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叫赵东，十九岁，不是红星公社的本地人。我是从城里来的，身份是电影放映员。
75年的风，是从公社大喇叭里吹出来的。
干硬，带着一股子铁锈味儿，还有麦秆和尘土混合的气息。
我叫赵东，十九岁，不是红星公社的本地人。我是从城里来的，身份是电影放映员。
一个听起来比记工分的社员们洋气那么一点点的身份。
我的全部家当就是两台“长江”牌的移动放映机，十几盒铁皮烤漆的电影拷贝。拷贝盒子边角都磕碰得露出了铁皮，上面用白漆写着编号，《地道战》、《南征北战》、《红日》。
翻来覆去就是那么几部。
可社员们爱看。
每次我把那块巨大的白布往打谷场两棵老槐树中间一挂，整个公社就像提前过年。
天还没擦黑，孩子们就搬着小板凳，疯跑着抢占最好的位置。大人们揣着旱烟袋，或者嗑着瓜子，三五成群，嗡嗡地说着话，像一大群蜜蜂。
那光，那影，对他们来说，就是神迹。
而我，就是那个把神迹带来的人。
所以，即使我不是本地人，社员们对我总有几分客气。递过来的烟，塞过来的煮红薯，都透着一股热乎劲儿。
我大部分时候只是腼腆地笑笑，接过来，然后闷头调试我的机器。
我知道，他们敬畏的不是我赵东，而是那束能把人像和故事投到几十米外白布上的光。
李曼就是这个时候出现的。
她第一次找我说话，是在一场《平原游击队》放完之后。
社员们还意犹未尽地在议论李向阳的盒子枪，我正满头大汗地把沉重的放映机往收纳箱里搬。
“赵东同志。”
一个声音，清亮，不紧不慢，像山泉水滴在石头上。
我一回头，就看见了她。
她站在离我三步远的地方，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蓝色干部服，短发，齐耳。打谷场上昏暗的灯光勾勒出她清瘦的轮廓。
她是公社的女支书，李曼。
我来公社一个多月，只在开大会的时候远远见过她。她总是在主席台上念文件，声音严肃，不带什么感情。
私下里，这是第一次。
“李支书。”我赶紧放下手里的东西，有点手足无措地在裤子上擦了擦手。
“辛苦了。”她说，眼睛很亮，在夜里像两颗星星，“给大伙儿带来了精神食粮。”
这是官话，我听过很多次。
但我总觉得，从她嘴里说出来，好像有那么点不一样。
“应该的，为人民服务。”我赶紧答道，这也是官话，标准答案。
她好像笑了一下，嘴角微微往上翘了翘，但很快又恢复了平静。
“设备都还好吧？有什么困难就跟公社提。”
“都好，都好，就是这个镜头盖有点松，回头我用胶布缠一下就行。”我指了指机器。
“别凑合。”她说，语气不容置疑，“公社的财产，要爱护。明天去后勤老王那儿领个新的。”
我愣了一下，一个镜头盖而已，我自己能解决。
“谢谢李支书。”但我还是点头答应了。
她“嗯”了一声，又看了看我那笨重的箱子。
“一个人搬，很重吧？”
“习惯了。”
“以后让民兵队的来帮你搭把手。”
我心里一阵感激，这可是实打实的关心。民兵队那些小伙子，一个个壮得跟牛犊子似的。
“不用不用，我……”
“就这么定了。”她打断我，语气还是一样，不紧不慢，但就是让你没法反驳。
她说完，没再多留，转身就汇入了渐渐散去的人群里。
我看着她的背影，清瘦，挺直，像一棵小白杨。
那天晚上，我躺在公社给我安排的宿舍里，翻来覆去睡不着。
脑子里全是她那双在夜里亮得惊人的眼睛。
第二次放电影，是三天后，放《奇袭白虎团》。
开场前，民兵队的两个小伙子果然来了，二话不说，帮我把器材扛到打谷场，三两下就把幕布挂好了。
