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相较于《辛德勒名单》以宏大历史事件为核心、《拯救大兵瑞恩》以男性英雄叙事为驱动的传统二战片，电影《芬妮的旅程》走出了一条更细腻、更具颠覆性的路径。它以13岁犹太女孩芬妮为叙事载体，以日常化的风格为创伤美学的表达核心，构建起一套微观化的、去奇观化的二战创伤叙事新

By：十一

相较于《辛德勒名单》以宏大历史事件为核心、《拯救大兵瑞恩》以男性英雄叙事为驱动的传统二战片，电影《芬妮的旅程》走出了一条更细腻、更具颠覆性的路径。它以13岁犹太女孩芬妮为叙事载体，以日常化的风格为创伤美学的表达核心，构建起一套微观化的、去奇观化的二战创伤叙事新范式。

传统二战电影多依赖全知视角或参与战争的成人视角展开叙事。前者以上帝视角铺陈历史事件，如《兵临城下》对斯大林格勒战役的全景呈现；后者以成人认知框架解读战争，如《朗读者》中汉娜的道德困境。但二者共同的局限在于，儿童被置于一种被动受害者或历史旁观者的位置，成为了成人叙事的符号工具。《芬妮的旅程》则彻底将叙事权交予13岁的主角芬妮，通过非全知与主动化的视角设计，既打破了宏大历史的叙事垄断，又重构了儿童在战争中的主体性。

影片刻意回避成人视角下的全景历史，拒绝呈现集中营、大规模屠杀等奇观化创伤，转而聚焦芬妮对“危险”感知的碎片化、感官化认知，让历史从教科书上的抽象数字，变成可触摸、可感知的生存体验。开篇不久，护送孩子们的成人反复强调看到戴红色臂章的人要低头，此时镜头并未直接拍摄纳粹士兵，而是聚焦芬妮低头时看到的红色臂章特写。红色布料的纹理、臂章上模糊的符号，成为芬妮对危险的第一重认知。当孩子们乘坐火车逃亡时，纳粹士兵登上车厢检查，士兵的皮靴从车厢过道一步步逼近，军靴的金属扣在灯光下反光，士兵的声音低沉而模糊，最终停留在芬妮面前的，是军靴踩在地板上的特写与士兵腰间手枪的轮廓。这种视角设计完全剥夺了观众的全知优势，观众与芬妮一同陷入未知的恐惧。我们不知道士兵是否会发现孩子们的身份，不知道下一秒是否会有暴力发生。这种信息差恰恰还原了战争中儿童的真实处境，他们对战争的认识从来不是“法西斯主义”“种族灭绝”等抽象概念，而是“红色臂章”“军靴声”“手枪轮廓”这些具体的、充满威胁的感官符号。

影片还通过视角的局限塑造历史的复杂，当孩子们在森林中遇到一位自称“反抗军”的男性时，镜头特写男性脸上的伤疤、粗糙的双手，以及他说话时闪烁的眼神，使芬妮的视角充满质疑色彩，观众此时与芬妮一样无法判断他是否可信。这种不确定性正是儿童认知世界的方式，也打破了传统二战片“非黑即白”的人物塑造。最终，这位男性虽未直接伤害孩子，却在中途被捕后泄露了他们的行踪。当芬妮从村民口中得知“他招供了”时，镜头停留在她低头看着自己鞋子的特写，没有愤怒的台词，只有手指无意识抠鞋缝的动作。这种战争中的信任与背叛的猝然翻转，往往比英雄与恶魔的二元对立更接近真实。

影片中，芬妮的主动性并非通过成人化的勇敢体现，而是源于她对生存逻辑的独特理解。当护送孩子们的成人全部被捕后，16岁的姐姐艾丽斯陷入恐慌，提议等待救援，此时芬妮却拿出藏在衣服里的地图。镜头特写她用指甲划过地图上的路线，声音设计中只保留她的呼吸声与纸张的摩擦声，她冷静地说，他们不会来了，得自己走。地图作为生存工具，在芬妮手中不是抽象符号，而是具体的行动指南。她记得成人说过的“沿着小溪走”“避开有铁丝网的地方”，这些细节通过她的视角被放大，成为儿童认知框架下的抗争策略。当火车即将驶入纳粹控制的边境车站时，芬妮通过车窗观察到车站有士兵检查，她没有犹豫，立刻决定跳车。镜头在此处采用芬妮的主观视角。窗外的树木快速后退，车站的铁丝网越来越近，她的心跳声被放大；随后芬妮第一个跳出火车，落地时踉跄了一下，却立刻转身招呼其他孩子；最后她伸出手，拉住年幼的女孩，眼神坚定。这一系列镜头没有刻意渲染英雄主义，却通过动作的连贯性展现了芬妮的决断力。她的勇敢不是无所畏惧，而是在恐惧中选择行动，这种主动性完全区别于传统儿童角色的被动等待。

但与传统英雄主义化的形象建构不同，影片对芬妮主体性的塑造仍旧始终保持儿童的真实性。当孩子们在森林中迷路、饥饿难耐时，芬妮也会崩溃地抱着膝盖哭泣；当她发现同伴偷偷藏起食物时，也会生气地抢过食物，分给大家。这些脆弱时刻的呈现，非但没有削弱芬妮的主体性，反而让她的形象更立体。

