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年来，以大语言模型为代表的人工智能技术迅速发展，并被广泛应用于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方面面。起初，研究者将大语言模型当作语言润色工具；之后，大语言模型逐渐被用于部分替代研究助理的工作；近期，随着模型性能的提升和使用成本的下降，越来越多的研究人员开始使用大语言模型对

近年来，以大语言模型为代表的人工智能技术迅速发展，并被广泛应用于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方面面。起初，研究者将大语言模型当作语言润色工具；之后，大语言模型逐渐被用于部分替代研究助理的工作；近期，随着模型性能的提升和使用成本的下降，越来越多的研究人员开始使用大语言模型对非结构化数据进行内容分析和价值判断。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如Fang et al. (2025)使用大语言模型对中国近20年的产业政策进行解码。今天要介绍的文章，则又另辟蹊径，作者让大语言模型“看”了近2.6万部电影，对各个电影的道德合规度进行价值判断，并在此基础上，借助断点回归设计，探讨了道德规制如何影响美国文化产品生产这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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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道德规制（moral regulation）指的是一种不仅通过法律与惩戒性控制，还借助艺术、文学等文化手段，以塑造公民价值观念与行为的系统性实践（Hunt, 1999）。尽管道德规制普遍存在且具有重要的社会与政治意义，针对它的系统性实证研究仍相对有限。其中，一个核心问题在于，道德规制如何重塑文化生产。文化产品区别于其他受规制商品的一个关键特征在于，它们是内容相互依存的组合体。若要去除某一道德元素，往往需要修改故事的其他部分，甚至彻底放弃整个创作计划。这种相互依赖性意味着，道德规制的影响可能溢出到目标道德主题之外的诸多维度。此外，创作者也面临着市场压力。他们对于道德规制的反应，很可能取决于道德规制与市场力量之间的相互作用。

纵观美国电影史，《海斯法典》（Hays Code）是最具代表性的道德规则之一。在1934年7月到20世纪60年代期间，该法典在美国电影审查过程中，发挥了主导作用。尽管《海斯法典》从未被正式写入法律，却在实践中具有实际约束力：未经电影制作法典委员会（the Production Code Administration）批准的电影，将无法获得发行与广告许可，被实质上排除在市场之外。因此，《海斯法典》为文章研究道德规制的运作机制及其对文化生产带来的影响，提供了一个界定清晰且极具启示性的观察场域。

基于此，文章首先运用大语言模型技术，对来自美国及世界其他地区的电影文本资料进行深入分析。值得注意的是，

大语言模型分析的是各个影片的剧情摘要

，并未将电影的视频、音频和字幕纳入分析。根据剧情摘要，大语言模型量化了电影内容的多个维度，包括（1）对《海斯法典》的合规程度，（2）所涉及的特定道德领域，以及（3）更广泛的社会与政治属性，如主角的性别、社会阶层和叙事的整体政治倾向。

接着，为评估法典的影响，文章采用了断点回归设计，基于1925年至1955年间上映的14,195部美国电影（这段时期在电影史上常被称为“好莱坞黄金时代”）进行分析。研究聚焦于该法典生效的1934-35年前后电影内容的变化，并将时间范围延伸至2024年，以考察其长期影响模式。为判断这些变化是否为美国所特有，文章还选取了其他国家和地区制作的11,415部影片作为对照组进行比较。

下面，本推文将从研究数据、研究设计、实证结果和研究结论等方面，对该文献进行详细介绍。

02

研究数据

2.1

电影内容

电影的基本信息与内容摘要来源于IMDb数据库。该数据库提供了每部影片的出品年份、原产国、制作公司以及剧情摘要等核心变量。此外，文章还借助维基百科词条对上述数据进行辅助校验，并同时补充票房和制作预算等额外信息。

2.2电影发行网络与市场规模

在文章的研究期内，美国影片的发行依托一种称为“影片发行所（film exchange）”的机构，它负责将影片拷贝在各地影院之间流通。电影发行网络的数据获取自1933年《电影日报年鉴》。作者使用IMDb的发行商数据，先将制片方与其发行商关联，再将发行商匹配到对应的影片发行所，由此刻画出各公司的地理发行网络。

