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耳+王一博再联手，《人鱼》能复制《无名》9亿票房神话吗？

摘要：这恐怕是当下电影圈最悬而未决的一道考题。两年前的春节档，当《无名》以黑马姿态，在一片“文艺片必亏”的唱衰声中，硬生生劈开一条票房超九亿的血路时，许多人看到了“作者导演+顶级流量”这一模式的可能性。导演程耳那套精巧的叙事迷宫、克制的镜头语言，被王一博的庞大粉丝基数稳稳托住。于是，一个看似悖论的公式被悄然验证：最作者化的表达，与最市场化的流量，竟能在一个项目里实现风险对冲。然而，当合作从《无名》延续到《人鱼》，当“演员王一博”的身份里悄然增加了“海口那可是家大影视文化有限公司”这一与王一博关联的公司作为项目投

“9亿票房让程耳‘翻身’，但同样的配方，在《人鱼》身上还能奏效吗？”

这恐怕是当下电影圈最悬而未决的一道考题。两年前的春节档，当《无名》以黑马姿态，在一片“文艺片必亏”的唱衰声中，硬生生劈开一条票房超九亿的血路时，许多人看到了“作者导演+顶级流量”这一模式的可能性。导演程耳那套精巧的叙事迷宫、克制的镜头语言，被王一博的庞大粉丝基数稳稳托住。于是，一个看似悖论的公式被悄然验证：最作者化的表达，与最市场化的流量，竟能在一个项目里实现风险对冲。

然而，当合作从《无名》延续到《人鱼》，当“演员王一博”的身份里悄然增加了“海口那可是家大影视文化有限公司”这一与王一博关联的公司作为项目投资方时，这场实验已经超越了单纯的选角与合作，进入了更深层的商业绑定。这门被精心计算的生意，究竟是文艺片求存的时代解法，还是一个不可复制的偶然奇迹？

解剖《无名》：一次精准的“风险对冲”

复盘《无名》的成功，更像一场教科书级的“风险对冲”操作。当影片顶着“文艺谍战”的标签闯入厮杀最烈的春节档时，其票房结构本身就揭示了答案的复杂性。

不妨用另一部高口碑文艺片作为参照系。同样在当年引发热议的《宇宙探索编辑部》，以其8.4的豆瓣高分，最终票房却定格在约6000万元。这基本反映了传统文艺片在国内市场的普遍天花板——依赖垂类观众，难以突破圈层。《无名》则完全不同。高达八亿的票房背后，一个被广泛讨论的数据是粉丝惊人的预售贡献，有说法称预售阶段便有亿元级别的资金涌入。尽管粉丝力量并不足以直接决定排片，但规模化的包场、锁场，在影片上映初期为其筑起了一道坚实的票房“防波堤”，确保了电影能在激烈的档期竞争中存活下来，获得让口碑发酵的时间和空间。

这背后，是艺术与商业一次微妙的兼容。导演程耳的作者风格——非线性叙事、独特的视觉美学，本身具备一定的观影门槛。王一博的加入，巧妙地改变了影片的受众光谱。对于其庞大的粉丝群体而言，电影首先是一次对偶像转型的见证，叙事迷宫本身成为解读偶像表演的“附加题”。而对影评人和部分影迷，王一博的“本真”特质在程耳的镜头下被重新解读为一种契合角色的“去表演化”尝试。两者在舆论场上共同构建了一个“惊喜”的叙事：流量明星在严肃导演手下实现了突破，作者电影也因流量加持收获了商业成功。于是，看似矛盾的两极，在《无名》这个特殊项目中，竟形成了暂时的和解。

从《无名》到《人鱼》：升级的变量与暗藏的险滩

然而，模式的成功并不意味着可以简单复制。从《无名》到《人鱼》，市场、题材与演员自身的处境，都发生了关键变化，这些变量构成了新的挑战。

首先，是审美环境的变迁。自《无名》后，“流量明星搭配严肃题材”的组合在市场上并不鲜见，观众对此类搭配的演技期待已悄然升高。单纯的“有突破”可能已不足以构成新的看点。其次，题材壁垒陡然增高。《无名》依托的谍战类型，虽经程耳之手高度艺术化，但仍具备基本的叙事框架和受众基础。而《人鱼》被描述为一部“科幻寓言题材”的纯粹文艺片，意图“冲奖”。这种更为抽象、小众的题材，对非粉丝群体的吸引力存在巨大不确定性。最后，是王一博个人口碑阶段的变化。凭借《无名》《长空之王》《热烈》等作品，他完成了从“流量爱豆”到“电影演员”的初步转型。但在《人鱼》中，他的责任已从“证明自己”演变为“持续稳定输出”，并可能被寄予“扛起小众文艺片票房”的期待。这意味着影片需在巩固粉丝基本盘的同时，更大程度地撬动大众口碑，实现真正的跨圈层渗透。