在影片中，几乎没有直接的暴力镜头，没有血腥的屠杀，没有撕心裂肺的哭喊，但战争的创伤却通过日常细节的断裂无处不在。那些原本属于和平时期的日常动作、日常场景，在战争中被赋予恐惧的意义。影片开篇，孩子们在临时收容所里分面包，孩子们围坐在一起，艾丽斯熟练地将面包分成小块，每个孩子都安静地接过面包，脸上带着腼腆的笑容，背景中隐约有孩子们的笑声与窗外的鸟鸣。这是一个充满温暖日常的场景，面包象征着分享与安全感。而当孩子们开始逃亡后，同样的分面包场景却完全变了样。在火车车厢里，艾丽斯再次拿出面包，却发现面包已经变硬，她用力掰了好几次才掰开。此时纳粹士兵的脚步声从车厢外传来，孩子们的手瞬间僵硬，面包屑掉在地上，没有人敢捡，原本安静的车厢只剩下紧张的呼吸声。同样的分面包动作，从温暖的日常变成恐惧的仪式。面包不再是分享的象征，而是生存的稀缺品；孩子们的动作不再是熟练的习惯，而是小心翼翼的恐惧。这种日常的断裂清晰地，传递出战争的创伤不仅体现在宏大的暴力事件中，更体现在对日常逻辑的撕裂。当一个简单的分面包都需要恐惧地完成时，战争对生活的摧毁已然深入骨髓。

同样地，当火车行驶在夜色中时，孩子们原本在低声交谈，分享着对未来的想象。有的孩子说想去瑞士看雪山，有的说想找到爸爸妈妈，车厢里的灯光昏暗，孩子们的脸在灯光下显得稚嫩而充满期待。突然，火车减速，车厢外传来纳粹士兵的说话声，每个孩子的表情瞬间凝固，交谈声戛然而止，车厢里只剩下火车的轰鸣声与孩子们的呼吸声。一个年幼的女孩想咳嗽，却被身边的孩子捂住嘴，镜头停留在女孩憋红的脸与捂住她嘴的手上。沉默原本是休息的状态，在战争中却变成生存的必要；咳嗽原本是身体的本能，在战争中却可能招来死亡。这种日常行为的异化，使影片无时无刻从细节中体现出战争的恐惧不是偶尔的暴力，而是无处不在的生存压力，而是渗透到每一个日常动作中，让正常的生活变成一种奢望。

但影片在呈现异化了的日常的同时，并未陷入悲情的泥潭，而是通过大量自然意象的运用，承载微小的希望与生存的韧性。这些自然意象不是刻意煽情的符号，而是与孩子们的生存体验紧密结合的情感载体。野草莓、雨后的阳光、边境的小溪，这些在和平时期微不足道的自然事物，在逃亡途中成为希望的象征，构建起创伤与希望共生的美学维度。当孩子们在森林中迷路，饥饿与疲惫让他们几乎绝望时，芬妮突然发现了路边的野草莓。绿色的叶子间点缀着红色的草莓，在阴暗的森林中显得格外鲜艳；随后切芬妮小心翼翼地摘下一颗草莓，放进嘴里，脸上露出惊讶的表情，草莓的酸甜让她暂时忘记了饥饿。她立刻招呼其他孩子过来，孩子们围在一起，摘下草莓分享。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照在孩子们的脸上，他们的笑容虽然疲惫，却充满了发现的喜悦。这里的野草莓不是刻意的希望符号，而是偶然的生存馈赠，它渺小、廉价，在和平时期可能无人问津，但在逃亡途中，却成为孩子们活下去的动力。导演没有用激昂的音乐烘托，没有用特写镜头放大喜悦，只是用自然的光影与孩子们真实的表情，让微小的希望自然流露，这种克制的诗意比刻意的煽情更具感染力。

当孩子们冒雨穿过森林，浑身湿透，又冷又饿时，雨突然停了，阳光透过云层照下来。阳光穿透树叶，形成一道道光柱，照在孩子们沾满泥土的脸上；芬妮抬起头，闭上眼睛，感受着阳光的温暖，她脸上的雨水与泥土混在一起，却露出了一丝微笑；其他孩子也纷纷停下脚步，抬起头，享受着这短暂的温暖。这里的阳光不是胜利的象征，而是成为一种暂时的慰藉。它没有改变孩子们逃亡的处境，没有带来获救的希望，却让孩子们在疲惫与恐惧中获得了片刻的平静。当孩子们终于抵达瑞士边境，看到一条清澈的小溪时，小溪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对岸是绿色的草地，与孩子们身后阴暗的森林形成鲜明对比；芬妮第一个走进小溪，溪水没过她的脚踝，她回头看向其他孩子，脸上露出了释然的笑容；孩子们纷纷走进小溪，水流过他们的脚，带走了泥土与疲惫。这里的小溪不是自由的终点，而是跨越的象征，既象征着从纳粹控制区到中立国的跨越，也象征着从恐惧到希望的跨越。导演没有用宏大的音乐或激动的欢呼来渲染这一刻，而是用溪水的流动声、孩子们的笑声这些自然的声音，让自由变得可触、可感。自由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溪水流过脚踝的清凉，是看到对岸草地的喜悦，是终于可以放心呼吸的释然。

总的来说，《芬妮的旅程》以儿童限制性视角解构了宏大历史的叙事垄断，让历史从抽象的数字变成可触的个体体验；以日常性的诗学构建了反奇观化的创伤美学，让创伤从暴力的奇观回归日常的异化。以其独特的叙事实验、创伤美学与记忆传递方式，为二战电影的创作提供了新的范式。

来源：CH菜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