此外，文章还利用了两个变量来衡量市场的意识形态结构：一是1932年民主党总统选举县级得票率，二是1926年天主教人口。

2.3

电影导演

在研究期内，美国经历了多次移民浪潮，吸引了大量才华横溢的电影人，他们深刻地塑造了好莱坞的创作版图。鉴于移民身份可能影响导演在行业中的安全感与社会接纳程度，作者考察了这一背景如何影响其对道德规制的遵从。作者利用IMDb和维基百科获取了导演信息，并确认了他们的出生国家。若导演出生在美国之外，则将其编码为“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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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设计

3.1断点回归设计

文章采用断点回归设计来直观呈现并估计《海斯法典》的影响。鉴于该法典于1934年7月正式实施，文章将1935年设为断点。基准回归模型设定如下：

其中，下标i表示电影，下标t定义为发行年份-1935（以1935年为基准）。

表示电影i在1935+t年发行时的结果变量。

是一个指示变量，表示电影是否在1934年之后发行。对于

的设定，文章允许驱动变量在断点前后具有不同的斜率，这与标准的断点回归设计一致。由于本文的驱动变量被定义在时间维度上，为控制同一年制作的电影之间可能存在的相关性，故将标准误聚类在年份层面。

3.2确认性偏差及处理

在使用大语言模型来预测因变量或自变量时，一个关键挑战是：由于模型先验地“相信”研究者的假设为真，它会“确认”该假设。针对本文的情况，大语言模型可能隐含地纳入了关于《海斯法典》实施时点的知识，从而在1934-1935年前后自然而然地生成一个断点。换句话说，大语言模型已经得知《海斯法典》生效后会对电影内容形成道德规制，所以倾向于给1935年之前的电影打低分，而给1935年及之后的电影打高分。

针对这一问题，文章采用了四种策略进行处理：（1）在用大语言模型打分时，将所有的影片都指定为相同的年份。（2）对影片摘要进行匿名化处理。（3）要求大语言模型仅根据影片的剧情摘要，预测电影的上映时间（发现实际年份与模型预测年份的相关性仍为正）。（4）其他相对客观的结果变量，如影片类型以及主角的性别与社会背景。

Figure 2展示了《海斯法典》生效前后，电影合规度的变化情况。可以看出，不同测度得到了同一趋势，这说明电影合规度的跳跃并不是由大语言模型的认知偏差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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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规制与电影内容

4.1《海斯法典》合规度的变化

Figure 3绘制了美国与其他国家电影的《海斯法典》合规度变化。从可以看出，美国影片的合规度在1934-1935年出现显著跃升，且这一趋势一直持续到20世纪50年代（Panel (a)）。这表明，《海斯法典》给美国电影带来的影响具有持久性。相比而言，非美国电影的合规度变化在1934-1935年之间相对较小（Panel (b)）。

进一步地，作者基于《海斯法典》，将道德主题分为七类，并使用大语言模型评估影片在各类别上的潜在违背程度的变化。根据Figure 4的结果，相比于其他主题（如宗教和爱国主义），《海斯法典》生效后，上映的电影在犯罪，性，家庭，毒品、酒精和赌博等道德主题上的违背程度明显下降，反映出影片内容的道德边界整体趋于收紧。

4.2主角特征与叙事的变化

文章进一步聚焦了三个关键维度：主角的性别、主角的社会阶层背景，以及叙事所传达的政治倾向（保守倾向或自由倾向）。

分析结果如Figure 6所示。在《海斯法典》生效后，美国影片中出现女性主角的概率显著下降（Panel (a)），且美国电影中出现来自较低社会背景的主角与自由政治倾向的叙事的情况显著减少（Panel (b)-(c)）,而非美国电影在上述几个维度均未发生明显变化（Panel (d)-(f)）。