省了我一身汗。
我朝人群里望了望，没看见李曼。
心里竟然有那么一丝若有若无的失落。
我骂自己，想什么呢，人家是支书，日理万机，哪能天天围着你个放电影的转。
电影放到一半，严伟才他们侦察排和敌人肉搏，最紧张的时候，我感觉旁边有人。
一转头，又是她。
她不知什么时候来的，就站在我旁边，静静地看着幕布，侧脸在放映机漏出的微光里，显得有些柔和。
我心跳猛地漏了一拍。
“李支书。”我压低声音喊了一声。
她转过头，对我做了个“嘘”的手势，然后指了指银幕，示意我专心。
我只好把头转回去，可心思已经飞了。
我能闻到她身上传来的一股淡淡的皂角香味，不是城里那种香皂，就是最普通、最原始的那种。
很好闻。
电影结束，社员们潮水般退去。
民兵队的又来帮我收拾。
我跟李曼道谢。
“应该的。”她说，看着我，“你这活儿，是个技术活，也是个力气活。”
我笑了笑，没说话。
“收拾好了，来我那一趟。”她忽然说。
我脑子“嗡”的一声。
去她那儿？
她住的地方我知道，就在公社大院最后面一排，单门独户的一个小院子。据说她爱人是军人，牺牲在了前线，她一个女人家，带着个五六岁的孩子。
“李支书，我……”我想找个理由推脱。
大晚上的，一个单身女人家，我一个大小伙子，传出去不好听。
“怎么？怕我吃了你？”她嘴角又露出那种似笑非笑的表情，眼睛在黑暗里闪着光，“我那儿还有点前两天分的红薯干，给你尝尝。你城里来的，没吃过这个吧？”
话说到这个份上，我没法拒绝了。
“那……谢谢李-支书。”
她的小院子收拾得很干净。
一小块菜地里，种着几垄青菜，还搭着豆角架。
屋里也很整洁，一张木板床，一张八仙桌，两条长凳。墙上贴着一张毛主席的画像。
最显眼的是桌上那个搪瓷杯，上面印着“赠给最可爱的人”，杯沿有好几处磕掉的瓷。
一个扎着羊角辫的小女孩，正趴在桌上打瞌睡。
“这是我女儿，妞妞。”李曼走过去，轻轻摸了摸孩子的头，声音里满是温柔。
我局促地站在门口，不知道该不该进去。
“进来啊，站着干嘛。”她回头对我说。
我这才挪着步子走进去。
她从一个瓦罐里抓了一把红薯干，放到一个盘子里，推到我面前。
“尝尝，自己家晒的。”
红薯干很硬，但嚼起来很甜，满口都是阳光的味道。
“好吃。”我由衷地赞叹。
她笑了，这次是真的笑了，眼睛弯成了月牙。
“慢点吃，喝口水。”她给我倒了一杯热水。
水是温的，喝下去，胃里很舒服。
“妞妞，快去睡觉。”她催促着女儿。
小女孩揉着眼睛，迷迷糊糊地看了我一眼，有点怕生，躲到李曼身后，然后才一步三回头地进了里屋。
屋里只剩下我们两个人。
气氛一下子有点微妙。
我埋头啃着红薯干，不敢看她。
“电影里那些地方，你都去过吗？”她突然问。
“啊？”我没反应过来。
“就是……电影里演的，北京，上海……那些大城市。”
“哦，没，我就在省城待过。”我老实回答，“我爸妈是厂里的工人。”
“省城好啊。”她感叹了一句，眼神有点悠悠的，“我还没去过省城呢。”
“以后有机会的，现在火车方便。”
“有机会……”她重复了一句，像是说给我听，又像是说给自己听。
那天晚上我们没聊太多。
大多是她在问，我在答。问我城里的事，问我放电影的技术。
我感觉她对我的一切都很好奇。
临走的时候，她把剩下的半盘子红薯干用张报纸包了，硬塞给我。
“拿着，晚上饿了当个零嘴。”
我推辞不掉，只好收下。
走出她的小院，夜风一吹，我才感觉脸颊有点发烫。
怀里揣着那包红薯干，沉甸甸的，也热乎乎的。
从那以后，李曼总会找各种理由让我去她那儿。
有时候是让我去拿公社的新文件，顺便学习一下。
