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60年第三次全国文代会上，"两结合"创作方法被正式确立下来。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苏建交带来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电影理论。
1952年全国第二次文化代表会上，这套理论被确立为创作准则。
当时的文艺工作者都在摸索，怎么用电影讲好新中国的故事。
到了1953年，毛泽东同志在诗词创作领域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
他认为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可以对立统一。
这个想法后来影响了整个文艺创作领域。
1960年第三次全国文代会上，"两结合"创作方法被正式确立下来。
这个时期的抗美援朝题材电影，恰好体现了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原则。
这些电影不仅记录了那段历史，更塑造了一代人心目中的英雄形象。
革命现实主义的核心，是关注现实生活中的真实人物和事迹。
创作者要塑造的，是那些具有共产主义理想和高尚道德品质的社会主义新人物。
这套理论基于恩格斯的"典型论"，强调在典型环境中创作典型人物。
《英雄儿女》这部电影，改编自巴金的小说《团圆》。
巴金当年去朝鲜战场体验生活，亲眼看到了志愿军战士的英勇事迹。
回国后他把这些经历写成了小说。
电影在改编时做了调整，把小说中的王文清改成了王成。
王成这个人物很有代表性。
他是战场上的普通小战士，却在关键时刻喊出了"为了胜利，向我开炮"。
这句台词后来成了经典，体现的是个人利益服从集体主义的大无畏精神。
王成这个形象并非凭空捏造。
他身上有杨根思、于树昌等真实英雄的影子。
创作者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把生活中的素材提炼加工，最终塑造出了这个典型人物。
王成和王芳的身份设定也很讲究。
他们是革命者王文清的后代，同时也是工人阶级王复标的子女。
这种设定体现了工农兵团结的主旨，符合当时的创作要求。
这种创作手法取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
王成不是某一个具体的英雄，而是那个时代所有英雄战士的缩影。
他代表的是抗美援朝战场上千千万万志愿军战士的革命情怀和牺牲精神。
"十七年"时期有个明显特征，就是充满抒情性。
新生的国家需要浪漫主义情怀，创作者在革命现实主义的基础上，融入了革命浪漫主义的元素。
他们不仅要刻画人物的行为，更要展现人物的思想基础，塑造理想化的人物形象。
"两结合"创作原则下，正面人物形象往往经过浪漫化、理想化、崇高化的处理。
电影以英雄传奇事迹作为叙事主体。
影片结尾通常有个固定模式：英雄人物的呐喊，革命必胜的决心表达，胜利后的庆祝场景，对新中国的美好展望。
音乐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十七年"电影特别重视音乐的运用，用它来刻画人物形象、推动情节发展、渲染情感氛围。
《英雄儿女》中的《英雄赞歌》就是个典型例子。
王芳把哥哥王成的事迹谱写成歌曲，这本身就是一种叙事手法。
歌词里"风烟滚滚"和"青天响雷"营造出战争氛围。
"为什么战旗美如画，英雄的鲜血染红了她"，这种自问自答的形式，配合悲壮的音乐和牺牲的画面，把崇高感和浪漫感推到了极致。
这种高度凝练的艺术手法，增强了观众对英雄精神的记忆力与认同感。
很多人看完电影多年后，依然能哼唱这首歌，依然记得王成的形象。
《上甘岭》里的《我的祖国》也是如此。
卫生员王兰在坑道那么艰苦的环境中，唱起了这首歌。
宽广悠扬的旋律歌颂着祖国家乡。
镜头在祖国河山与志愿军之间切换，这种蒙太奇手法展现了战士们热爱祖国、保卫国家的炽热情感。
当所有战士雄浑壮阔地齐声演唱时，那种必胜意志与昂扬斗志扑面而来。
“一条大河波浪宽”唤醒的是民族情感和故乡思念。
抒情蒙太奇勾勒出祖国山河的壮美画卷，与上甘岭战役的紧张情节遥相呼应，形成了民族情感认同和国家价值认同。
“十七年”时期的战争电影有个特点，就是有意识地规避战争的残酷性。
创作者以乐观主义为主的叙事基调，更多地呈现对英雄的赞歌与对祖国山河的描写。
这种乐观主义有双重内涵。
一方面是对战争胜利的自信，另一方面是对新中国发展的乐观鼓舞。
创作者希望用社会主义精神改造和教育劳动人民，不是唤起战争的悲痛，而是让人们认识和平的美好。
很显然，这种叙事策略有利于人民群众投身新中国建设。
当时的国家需要建设，需要人们保持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
战争电影如果过分渲染残酷性，可能会带来负面情绪。
抗美援朝题材电影与国家政治紧密联系，但也在进行多元化题材的探索。
创作者运用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手法，塑造出形象鲜明的英雄个人和英雄群像。
这些电影通过志愿军战士的形象，体现了高尚的信仰和美好的期望。
它们完成了对观众主体的询唤，让观众在观影过程中产生情感共鸣和价值认同。
如此看来，"十七年"时期的抗美援朝题材电影，具有强烈的时代特征和民族特色。
革命现实主义保证了内容的真实性和典型性，革命浪漫主义赋予了作品理想化和崇高感。
两者结合，创造出了那个时代独特的电影艺术风格。
这种创作原则对当代文艺创作仍有启示意义。
真实与理想的结合，现实与浪漫的统一，始终是艺术创作需要把握的平衡点。
来源：言话古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