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中国电影史上，吴贻弓导演的《城南旧事》以其散文诗般的叙事风格和深沉的文化底蕴，成为一代人心中的经典。而他在1990年执导的《月随人归》，则是在这一风格基础上的延续与探索。影片改编自赵辛予的小说《租妻》，讲述了一个跨越海峡、时隔三十六年的重逢故事。然而，尽管导
在中国电影史上，吴贻弓导演的《城南旧事》以其散文诗般的叙事风格和深沉的文化底蕴，成为一代人心中的经典。而他在1990年执导的《月随人归》，则是在这一风格基础上的延续与探索。影片改编自赵辛予的小说《租妻》，讲述了一个跨越海峡、时隔三十六年的重逢故事。然而，尽管导演在影像语言上极力追求诗意与意境，影片在叙事逻辑、情感铺垫与时代真实性方面却显露出诸多不足，使其未能如《城南旧事》那般成为传世之作。本文将从影片的诗意建构、叙事缺陷、时代背景的淡化与真实性的矛盾，以及制作过程的局限四个方面，对《月随人归》进行深入剖析。
一、月意象的诗意追求与视觉表达的局限
吴贻弓在《月随人归》中试图以“月亮”作为贯穿全片的情感线索与视觉符号。他在导演阐述中明确表示：“我希望它们能成为一种贯穿全片的情绪链，甚至是一种蒙太奇段落的韵脚。”为此，影片中设计了多达27个月亮镜头，大小不一、色彩各异，力图在视觉上营造出一种浪漫而抒情的氛围。月亮在片中不仅是时间的标记，更是人物情感的投射与象征：林梦芸倚窗独望时，张汉元吸烟沉思时，两人重逢对谈时，月亮始终悬挂于天际，仿佛见证着人间的悲欢离合。然而，这种刻意而为的意象堆砌，并未真正实现导演所期待的“情绪链”或“韵脚”效果。尽管月亮镜头数量众多，但其表现形式单一，大多为一轮圆月，缺乏形态、光影与构图的动态变化。月亮与人物情感之间的关联也显得生硬，未能形成“情景交融”的美学境界。例如，在林梦芸与张汉元重逢的场景中，月亮的出现更像是一种机械的点缀，而非情感的自然延伸。观众在反复出现的圆月中，感受到的并非诗意的共鸣，而是视觉上的重复与审美疲劳。此外，导演希望月亮具有“拟人的情趣”，甚至在某些场景中夸张其比例与色彩，以强化浪漫效果。这种处理虽在视觉上具有一定冲击力，却也削弱了月亮作为情感象征的含蓄性与深度。月亮不再是“阴晴圆缺”的人生隐喻，而更像是一种装饰性的视觉元素，未能真正承载起影片所要表达的“苍苍翠微”般的历史沧桑感。
二、叙事逻辑的断裂与情感共鸣的缺失
《月随人归》的剧本改编自《租妻》，本身是一个关于“假夫妻”与旧情复燃的通俗故事。导演试图通过这一故事，探讨海峡两岸家庭在历史洪流中的分离与重逢，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理解与和解。然而，影片在叙事上存在多处逻辑漏洞，严重影响了观众对情节的信任与情感的投入。首先，张汉元与林梦芸年轻时因父亲反对而分离，三十六年后重逢，情感的发展缺乏足够的铺垫。两人昔日的爱情描写过于简略，未能通过细节展现其深厚的情感基础，导致观众难以理解他们为何在多年后仍对彼此念念不忘。此外，张汉元与家人一直保持书信往来，却对林梦芸的婚姻状况一无所知，这一设定显得牵强。父母明知对林梦芸有所亏欠，却未在重逢后积极促成两人和解，反而显得被动与冷漠，这与中国人家庭伦理中的情感逻辑不符。其次，影片中一些情节安排显得刻意而缺乏生活实感。例如，张汉元因父亲要办宴席而提前返台，假夫妻在宾馆分住两间房而非选择套间，这些细节虽服务于戏剧冲突，却未能在现实生活中找到合理依据。观众在观看过程中，往往会因这些不自然的安排而出戏，难以沉浸于故事的情感世界。最终，影片未能通过一个普通的爱情故事，升华出更具普遍意义的情感主题。导演希望故事“发生在身边”以增强真实感，甚至直接使用上海的真实地名与外景，如美琪大戏院、外白渡桥等。然而，真实场景的运用并未弥补情节本身的虚浮，反而凸显了叙事与生活逻辑之间的脱节。
三、时代背景的淡化与历史真实的隐没
《月随人归》的故事背景设定在1990年代初的上海，涉及海峡两岸的家庭团聚与历史遗留问题。导演有意将政治与宗教等敏感议题转化为家庭内部的情感矛盾，以期在当时的审查环境下实现艺术表达。然而，这种处理方式也带来了一定的叙事代价。影片中，张汉元与林梦芸的分离原本与宗教信仰冲突有关，但在当时的上海社会，这一设定缺乏典型性与说服力。观众难以相信，一段因宗教问题而被拆散的爱情，会在三十六年后仍具有如此强烈的情感张力。导演将历史的大背景推至幕后，专注于家庭成员之间的情感隔阂与沟通，虽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去政治化”的艺术处理，却也削弱了故事的历史厚度与时代真实感。此外，影片对台湾与大陆关系的描写也显得轻描淡写。张汉元作为离家三十六年的游子，其身份与情感体验未能得到深入挖掘。他与家人之间的隔阂，更多表现为一种表面的尴尬与陌生，而非深植于历史悲剧中的心理创伤。这种处理虽然符合当时的主流叙事，却也使得影片在情感深度上显得单薄。
四、制作过程的仓促与艺术打磨的不足
《月随人归》从剧本修改到最终送审，仅用了146天，其中拍摄周期仅9天，后期制作42天。相比之下，《城南旧事》仅酝酿与筹备就用了154天。这种高强度、短周期的制作模式，无疑对影片的艺术质量产生了直接影响。剧本的仓促修改与拍摄进度的紧张，导致情节未能充分打磨，人物塑造流于表面。影片中许多场景显得匆忙而缺乏张力，情感转折也未能得到充分展开。例如，张汉元与林梦芸重逢后的情感发展，几乎是在几个场景中迅速完成，缺乏细腻的心理描写与情感积累。观众难以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建立起对人物命运的共情。此外，影片在音乐与画面的配合上虽有一定水准，却未能如《城南旧事》那般形成统一的艺术风格。音乐在某些场景中甚至显得有些煽情，未能与影像形成真正的对话与互补。《月随人归》是吴贻弓在《城南旧事》之后的一次重要尝试，他希望在商业片泛滥的时代，继续坚持其散文化的电影美学。影片在月亮意象的运用、真实场景的选取、家庭情感的描写等方面，均体现出导演的艺术追求。然而，由于叙事逻辑的缺陷、时代背景的淡化与制作过程的仓促，影片未能实现其艺术初衷。
尽管如此，《月随人归》仍值得我们在今天的电影语境中重新审视。它提醒我们，电影的诗意不应仅仅依赖于视觉符号的堆砌，而应植根于真实的情感与历史土壤。只有在叙事与影像、情感与形式之间找到平衡，才能创作出真正打动人心的作品。在当下的电影序列中，我们依然期待如《月随人归》这般注重文学性与抒情性的作品。它们或许不完美，却代表了中国电影在艺术探索中的一种方向与坚持。正如吴贻弓所言：“希望它们能成为一种贯穿全片的情绪链。”我们亦希望，未来的中国电影能在诗与真之间，找到更加成熟的表达方式。
来源：倾城之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