有时候是她院子里的水管坏了，让我帮忙看看。其实我哪儿会修那个，但她就那么看着我，我就只好硬着头皮去拧几下，最后还是她自己不知从哪儿找来工具修好了。
每次去，她总会给我“开小灶”。
有时候是一碗稠稠的玉米糊糊，上面卧着一个金黄的荷包蛋。
有时候是几个刚出锅的菜团子，里面是野菜和猪油渣，香得人直流口水。
在那个年代，这都是了不得的美味。
公社食堂的大锅饭，永远是清汤寡水的，见不到一点油星。
我一个正在长身体的小伙子，每天都饿得前胸贴后背。
李曼给我的这些“小灶”，不光填饱了我的肚子，也像一团火，把我心里某个地方烧得暖烘烘的。
我开始盼着放电影。
因为我知道，电影散场后，那扇为我亮着灯的小院门，和那碗热气腾腾的“小灶”，在等着我。
流言蜚语就是从那时候起来的。
“哎，你看，赵放映员又去李支书家了。”
“可不是嘛，这都第几回了？天天开小灶呢。”
“一个寡妇，一个大小伙子，这黑灯瞎火的……”
话很难听。
传到我耳朵里，我脸涨得通红，想跟他们理论，又不知道从何说起。
我和李曼之间，清清白白。
可这“清白”两个字，我说出来，我自己都觉得有点虚。
我确实对她有了不该有的念想。
我会在放电影的时候，下意识地在人群里搜索她的身影。
我会在她跟我说话的时候，盯着她的嘴唇，想那上面是不是也像红薯干一样甜。
我会因为她一个无意的触碰，心跳半天。
我开始害怕去她家。
但我又控制不住地想去。
那种感觉，就像是知道前面是悬崖，但还是忍不住想往前凑，想看看下面到底是什么。
那天放完《英雄儿女》，王成在报话机里喊“向我开炮”的时候，我看到李曼在偷偷抹眼泪。
她背对着人群，肩膀一抽一抽的。
我的心像是被什么东西揪了一下。
等人都散了，我收拾好东西，鬼使神差地走到了她的小院门口。
门虚掩着，里面透出灯光。
我犹豫了很久，还是推开了门。
她正坐在桌边，就着一盏小油灯，在缝补一件小孩的衣服。
听到声音，她抬起头，看到是我，一点也不惊讶。
“来了？”她说，声音有点沙哑。
“嗯。”
“今天没给你留吃的。”她低头继续飞针走线，“妞妞闹肚子，家里的口粮都给她熬粥了。”
“我不是来要吃的。”我脱口而出。
她手里的针线停住了。
抬起头，静静地看着我。
油灯的光在她脸上跳跃，她的眼神，我看不懂。
“那你来干什么？”
“我……”我张了张嘴，却说不出话来。
我说我担心你？我说我看到你哭了？
我说我想你了？
这些话，在那个年代，哪一句都像是惊雷。
“我……我看你家的灯还亮着，就……就过来看看。”我找了个蹩脚的理由。
她没说话，就那么看着我。
看了大概有半分钟，久到我浑身都不自在了，她才重新低下头。
“坐吧。”
我拉过长凳，坐下。
两个人，一盏灯，沉默在小屋里蔓-延。
只有针尖穿过布料的“沙沙”声。
“外面……他们说的话，你别往心里去。”最终，还是她先开了口。
我心里一颤。
“我没事。”
“他们就是闲的。”她说，语气里有一丝不易察觉的疲惫，“农村就这点不好，嘴碎。屁大点事，能传出十里地。”
“李支书，要不……我以后还是别来了。”我鼓起勇气说。
我怕再这样下去，会毁了她。
她一个寡妇，当上支书不容易。
“为什么不来？”她反问，“你做了什么亏心事吗？”
“我没有。”
“我也没有。”她斩钉截铁地说，“身正不怕影子斜。我们吃的是公社的粮，做的是革命的工作，嘴长在别人身上，随他们说去。”
她的语气很坚定，反倒让我觉得是自己太小家子气了。
“可是……”
“没什么可是的。”她放下手里的衣服，看着我，目光灼灼，“赵东，你是个好小伙子。有技术，有文化，跟他们不一样。”
“你别学他们那些小农思想。”
