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从《刺杀小说家》《平原上的摩西》，再到《飞行家》与《我的朋友安德烈》，双雪涛的文学世界正以影视的形式走入大众的视野，在东北大地的工业废墟上种文学之花是他一贯的特质。而电影《我的朋友安德烈》将人物的精神困境与地理空间的颓败同构，在东北的地域肌理中，用个体的疼痛揭

潮新闻客户端 程子悦

从《刺杀小说家》《平原上的摩西》，再到《飞行家》与《我的朋友安德烈》，双雪涛的文学世界正以影视的形式走入大众的视野，在东北大地的工业废墟上种文学之花是他一贯的特质。而电影《我的朋友安德烈》将人物的精神困境与地理空间的颓败同构，在东北的地域肌理中，用个体的疼痛揭开时代的伤痕。

下了“大半场电影”的大雪，阻断了主人公李默的赴丧之路，打开了他的记忆之门。大门之后是空旷的旧工厂、沉寂的铁轨、热气氤氲的集体澡堂、夜晚昏黄的路边摊……这些标记着一代人集体记忆的地理坐标，描绘出国企改制后东北的生存底色。影片用暖黄色光影呈现出独属于一代人的梦核记忆，那些被时代遗忘的工业废墟，影射着昔日老工业基地荣光的衰落，让整部影片弥漫着一种伤痛和失落。

《我的朋友安德烈》海报，片方供图

《我的朋友安德烈》避开了对下岗潮的直白铺陈，而是以东北为地理坐标，将时代的疼痛溶解到个体的伤口中。从工业的崩塌，到家庭的裂痕，再到李默的心灵创伤，精准展现了时代阵痛“自上而下”的投射路径。

影片中没有轰轰烈烈的下岗镜头，但你就是知道，大人的争吵、爸爸的酗酒、妈妈的抱怨这些未被影片注解的部分都与那个时代的“国企改革”有关。李默家庭的分崩离析成为“下岗潮”的一个微缩景观，爸爸和妈妈代表了时代的两种选择——被困在原地的人和决绝出走的勇敢者。在经济困顿与情感冷漠中看不到希望的妈妈，最终以出走的方式发起对时代的无声反抗。

幼年李默和幼年安德烈同样也是时代伤痛的直接承受者，只不过他们选择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姿态。

安德烈如同堂吉诃德一般，以浪漫主义的姿态对抗时代规则，他改掉父亲取的名字、在班级里反抗老师、化身正义使者在升旗仪式上为李默出头，然而最终招来的是父亲的暴力和学校的驱逐，最终在一桶滚水中，成为拒绝被时代驯化者的悲剧标本。

而李默的怯懦与沉默，换来的是青春记忆中无法放下的遗憾与执念，换来的是终身背负的梦魇，最终在人格中分裂出安德烈的影子。一“烈”一“默”，两人的命运，成为一种隐喻，共同昭示着：无论是隐忍还是反抗，都逃不过时代齿轮的碾压。

厂房那扇紧闭的大门，似乎被楔上了二人的命运之锁。幼年安德烈怎么都打不开的门，暗示着少年们被时代裹挟的宿命，门的后面是无力挣脱的现实困境与难以言喻的心灵创伤。但当成年李默穿过记忆的风雪再次来到这间旧厂房，门却被轻而易举地推开了，与幼年安德烈的重逢，成为一场迟来的告别，告别少年的遗憾，也告别内心的执拗。门的开合之间，是李默自我的救赎与和解，也是个体与时代伤痛的和解。结尾的《明天会更好》，似乎也在预示着东北老工业基地在转型阵痛中的重生，告知我们这片土地中依然埋藏着明天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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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钱江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