更值得玩味的是合作模式本身的升级。公开信息显示，《人鱼》的投资方中，出现了“海口那可是家大影视文化有限公司”。而这家公司的法人代表曾为演员沈腾，且海南地区因税收等优惠政策，聚集了众多明星关联企业，王一博也在海南注册有公司。这或许意味着，王一博或其关联方已从《无名》中的核心演员，转变为《人鱼》的“利益共同体”之一。当“演员”与“出品方”的身份开始重叠，创作的话语权、风险的共担模式，都已悄然改写。

模式的成与败：那些可以参照的镜子

放眼国内外，“作者性与市场号召力结合”的尝试并非孤例，成败皆有，关键在于变量组合。

成功的范本，往往建立在极高的适配度和长期信任之上。国内最典型的例子是郭帆与吴京。从《流浪地球》开始，吴京以零片酬出演并投资6000万的雪中送炭，到《流浪地球2》的深度合作，再到《流浪地球3》的继续携手，两人构建了一种“导演的专业雄心+国民演员的号召力与资源”的长期绑定模式。吴京的“投资天才”属性与硬汉形象，完美契合了科幻大片的工业化需求与精神内核。国际案例中，克里斯托弗·诺兰与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在《盗梦空间》的合作堪称典范。诺兰凭借其《蝙蝠侠：黑暗骑士》系列建立的商业信誉，获得了1.6亿美元的投资拍摄这部原创科幻巨制；莱昂纳多则以其顶级的演技和巨星魅力，与诺兰的复杂叙事彼此成就。该片最终在全球收获超过8.3亿美元的票房，并获得多项奥斯卡技术大奖，实现了艺术与商业的双重登顶。

失败的教训则更为普遍。国内外都不乏文艺片导演与当红偶像合作的票房惨案。失败的关键往往在于导演的创作风格与明星的公众形象、表演体系难以兼容，导致影片口碑撕裂；或是题材过于小众，粉丝基本盘无法支撑起项目的商业回本需求，最终导致“叫好不叫座”甚至口碑票房双输。这表明，“风险对冲”的前提是导演与明星必须找到那个微妙的平衡点，且题材本身需与流量明星的受众有最低限度的交集。

产业重塑：当流量成为“风险合伙人”

程耳与王一博模式的深化，正悄然改变电影产业的权力结构。流量明星的角色，正在从片方用以降低风险的“票房保险”，升级为与导演共担艺术风险和市场风险的“合伙人”。

这种转变带来新的制片逻辑。资本在评估一个作者电影项目时，可能会将“是否有顶级流量愿意深度绑定（甚至投资）”视为一个重要的风险评估指标。这在一定程度上，为有艺术追求但商业前景不明的导演提供了新的生存空间。但硬币的另一面是，导演的创作是否会因此受到无形的影响或妥协？流量明星又是否借此路径，加速了自身从“被挑选的艺人”向拥有行业话语权的“专业电影人”的转型？王一博接连合作程耳、辛爽（网传）等风格鲜明的导演，似乎正在勾勒这样一条路径。

《人鱼》的边界：模式的天花板与未来

回到最初的问题：《人鱼》能否超越《无名》？

这场实验的成败，最终取决于几个核心变量的角力：科幻寓言题材与王一博受众的兼容性如何？在经历了2024年上半年被业界认为“近十年低谷”的市场调整期后，观众对高概念文艺片的耐心还剩多少？王一博的个人口碑能否持续支撑其“破圈”引力？导演程耳在获得了更大的创作自由和资本保障后，其掌控力能否驾驭更复杂的表达？

《无名》的成功，证明“作者导演+顶级流量”可以在特定条件下对冲风险，开辟一条新路。但它更像一个精巧的特例，其经验无法粗暴套用。《人鱼》的挑战在于，它需要在题材更冒险、市场更谨慎的环境中，验证这种绑定模式的抗压能力和增长极限。它不仅要复制《无名》的粉丝基本盘，更需完成一次真正的路人盘扩容，才能触及更高的票房天花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