“我们是同志，是战友。革命同志之间互相关心，互相帮助，有什么错？”
她一连串的话，说得我哑口无言。
是啊，有什么错呢？
是我自己心里有鬼。
“我知道了，李支书。”我低下头。
“知道就好。”她好像松了口气，“以后该来还来，该吃还吃。你要是觉得过意不去，就多给公社放几场好电影。”
“嗯！”我重重地点头。
从她家出来，我感觉心里一块大石头落了地，但又好像有另一块更大的石头压了上来。
她说我们是同志，是战友。
可我想要的，好像不止是同志和战友。
这个念头让我自己都吓了一跳。
我喜欢上李曼了。
这个认知，像一道闪电，劈开了我混沌的脑子。
也把我推向了更危险的边缘。
那段时间，公社里来了个新人物，一个叫张强的人，是县里派下来的工作组组长。
人长得高高大大，白白净净，戴个眼镜，说话总是引经据典，一套一套的。
他一来，就对李曼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
开会的时候，他的眼神总是有意无意地往李曼身上瞟。
会后，也总是“李支书、李支书”地跟在后面，不是请教问题，就是汇报思想。
那股子殷勤劲儿，全公社的人都看在眼里。
有人开始在背后议论，说这张组长跟李支书，郎才女貌，挺般配。
我听到这些话，心里像被塞了一团乱麻，又酸又涩。
张强确实比我强。
他是国家干部，前途无量。而我，只是一个临时的放映员。
他跟李曼讨论的是国家大事，革命方针。而我，只能跟她聊聊电影，说说城里的鸡毛蒜皮。
我第一次感觉到了自卑。
那天，我又去给李曼修东西，修她那个吱呀作响的门轴。
我正蹲在地上，满手油污地捣鼓，张强来了。
他拎着一个网兜，里面是几个苹果。
“李支书，听说妞妞病了，我从县里带了几个苹果给她，补充点维生素。”他笑呵呵地说，镜片后面的眼睛，精光一闪。
苹果！
在那年头，苹果可是稀罕物。比我的荷包蛋金贵多了。
李曼推辞着：“张组长，这怎么好意思，太破费了。”
“哎，革命同志之间，不要说这些。”张强一边说，一边很自然地走进屋，把苹果放在桌上。
然后，他看见了我。
“咦？这位是……”
“这是我们公社的放映员，赵东同志。”李曼介绍道，“我家的门坏了，请他来帮忙看看。”
“哦，赵同志，辛苦了。”张强居高临下地看着我，伸出手。
我赶紧在裤子上蹭了蹭，才敢跟他握手。
他的手，温暖，干燥，有力。
我的手，全是机油，又冷又滑。
那一刻，我感觉自己像个小丑。
“小问题，滴点油就好了。”我窘迫地站起来。
“术业有专攻嘛。”张强拍了拍我的肩膀，一副领导的派头，“赵同志不光会放电影，还会修东西，真是多才多艺啊。”
这话听起来是夸奖，但我怎么听都觉得刺耳。
那天，我没有留下来吃“小灶”。
李曼也没留我。
我几乎是逃一样地离开了那个小院。
我感觉，那个原本只属于我的“小灶”，现在有了第二个想来吃饭的人。
而我，好像快要被挤出去了。
接下来的日子，我过得很煎熬。
我刻意减少了去李曼家的次数。
我怕看到张强，怕看到他们两个人站在一起“讨论工作”的和谐画面。
放电影的时候，我也变得沉默寡言。
民兵队的小伙子跟我开玩笑，说我是不是失恋了。
我只能苦笑。
倒是公社里有个叫春燕的姑娘，开始频繁地出现在我身边。
她是大队长的女儿，长着两根乌黑的麻花辫，一笑起来，有两个浅浅的酒窝。
她会趁我调试机器的时候，给我塞两个热乎乎的玉米饼。
也会在我收拾东西的时候，跑过来，抢着帮我擦拷贝盒子。
“赵大哥，你城里来的，肯定没干过这些粗活吧？”她总是这么说，大眼睛忽闪忽闪地看着我。
