”

我抱着她，在她耳边说：“别听他们的。日子是我们自己过的，跟他们没关系。只要我们自己觉得幸福，就够了。”

为了堵住悠悠之口，我做了一个决定。

我找到村委会，说我要把王建强留下的孩子，当成自己的亲生儿子来养。等他长大了，就让他姓王，为王家传宗接代。

这个决定，让所有人都震惊了。

那些说闲话的人，渐渐地闭上了嘴。

他们看我的眼神，从鄙夷，变成了复杂。

我和陈淑芬，终于在那个冬天的末尾，领了结婚证。

没有婚礼，没有宴席。

我们只是把两家的被子，抱到了一起。

婚后的日子，很清贫，但也很安稳。

我依然是公社的放映员，每天骑着车，奔波在各个村子之间。

只是，现在不管我多晚回来，家里总有一盏灯，在为我亮着。

总有一个人，在等着我回家。

第二年春天，陈淑芬生了。

是个男孩，长得很像王建强。

我给他取名叫王念军。

意思是，思念王建强，也纪念我李文军。

我抱着那个小小的、软软的婴儿，心里被一种前所未有的情绪填满了。

这是我的儿子。

从今以后，我要为这个家，撑起一片天。

我工作得更加卖力了。

除了放电影，我还自学了电器维修。谁家的收音机坏了，电视机不响了，都来找我。

我从不收钱，他们就送些鸡蛋、蔬菜给我。

渐渐地，村里人对我的态度，也开始改变了。

他们不再用异样的眼光看我，见了面，也会笑着跟我打招呼。

“文军，又去放电影啊？”

“是啊，婶子，你家电视机好着没？”

我知道，我用我的行动，赢得了他们的尊重。

陈淑芬把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

她养了鸡，种了菜，还把院子收拾成了一个小花园。

闲下来的时候，她会教我认字，给我念书。

在她的影响下，我也开始喜欢上了看书。

我们的话，越来越多。

我们聊书里的人物，聊村里的新鲜事，聊孩子的未来。

我常常看着她，在灯下给我缝补衣服的侧影，觉得这辈子，值了。

念军一天天长大。

他很聪明，也很懂事。

我把他当成亲生儿子一样疼爱。

我教他骑车，教他游泳，给他讲电影里的故事。

他也很黏我，总是“爸爸，爸爸”地跟在我身后。

每次听到他这么叫我，我的心，都快要融化了。

我知道，村里还是有些人，在背后议论我们。

他们说，李文军就是个傻子，帮别人养儿子，还乐呵呵的。

我从不反驳。

子非鱼，安知鱼之乐。

他们不懂，我和陈淑芬之间，经历过怎样的风雨。

他们不懂，我们这个来之不易的家，对我来说，有多么珍贵。

时间过得很快，一晃，十年过去了。

九十年代的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电视机普及了，家家户户都能看到彩色的节目。

电影，渐渐地没人看了。

我的放映员工作，也变得可有可无。

最后，文化站改革，我下岗了。

那一年，我三十四岁。

我一下子，成了一个没有工作的人。

我整天在家里唉声叹气，不知道未来该怎么办。

是陈淑芬，给了我鼓励。

她拿出我们这些年攒下的所有积蓄，对我说：“文军，别怕。你的手艺那么好，我们自己开个电器维修店吧。”

在她的支持下，我在镇上，开了一家小小的维修店。

一开始，生意并不好。

我就骑着车，带着工具，走街串巷地去招揽生意。

我的收费公道，技术又好，慢慢地，积累了口碑。

生意，一天比一天红火。

我们的日子，也越过越好。

我们盖了新房子，买了彩电，念军也考上了县里最好的中学。

一切，都在朝着好的方向发展。

我以为，幸福的生活，会一直这样持续下去。

直到那天，一个人的出现，打破了所有的平静。

那天，我正在店里忙活，一个穿着西装，打着领带的中年男人，走了进来。

他说他姓张，是省城一家大公司的老板。

他说，他是来找陈淑芬的。

我的心，猛地一沉。

我把他带回家。

陈淑芬看到他，整个人都愣住了。

“表哥？你怎么来了？”