4.3影片质量与观众吸引力

既然《海斯法典》生效后，电影的合规程度、主角构成和政治叙事均发生了系统性变化，那么影片内容的改变是否会影响电影的市场表现？为此，作者开展了以下两组分析。

第一组分析使用了这些历史影片的当代观众评分。根据Figure B.2，并没有明确的证据表明，1935年前后的电影在评分上有显著差异。同时，文章还以IMDb 数作为影片在当代的观影规模的代理变量。可以发现，虽然年代越近的影片往往获得更多，但在断点附近观影规模并未出现明显跳跃。

第二组分析考察了电影的票房收入与制作预算。通过维基百科，作者获得了1925-1955年1,828部美国电影的票房数据以及1,253部美国电影的预算数据。与第一组的结果类似，在法典生效前后，电影的票房和预算并未发生显著变化（Figure B.3）。

总而言之，尚未有证据能够表明，《海斯法典》的生效导致了影片质量的下降，尽管它确实改变了电影的叙事内容。这说明，即便在道德约束下，电影制作人仍在尽力地维持对观众的吸引力。

4.4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为了深入理解制片方如何在满足合规要求的同时，又同时保证电影对观众的吸引力，文章考虑了以下两种路径：（1）跨类型调整，即制片方改变电影拍摄的类型构成；（2）类型内调整，即在不改变拍摄电影类型的情况下调整合规度。

（1）跨类型调整

作者以电影类型虚拟变量为被解释变量，即若电影属于某一类型则记为1，反之为0。在这一部分，文章着重考虑了剧情、喜剧、西部、犯罪和动作这五类电影类型。总体来看，在1935年之前，剧情与犯罪类型电影属于低合规组，而喜剧、西部与动作类型电影表现出相对较高的合规度。结果表明，在1935年后，以剧情类为代表的低合规类型电影的拍摄比例显著下降；而以西部片和动作片为代表的高合规类型电影的拍摄比例显著上升。喜剧片和犯罪片的拍摄情况未发生显著变化。

（2）类型内调整

每一类影片的合规度在法典生效后均显著上升（Table 5 Panel B）。其中，剧情与犯罪类型电影的构成占比提升尤其显著（分别为1.33与1.25），而西部类型的正向变化幅度最小（0.52）。

05

道德规制与市场规模

电影公司是电影生产中的关键主体。在这一部分，文章着重关注电影公司在面对道德规制时是如何应对的，并考察市场因素在其中所发挥的作用。

在理论上，制片方都面临如下权衡：提高合规度有助于通过审查、获得市场准入，但与不受约束的创作选择相比，也可能降低对观众的吸引力。因此，合规的收益主要体现在广延边际，即提升进入市场的概率；而合规的成本则主要体现在集约边际，即在已获准上映的前提下损失对部分观众的吸引力。

由此，市场规模与合规度之间的理论关系并不明确。既有研究多认为，更大的市场会强化观众影响力，从而弱化政府或道德规制的影响。与此同时，市场越大，通过审查所能获得的潜在收益也越高，因而可能提高制片方的合规激励。尽管这一机制合理，但关于后者的直接经验证据仍较为有限。

5.1电影公司概况

在1925-1955年期间，样本中共有1,283家公司制作了14,195部美国影片。其中，495家公司在1935年之前已有作品（以下简称“老公司”（“old company”））。这使得本文能够比较《海斯法典》引入前后同一家公司合规行为的变化。总得来说，老公司虽只占所有公司的38%，却制作了70%的影片。

5.2市场规模的测度

借鉴空间经济学文献的方法，文章通过计算距离最近发影片发行所加权人口总和，对市场规模进行测度，具体公式如下：

其中， 代表公司 的市场规模。 代表公司 所运营的影片发行所的集合。 表示县 的人口分布。 表示县 到影片发行所 的距离。

表示最大发行半径。特别地，在基准设定中，文章假设

为100英里。这对应的是可实现同日通过火车或卡车运送并回收胶片拷贝的范围。文章也对

设定了不同的数值（如50,75,150英里）作为稳健性检验。

为刻画各公司所面对市场的政治与社会结构，采用以下公式进行测度：

其中， 表示县 的民主党得票占比。因此，

表示在公司发行半径内、以人口与距离加权的民主党支持度平均值，也可以理解为该公司市场中的预期地方民主党支持度。类似地，作者以天主教人口代替县域人口，并计算了公司市场覆盖范围内的天主教人口占比（Catholic）。