她的心思，单纯得像一张白纸。
全公社的人都看得出来，春燕喜欢我。
大队长看我的眼神，也越来越像看未来女婿。
有好几次，他都拍着我的肩膀说：“小赵啊，好好干。等过两年，我让你叔给你在公社安排个正式工作，到时候，你就是咱红星公社的人了。”
我知道他话里的意思。
娶了春燕，我就能留下来，从一个临时的放映员，变成一个吃商品粮的公社干部。
这是多少农村小伙子梦寐以求的出路。
说实话，我动心过。
春燕是个好姑娘，热情，善良，不藏心眼。跟她在一起，很轻松，很安稳。
就像是靠在了一个温暖的草垛上，什么都不用想。
可我心里，始终有那么一个角落，被李曼占据着。
那个角落，阴暗，潮湿，长满了青苔，但又总有一束微光从缝隙里透进来，让我舍不得离开。
一天晚上，放完电影，我一个人在河边洗幕布。
巨大的白布在水里荡漾，像一朵失魂落魄的云。
春燕提着一盏马灯，找到了我。
“赵大哥，这么晚了还不休息啊？”
“马上就好。”我头也不抬。
她在旁边的石头上坐下，两条辫子垂在胸前。
“赵大哥，你……是不是有心事啊？”她小声问。
“没有。”
“你骗人。”她笃定地说，“你最近都不爱笑了。放电影的时候，也老走神。”
我停下手里的动作，看着她。
月光下，她的脸庞像一朵含苞待放的栀子花。
“春燕，你……”
“我爹都跟我说了。”她打断我，脸颊红了，“他说，你要是愿意，等秋收后，就……就给我们把事办了。”
她的声音越说越小，最后几不可闻。
我沉默了。
河水“哗啦啦”地流着，像是在替我叹息。
我该怎么回答她？
答应她，我就可以告别这种担惊受怕、患得患失的日子。
拒绝她，我又有什么理由？难道告诉她，我心里装着一个我根本高攀不起的女人？一个可能会让我万劫不复的女人？
“春燕，你是个好姑娘。”我挣扎了半天，只能说出这么一句干巴巴的话。
“可是你不喜欢我，对吗？”她的声音里带了哭腔。
“我……”
“是因为李支书吗？”
她这句话，像一颗炸弹，在我耳边轰然炸响。
我猛地抬起头，震惊地看着她。
“你……你胡说什么！”
“我没胡说！全公社的人都在说！”她终于忍不住哭了出来，“他们说你被李支书那个迷了心窍！她白天是干部，晚上……晚上就不是好人！”
“你住口！”我怒吼一声。
我不允许任何人这么侮辱李曼。
哪怕我知道，我自己心里也曾有过龌龊的念头。
春燕被我吓住了，愣愣地看着我，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
我意识到自己失态了。
“对不起，春燕，我不是冲你。”我颓然地坐在地上，把脸埋在手心里，“你别听他们胡说，李支书……她是个好人。”
“好人会大半夜把一个男人叫到自己家里去吗？”春燕抽泣着反驳。
我无言以对。
是啊，在他们眼里，这就是原罪。
那一晚，我和春燕不欢而散。
我知道，我伤了她的心。
也把我自己，逼到了一个无路可退的境地。
从那天起，我下定决心，要跟李曼保持距离。
为了她，也为了我自己。
可命运，偏偏喜欢开玩笑。
几天后，公社接到通知，县里要组织一次大型的电影汇演，每个公社都要出节目。我们红星公社的任务，是放映一部刚从省里拿到的新片，《创业》。
这是个政治任务，谁都不敢怠慢。
而负责这件事的，正是李曼和张强。
我作为放映员，自然也被拉进了筹备小组。
开会的时候，我尽量坐在离李曼最远的角落，全程低着头，不跟她有任何眼神交流。
张强倒是意气风发，坐在李曼旁边，侃侃而谈。
“……这次汇演，不光是放电影，更是一次思想阵地的争夺战！我们要通过《创业》这部电影，弘扬‘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革命精神……”