原来，这个男人，是陈淑芬失散多年的表哥。

这些年，他一直在寻找陈淑芬的下落。

他告诉陈淑芬，她的父母，当年并没有出事，只是被下放到了一个偏远的地方。现在，他们都已经平反，回到了省城，身体也还硬朗。

他们这些年，一直在托人打听她的消息，一直以为她已经不在人世了。

陈淑芬听完，当场就哭了。

哭得撕心裂肺。

我知道，她在为自己高兴，也在为这些年错过的亲情而难过。

表哥说，他这次来，就是要接陈淑芬和她的家人，回省城去。

“表妹，这些年，让你受苦了。跟表哥回家，以后，表哥养着你。”

我站在一旁，手脚冰凉。

回省城？

那意味着，我要离开这个我生活了三十多年的地方。

意味着，我要放弃我辛苦经营起来的维修店。

意味着，我要去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重新开始。

我看着陈淑芬。

我等着她做决定。

如果她说走，我二话不说，就跟她走。

如果她说不走，我就陪她，在这里，守一辈子。

陈淑芬擦干眼泪，看着她的表哥，摇了摇头。

“哥，谢谢你。但是，我不走。”

表哥愣住了：“为什么？你不想见舅舅舅妈吗？”

“想。做梦都想。”陈淑芬的眼泪又流了下来，“但是，我的家，在这里。”

她转过身，走到我身边，握住我的手。

“我的爱人，我的儿子，都在这里。我哪儿也不去。”

表哥看着我们紧握的双手，又看了看我们虽然简陋但很温馨的家，沉默了。

最后，他叹了口气。

“好，表妹，我尊重你的选择。”

表哥在家里住了几天，就回去了。

临走前，他单独把我叫到一边。

他塞给我一张存折。

“文军，这里面有十万块钱。密码是淑芬的生日。我知道，你是个有骨气的男人，可能不会要。但是，你一定要收下。这不是我给你的，这是我替舅舅舅妈，给淑芬的嫁妆。这些年，她跟着你，辛苦了。你们用这笔钱，把店面扩大一下，或者做点别的生意，别让淑芬再跟着你受累了。”

我看着手里的存折，眼眶发热。

我没有推辞。

我知道，这是他们一家人，对我的认可。

送走表哥，生活又恢复了平静。

我们用那笔钱，在县城买了一个门面，开了一家更大的家电城。

生意越做越大，我们成了县里有名的富裕户。

念军也很争气，考上了名牌大学。

毕业后，他没有留在大城市，而是选择回到了我们身边。

他说，他要陪着我们，给我们养老。

有一年，是王建强逝世二十周年的忌日。

我和陈淑芬，还有念军，一起去给他扫墓。

墓前的荒草，已经被我清理干净了。

我们摆上祭品，点了香。

陈淑芬看着墓碑上那张黑白照片，轻声说：“建强，我来看你了。我和文军，都很好。念军也长大了，他很像你，一样有担当。你……在那边，放心吧。”

念军跪在墓前，恭恭敬敬地磕了三个头。

“爸，我来看你了。你放心，我会照顾好我妈，还有……我爸的。”

我站在他们身后，看着这一幕，百感交集。

回去的路上，夕阳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

陈淑芬忽然停下脚步，转头看着我。

她的眼角，已经有了细密的皱纹。头发里，也夹杂了些许银丝。

可在我眼里，她还是当年那个，穿着蓝色衬衫，递给我一壶热水的姑娘。

“文军，”她看着我，眼睛里闪着泪光，“这辈子，能遇到你，真好。”

我伸出手，把她揽进怀里。

“我也是。”

是啊，真好。

人生就像一场电影。

有的人，是主角。有的人，是配角。

而我，何其有幸。

在那场突如其来的大雨里，遇到了我生命中，唯一的主角。

从此，风雨同舟，一生相伴。

来源：马铃薯是白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