5.3市场规模的作用

文章进一步分析了市场规模与《海斯法典》合规度之间的关系，断点回归结果如Table 6所示。表中第(1)-(2)列首先报告了所有美国公司与老公司的估计系数。Post 1935的系数估计大小约为0.915-0.934。

在考察市场规模之前，文章先用1935年前影片数量作为市场规模的代理变量进行估计（第(3)列）。结果显示，规模更大的公司更可能合规。当使用MS度量市场规模时，市场规模的强化效应更为显著（第(4)列）。第(5)列进一步纳入了市场中民主党得票占比变量（DV），发现市场规模的作用更加突出。最后，第(6)列加入天主教人口占比（Catholic），市场规模的效应也略有增强。

综合来看，上述结果一致表明，市场规模在美国电影公司的合规行为中起到重要影响。

06

道德规制与移民导演

电影导演是塑造电影生产的另一关键群体。文章在此考察他们对道德规制的反应，以及其移民背景如何影响他们面对这些社会约束时的行为。

6.1电影导演概况

在研究期内，样本包含由了1,322位导演执导的14,195部影片。一些导演十分高产：例如Sam Newfield与William Beaudine在此期间各自执导了140部以上的影片。由于许多导演在多年间持续工作，且往往跨越1935年这一分界点，这使得本文能够考察同一导演在法典生效前后拍摄风格的变化。

在本部分，作者尤为关注导演的移民背景是否影响其对《海斯法典》的反应。一个合理的推测是，由于移民导演在新的环境中较为缺乏职业安全感和文化归属感，他们可能更倾向于遵守该法典。

在1,322位导演中，能够识别移民身份的有1,237位。约23.9%的导演属于移民，他们共同执导了样本中约19.5%的影片。

6.2 移民背景的作用

回归结果如Table 7所示。其中，第(1)列是在基准回归的基础上加入了导演固定效应，发现法典生效后合规度提升的结论依然成立。第(2)列加入了导演移民身份与Post 1935的交互项，结果显示，移民导演在1935年之后表现出更强的合规意愿。在第(3)与(4)列中，作者将样本限制为更活跃的导演（分别剔除1925-1955年间执导少于5部与10部影片的导演），发现估计系数略有增大。为了更加干净地检验移民背景的实际作用，第(5)列加入公司固定效应，并将样本限制为在1935年前就存在发行网络信息的公司。施加这些限制后，移民导演的估计效应进一步增大。第(6)列进一步考虑了市场规模的影响，结果发现移民背景与市场规模两者仍同时显著，这表明二者共同作用于制片方对道德规制的反应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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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结论

道德规制是一种广泛存在却尚未得到充分研究的力量，它深刻地影响和塑造了文化叙事。本文利用一个界定清晰的历史事件，即美国电影业引入《海斯法典》，来考察道德规制如何重塑创作表达以及电影的社会与政治内容。本文另一大亮点是将前沿大模型技术与断点回归设计相结合。研究发现，在《海斯法典》生效后，电影对道德规制的合规度显著上升，且市场规模和导演特殊的移民背景会强化这一效应。

《海斯法典》的故事告诉我们，文化生产不仅是“创作-消费”的两点一线，更是“规制-市场-身份-叙事”的多维博弈。如今，当我们在讨论平台治理、内容审核与价值引导时，除了关注显性的制度与规则之外，还应意识到一些规制可能会影响市场的反应与创作者的行为，进而重塑整个叙事生态。这份来自历史的量化证据，或许能够为当下的公共讨论带来一些启示。

来源：小夭看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