我听得昏昏欲睡。
“赵东同志。”
李曼突然点了我的名。
我一个激灵，站了起来。
“关于放映设备，你这边有什么问题吗？”她公事公办地问。
“报告李支书，设备都检查过了，运转正常。”
“那就好。”她点点头，“这次汇演，县领导很重视，不能出任何纰漏。”
“明白。”
会议结束后，我第一个冲出了会议室。
我怕她又会叫住我，说要给我“开小灶”。
那个我曾经无比渴望的“小灶”，现在对我来说，像是一块烙铁。
然而，我没躲过。
第二天，我正在检修机器，李曼的女儿妞妞跑了过来。
“赵叔叔，赵叔叔。”
“妞妞？你怎么来了？”
“我妈让我来的。”她仰着小脸，递给我一个布包，“我妈说，这个你肯定用得上。”
我打开布包，里面是一个崭新的镜头盖，还有一卷黑色的绝缘胶布。
是我上次说坏了的那个。
没想到她一直记着。
我的心，瞬间软得一塌糊涂。
“妞妞，你替我谢谢你-妈妈。”
“我妈还说，”妞妞眨着大眼睛，“她今晚炖了鸡汤，让你过去喝。”
鸡汤！
我脑子“嗡”的一声。
那年头，鸡是多金贵的东西。只有逢年过节，或者家里来了最重要的客人才会杀。
她竟然为了我……
“我不去。”我几乎是咬着牙说出这三个字。
我不能去。
我去了，就真的万劫不复了。
妞妞被我的样子吓到了，瘪着嘴，快要哭出来。
“赵叔叔，你为什么不去？我妈说，你最近瘦了好多。”
我心如刀割。
“妞妞，你回去告诉你-妈妈，就说……就说我晚上有事。”
我不敢看妞妞的眼睛，说完就落荒而逃。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闻着空气里不知从何处飘来的，若有若无的鸡汤香味，一夜无眠。
我感觉自己像个懦夫，一个逃兵。
电影汇演的日子，终于到了。
地点设在县城的中心广场。
天还没黑，广场上就人山人海。
我和李曼、张强，带着公社的几个干部，提前到了现场，布置场地。
张强显然是想在县领导面前好好表现一番，跑前跑后，指挥若定。
李曼则显得有些心事重重，好几次，我看到她看着我，欲言又止。
我始终躲着她的目光。
晚上七点，汇演准时开始。
我站在放映机后面，看着那束光穿过黑暗，把周挺杉那张坚毅的脸庞投在巨大的幕布上。
“我是共产党员，是中国工人，天大的困难，我们也要把它踩在脚下！”
激昂的台词，伴随着雄壮的音乐，在广场上空回荡。
观众们看得如痴如醉。
就在这时，意外发生了。
天空突然划过一道闪电，紧接着，一声惊雷炸响。
豆大的雨点，毫无征兆地砸了下来。
人群“轰”的一声就乱了。
“下雨了！快跑啊！”
人们尖叫着，推搡着，四处寻找躲雨的地方。
我心里一凉，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快！保护机器！”我冲着旁边的人大喊。
这机器是我的命。
我手忙脚乱地想用帆布去盖放映机，可风太大，雨太猛，帆布根本不听使唤。
就在我快要绝望的时候，一具温暖的身体，从背后贴了上来，用整个身体帮我挡住了风雨。
是李曼。
她什么也没说，只是和我一起，用尽全力，把帆布死死地按在机器上。
雨水顺着她的头发，她的脸颊，不断地往下流。
有几滴，落在了我的手背上，滚烫。
张强也跑了过来，他撑着一把伞，但那把小小的伞，在狂风暴雨中，根本无济于事。
“李支书！赵同志！你们快过来！别管机器了！”他焦急地大喊。
李曼回头看了他一眼，眼神冷得像冰。
“机器要是坏了，你负责吗？”
张强被噎得说不出话来。
