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泰国电影《姥姥的外孙》由帕特·波尼蒂帕特执导，因其深刻真挚的情感和细水长流的镜头讲述，该片在国内外上映后引起了强烈的情感共鸣，大受好评。影片跳出戏剧性冲突的叙事框架，以外孙阿安的旁观者视角作为主要讲述视角，通过日常生活的片段陈列，以一种平淡冷静的口吻道出了以姥

BY：腊月初三

泰国电影《姥姥的外孙》由帕特·波尼蒂帕特执导，因其深刻真挚的情感和细水长流的镜头讲述，该片在国内外上映后引起了强烈的情感共鸣，大受好评。影片跳出戏剧性冲突的叙事框架，以外孙阿安的旁观者视角作为主要讲述视角，通过日常生活的片段陈列，以一种平淡冷静的口吻道出了以姥姥为主的女性家庭创伤、亲情与利益的博弈、传统与现代价值观的碰撞等深层议题。

美国学者凯西・卡鲁斯将“创伤”定义为对突发性或灾难性事件的异常经历，其影响往往延迟显现并通过反复的记忆闪回得以呈现。在《姥姥的外孙》中，女性的家庭创伤并未以激烈的冲突形式爆发，而是以隐匿的方式渗透在日常生活的碎片中，通过外孙阿安的镜头视角完成传递与呈现。这种“沉默的创伤”的存续既是个体命运的写照，也是父权制家庭结构长期压抑的结果。

在影片初始，姥姥在清明节带着一家人去祭祖，大儿子、小儿子、外孙均敷衍完成。姥姥撒花摔倒后送到医院，陪护的是女儿阿秀，儿子和外孙等男性角色处于缺席状态。但得知姥姥身患癌症以后，男性又重新频繁回归到姥姥以及观众的视野，想要在姥姥死后获取房产。在父权制家庭中，女性似乎被天然地赋予“照顾者”的角色，其付出被视为理所当然，而男性则享有权利的优先性与责任的豁免权。姥姥摔倒后的陪护缺位，也是一种女性价值被漠视的创伤表达。女性在家庭中承担着妻子或母亲的角色，家庭一旦发生变化，她们往往处于失语的状态或被作为家庭牺牲的对象。女性家庭创伤的表达在近年来被广泛关注，如在电影《出走的决心》中，母亲李红在家任劳任怨，家里遇到问题丈夫总是第一时间责怪妻子不够明事理，为了丈夫女儿搁置了自己的出走计划，在被压制中抑郁。在该片中，姥姥也同样被男性为主导的父权压制，自己的废物丈夫是父母找的。悉心照顾父母后，父母在临终将遗产给了自己的大哥，而自己什么也没有，儿子们有困难才会想要找姥姥，付出和牺牲未得到应有认可。

阿安的妈妈阿秀是影片中的另一个女性形象，是姥姥创伤的直接继承者。她总是穿着超市的工服，脸色疲惫。丈夫死亡缺席，儿子啃老，一个人支撑着家里的生活。姥姥生病后，真诚照顾并把白班调至夜班带姥姥游泳。但这种付出并未换来平等的情感回应与价值认可，她与姥姥一样，始终处于家庭权力结构的边缘，成为男性利益的附属品。阿秀的创伤在于她明知重男轻女观念的不公，却无力打破既定命运，只能在日复一日的操劳中默默承受，其疲惫的面容与沉默的隐忍，正是无数东亚女性家庭创伤的真实写照。家庭不仅是物理居住空间和情感寄托空间,也是一个权力运作和争夺的重要场域。在姥姥的家庭中，当互相爱护和亲情成为一种利益，子女成为一种竞争关系，家庭就不再纯粹，带有目的性的示好会将姥姥内心中孤独的创伤重新唤醒。在阿安问姥姥是否孤独时姥姥说“不管孤不孤独，这就是我的日子，但我很讨厌，春节过后的那一天，冰箱里塞满了剩饭剩菜”而后，当房产分给索伊舅舅后，姥姥独自住在华侨女子养老院时这种创伤被放大，在阿安提出回家时姥姥落泪。影片从一而终，姥姥周明珠没有抱怨儿子不孝，而是创作者通过外孙阿安的视角为奶奶的遭遇而叙事。

影片以阿安面部特写频繁呈现了这一变化，平静沉默的面部透露出他对家庭纠葛的深切体会，同时他也以一种旁观者的视角去凝视这种家庭创伤。他的目光中既包含对姥姥遭遇的深切同情，又流露出对家庭不公的困惑。每一次凝视都像是在无声地探寻这背后隐藏的真相。阿安的沉默并非代表漠视，而是源于内心深处的沉思，他在试图理解和接纳家庭中的种种矛盾与无奈。这些频繁的面部特写，不仅揭示了他内心的挣扎，也引导观众深入感受这份复杂而微妙的家庭创伤。另外，阿安对于姥姥的陪伴在某种程度上弥合了这种家庭创伤，从开始的敷衍漠然到最后完成了幼时对姥姥的承诺即为其买一个大房子。影片用列车驶过将阿安带回到过去的意识流方式展示了姥姥对于外孙阿安的爱，这种双向的爱更是弥合了姥姥与阿安、家人之间的情感隔阂。

《姥姥的外孙》在主要讨论了空巢老人与子女的关系、财产分配议题外，还用平淡冷静的镜头涉及更深入的女性家庭创伤，在某种意义上加重了东亚女性刻板印象。但就其叙事上来讲，细水长流的情感讲述更让观众产生共鸣，反思家庭核心意义，丰富影片内涵。

来源：影之青春续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