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一部家庭史，如何映照乡愁记忆与社会变迁？正在热映中的电影《翠湖》，给出了诗意答案。青年导演卞灼以电影的温柔，去完成外公未尽的诉说。当家庭琐事升腾为时代注脚，当昆明翠湖的日常光影承载起三代人的悲欢，一段私人记忆便拥有了普世的重量。《翠湖》完成的，不仅是孙辈对祖辈

一部家庭史，如何映照乡愁记忆与社会变迁？正在热映中的电影《翠湖》，给出了诗意答案。青年导演卞灼以电影的温柔，去完成外公未尽的诉说。当家庭琐事升腾为时代注脚，当昆明翠湖的日常光影承载起三代人的悲欢，一段私人记忆便拥有了普世的重量。《翠湖》完成的，不仅是孙辈对祖辈的单纯纪念，更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回应和治愈。

■留下长辈的故事更有意义

外公去世三年后，卞灼发现一本他留下的日记，第一页的头一句话写着：“我好想你，元勤。”元勤是外婆的名字。关于外公的记忆和遗憾，瞬间淹没卞灼的思绪。

接下来，他在日记中看到了更多外公生命最后几年的心里话，有对妻子的思念，对衰老的无奈，还有对三个外孙的牵挂。电影专业的卞灼萌生出一个念头：把外公的日记拍成电影。

外公在去世前有太多遗憾，对妻子的深情、对家人的关爱，还有他晚年的孤寂……这些无人可说的话随着外公的去世日渐飘零，却在卞灼的心里越积越沉。他很认同作家熊景明的观点：“留下长辈的故事,比留下他们的骨灰更有意义”。

一开始，卞灼的剧本试图还原老人家坎坷的一生，结果越写越痛苦。当他拿着日记里的一些情节去和当事人求证，却发现很多事情他们都不记得了。“日记改编成电影难，但当大家不记得日记里发生的事时，它反而成了可以被虚构的对象。”从此，卞灼迈过了心里的坎儿，也打破了创作中真实与虚拟的边界。他意识到，外公在日记里描写痛苦，只是需要一个通道去诉说；自己的创作，应该是帮外公表达，同时也把家族的故事讲出来。剧本的方向，从此变得温暖起来。

■家族故事展现社会发展变迁

《翠湖》剧本结构精巧，外公的三个女儿搭建起三代人的家庭关系，从中映射出时代的发展以及阶层、代际的差异。

卞灼笑言，片中的家庭结构和自己的现实生活一致，外公的确有三个女儿，第三代则是表哥、表姐和自己。但在人物设定上，卞灼基于社会阶层划分来构建整个家族。“我希望每个人代表特定的群体。三个小家庭分别来自工薪阶层、中产阶层和精英阶层。每个家庭根据其物质资源的占有情况，在家族中拥有不同程度的话语权，这也直接影响年轻一代。”他希望影片除了讲述家庭故事，也能展现过去几十年中国社会的发展变迁。

以外公为代表的第一代人，经历过动荡的岁月，人生经历最丰富，看似与当下格格不入，但自有一套生活哲学和智慧，内核最稳定；以三个女儿为代表的第二代人，能够在时代浪潮的起伏中适应变化；三个孙辈构成的第三代人，很难在信息风暴中找到稳定的主心骨，他们追求个性，却也不容易找到真实的自我。

■拍出不一样的云南味道

美得充满诗情画意的翠湖、弥漫着市井烟火气的饵块摊、云南方言和普通话交织的台词……《翠湖》让观众看到了不一样的云南，让翠湖这个昆明人的“城市会客厅”超越地理标志，成为情感坐标，承载起家庭叙事与乡愁记忆。

卞灼坦言，他眼里的家乡不仅有美丽的风景，也有城市生活。“昆明的生活节奏非常缓慢、安逸，在这里生活肯定不会陷入焦虑。本地人不用向外求，都是‘家乡宝’。”卞灼透露，影片拍摄完全没有搭景，全都找实景拍摄。对他来说，选景就是在“选一种味道”，一定得有人的气息和生活的痕迹。《翠湖》演员均来自云南本土，还有不少是素人。在表演风格上，卞灼希望演员能呈现一种源自生活的自然风格。

作为一部没有明星、没有资源、没有大投资的“三无”电影，卞灼一开始计划用自己的存款拍完《翠湖》，没想到刚开机就发现预算不够。最后在亲人的帮助下，电影终于顺利完成，银幕内外同样温暖。卞灼说，自己计划拍一套“家乡三部曲”，《翠湖》是第一部，接下来两部仍然是关于昆明的人和事。在他看来，好电影是能够“流淌到观众心里”的作品。本报记者 袁云儿

来源：北京日报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