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24年上映的韩国电影《破墓》，以“驱魔+抗日”的混搭设定，在东亚文化圈掀起了一场关于历史与超自然的双重震荡。这部由张宰贤执导、崔岷植与金高银主演的惊悚片，不仅以超千万观影人次的成绩登顶韩国年度票房冠军，更因“抗日驱魔片”的标签引发热议——一部恐怖片何以被赋

2024年上映的韩国电影《破墓》，以“驱魔+抗日”的混搭设定，在东亚文化圈掀起了一场关于历史与超自然的双重震荡。这部由张宰贤执导、崔岷植与金高银主演的惊悚片，不仅以超千万观影人次的成绩登顶韩国年度票房冠军，更因“抗日驱魔片”的标签引发热议——一部恐怖片何以被赋予如此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答案藏在它的叙事逻辑与历史隐喻中。

影片表面上讲述了一个迁坟驱邪的灵异故事：在美韩裔富豪家族因祖坟风水招致诅咒，四位“驱魔专家”——风水师、萨满、入殓师及学徒——受托破墓迁葬，却意外释放出被镇压百年的恶灵。然而，随着剧情推进，这场超自然危机被揭开了更深层的政治底色：朴氏先祖在日据时期卖国求荣，而日本阴阳师曾将巨型铁钉打入朝鲜半岛龙脉，试图永久破坏韩国国运。主角团破除诅咒的过程，实则是对殖民历史的一次“祛魅”。

导演张宰贤将茅山道术、萨满仪式与日本怪谈元素熔于一炉，用类型片的奇观外壳包裹民族伤痛。片中细节处处埋设历史密码：被恶灵附身的后代行纳粹礼的方向，正对已拆除的朝鲜总督府旧址；风水师车牌号“1945”与入殓师车牌号“0815”，分别指向日本投降日与韩国光复节；主角金尚德、花林等人的姓名，更直接取自抗日独立运动先驱。这种符号堆叠让驱魔行动升华为对殖民幽灵的集体驱逐，正如影评人所言：“劈开恶鬼的桃木剑，砍向的是军国主义的铁钉”。

《破墓》的“抗日”叙事并非简单的历史复刻，而是借超自然之力完成对当代社会的叩问。影片中，西化精英家族因贪婪招致祖咒，隐喻韩国财阀资本与历史罪孽的共生关系；而主角团对抗恶灵时“风水失灵、巫术受限”的困境，则暗合当下韩国在传统与现代撕裂中的身份焦虑。更耐人寻味的是，导演刻意淡化具体历史事件的直接指涉，转而用“恶鬼飞升”的视觉奇观——如空中炸裂的火球、化为灰烬的将军铠甲——将抽象的民族情绪具象化。这种处理既规避了政治风险，又让观众在类型片框架下完成集体记忆的唤醒。

作为一部商业电影，《破墓》的成功离不开对观众心理的精准拿捏。它将抗日叙事从现实主义战场转移到玄幻领域，既延续了韩国影史“抗日神剧”的宣泄传统（如《暗杀》《军舰岛》），又以“驱魔小队”的设定迎合全球流行的超英片模式。年轻萨满与资深风水师的代际差异、巫术与科学的观念碰撞，为影片注入娱乐性的同时，也提供了多元价值观的对话空间。

然而，这种创作策略也引发争议。部分观众批评影片“前半段民俗惊悚，后半段抗日升华”的结构割裂，认为历史隐喻过于依赖背景知识；而对中国观众而言，迁坟驱鬼、五行相克的设定难免与香港僵尸片产生似曾相识之感。但不可否认的是，当尹锡悦政府推行对日缓和政策时，《破墓》用一场酣畅淋漓的“灵界抗日”，替韩国社会释放了压抑的民族情绪——这或许解释了为何它能在本土引发现象级共鸣。

《破墓》的走红，印证了恐怖片作为政治表达容器的可能性。当军国主义的幽灵被具象为可斩杀的超自然实体，历史创伤便获得了象征性疗愈。正如片中那场照亮夜空的驱魔焰火，电影用商业类型片的语法，为一代人提供了直视伤疤、重述历史的勇气。这种“娱乐化抗争”能否真正破除民族诅咒？答案或许不在电影里，而在观众走出影院后的每一次历史回望中。

来源：长浅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