雨越下越大，我们三个人，连同那台可怜的放映机，成了整个广场上最狼狈的孤岛。
不知道过了多久，雨势终于小了一点。
我们三个人，都成了落汤鸡。
我的嘴唇冻得发紫，浑身都在发抖。
李曼比我也好不到哪儿去，她的嘴唇惨白，脸色在灯光下透明得像纸。
“快，去我车里。”张强拉开车门，冲我们喊。
他不知从哪儿借来了一辆吉普车。
李曼看了看我，又看了看机器。
“赵东，你跟张组长先把机器运回去，我随后就到。”
“那你呢？”我下意识地问。
“我去找县委的领导汇报一下情况。”她说。
我看着她单薄的身影，消失在雨幕里，心里说不出的难受。
回到公社，已经快半夜了。
我顾不上换衣服，第一时间就是检查机器。
万幸，除了外壳有点受潮，核心部件都没事。
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一屁股坐在地上，感觉全身的力气都被抽空了。
过了一会儿，宿舍门被敲响了。
我以为是民兵队的人。
打开门，却是李曼。
她也换了身干净的衣服，但头发还是湿漉漉的，手里端着一个搪瓷碗，里面是热气腾腾的姜汤。
“趁热喝了，去去寒。”她把碗塞到我手里。
我看着她，喉咙哽咽，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傻站着干嘛，快喝啊。”她催促道。
我捧着碗，大口大口地喝着。
辛辣的姜汤，像一条火线，从喉咙一直烧到胃里。
我的身体，渐渐暖和了起来。
“今天……谢谢你。”我说，声音沙哑。
“谢我干什么。”她淡淡地说，“我是领导，保护公社财产，保护同志，是我的责任。”
又是这套官话。
可这一次，我却觉得无比动听。
“机器没事吧？”
“没事，都好的。”
“那就好。”她好像也松了口气，“今天的事，是个意外。我已经跟县里汇报过了，他们不会怪罪下来。”
我点点头。
屋子里又陷入了沉默。
外面，雨还在下，淅淅沥沥，敲打着窗户。
“赵东。”她突然开口。
“嗯？”
“你是不是……在躲着我？”
我的心猛地一跳，像被一只手攥住了。
我不敢看她，只能盯着手里的空碗。
“没有。”我撒谎。
“你有。”她的语气很肯定，“从张强来了之后，你就在躲着我。”
“你是不是也听到了那些闲话？”
我没说话，算是默认了。
“你是不是也觉得，我是一个不三不四的女人？”她的声音里，带了一丝颤抖。
“我没有！”我猛地抬起头，激动地反驳，“李支书，你在我心里，是最好的人！”
话说出口，我自己都愣住了。
她也愣住了，呆呆地看着我。
空气，仿佛凝固了。
我能听到自己“怦怦”的心跳声，像是在打鼓。
“我……”我意识到自己说了什么，脸“刷”的一下就红了，一直红到耳根。
“我……我不是那个意思……”我语无伦次地想解释。
“那你是什么意思？”她追问，一步步向我逼近。
她的眼睛，在昏暗的灯光下，亮得吓人。
我一步步后退，直到后背抵住了冰冷的墙壁，退无可退。
她就站在我面前，离我只有不到一拳的距离。
我能清晰地看到她湿漉漉的睫毛，和鼻尖上渗出的细小汗珠。
我甚至能闻到她呼吸里的，那股淡淡的姜汤的味道。
我的大脑一片空白。
理智告诉我，推开她，快点推开她。
可我的身体，却像被钉在了原地，动弹不得。
“赵东，”她又叫了一声我的名字，声音轻得像羽毛，搔动着我的耳膜，“你告诉我，你到底是怎么想的？”
我怎么想的？
我想抱着你。
我想亲你。
我想告诉你，从我第一眼看到你，我的魂就丢
来源：小蔚观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