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18年，中国电影市场在经历高速增长后进入“新常态”，面临票房增速放缓、国际传播乏力等挑战。同时，全球化背景下文化冲突加剧，中国电影亟需一种既能维护本土文化主体性，又能促进跨文化对话的理论框架。在此背景下，“共同体美学”理论指出“电影语言的现代化和电影理论的

新时代中国科幻电影 ：“共同体美学”的实践与表达

茹纪晓 饶师嘉

2018年，中国电影市场在经历高速增长后进入“新常态”，面临票房增速放缓、国际传播乏力等挑战。同时，全球化背景下文化冲突加剧，中国电影亟需一种既能维护本土文化主体性，又能促进跨文化对话的理论框架。在此背景下，“共同体美学”理论指出“电影语言的现代化和电影理论的现代化，其实就是要在当下构建一个创作者与观众的共同体，这个‘共同体美学’并不完全否定作者，它只是在一个更高的层面上实现作者的个人表达，通过这种互动的方式和更先进的技术手段，实现一个更高层面的‘共同体美学’”。[1]

“共同体美学”旨在通过“合作、对话、共赢”的思维，强调集体性、互联性与共享性的美学理念，超越个体主义的狭隘框架，强调人类在全球化背景下作为一个共同体所面临的挑战与机遇，集体情感、文化共享和意义共融成为“共同体美学”框架的关键要素，核心在于通过视觉和情感表达，深刻探讨人类在面对全球危机、环境问题或社会变革时所需的集体行动与团结精神，唤起观众对集体命运、全球性问题和跨国界合作的共识。

科幻电影作为一种类型片，具有天然的超现实性质，它不仅描绘未来世界的想象，还常常提出关于人类命运、道德伦理、科技进步与全球合作的深刻反思。因此，科幻电影成为“共同体美学”表达的理想载体。通过创意丰富的影像语言，科幻电影在展现人类共同的命运关系时，既能够融入全球化议题，又能探索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技术之间的复杂关系。科幻电影通过精心构建的虚拟世界与未来场景，呈现了人类作为一个全球性、甚至跨星际的共同体。

中国科幻电影在新世纪后历经从类型探索到工业化筑基，最终在“共同体美学”范式下实现崛起。以《流浪地球》系列为里程碑，其以46.8亿票房打破了中国无硬科幻的质疑，通过重工业级的特效验证中国硬科幻电影的制作能力，并将东方“家国同构”伦理升维至人类命运共同体叙事。此后《流浪地球2》《独行月球》等一些科幻电影延续票房口碑双赢，而《流浪地球2》更是以超600万美元的海外票房成功实现了文化出海。产业层面，2024年中国科幻产业总营收已超千亿，科幻游戏贡献超六成，科幻文旅增速显著。当前中国科幻电影以技术自主化、叙事本土化、价值共鸣化为核心，既以东方哲学平衡技术理性，又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重构了全球科幻话语体系。

《流浪地球》海报

当前，中国科幻电影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基石，以超越西方中心主义的救世逻辑和个人英雄主义的价值表达，通过创意丰富的影像语言，精心构建的虚拟世界与未来场景，呈现出人类作为全球性协作发展的共同体的特征；通过数字技术和视觉特效，科幻电影创造出人机共同体、星际联邦或跨时空合作等幻想空间，这些场景不仅是科幻创意的展示，也反映了全球合作与团结精神的核心价值，达成了文化共享与意义共融，实现了票房与口碑的双丰收，并成为了“共同体美学”表达的理想载体与表达范例。

一、叙事实践：家国叙事与集体主义美学的表达

中国科幻电影对于“共同体美学”在实践层面的表达，在叙事上体现为集体主义美学与类型化叙事的双向转译。这一过程既包含对传统主旋律集体叙事的类型化改造，也涉及科幻类型元素对共同体意识的符号重构。《流浪地球》《独行月球》《疯狂的外星人》等一系列科幻电影通过灾难叙事的类型框架、角色群像的集体塑造以及符号系统的文化编码，实现了集体主义美学的现代性表达。对于“共同体美学”而言，其不仅仅是一种理论，还是一种方法；其重要性就在于它既有理论的价值，又有实践的意义。它存在的目的不仅仅是对电影理论的丰富，亦是能对实践提供必要的思路和方法。[2]

中国科幻电影的核心突破在于将集体主义精神内核与类型化叙事范式深度融合，并通过科幻语境的创造性转译重构具有东方特质的未来想象，同时将愚公移山、家国同构等传统精神转译为行星发动机、月球求生等科幻符号，既承袭了新主流电影“正剧题材、精良制作、个体视角、国族情怀”的创作基因，又在科幻类型框架中实现集体主义美学的现代化表达。在《流浪地球》的叙事表达中通过移山计划的全球协作叙事，将中国文化中讲求的集体主义奉献精神转译为“五十岁以上航天员出列”的太空史诗；借刘培强（吴京饰）从宇航员到父亲的身份撕裂，图恒宇（刘德华饰）在数字永生与人类存续间的伦理抉择。这种叙事策略规避了西方电影中个人英雄主义的文化隔阂，使带着地球流浪的中国方案在月球核爆、行星发动机重启等宏大场景中，实现了集体主义价值观与科幻电影中的灾难叙事的生动表达。《独行月球》则通过“孤胆维修工与袋鼠”的荒岛生存模式，将独孤月（沈腾饰）的个人求生本能升维至“为人类存续而战”的集体使命，其最终引爆核弹的抉择实为“舍生取义”传统的科幻转译，在喜剧外壳下隐含“小人物成大义”的中式英雄观。

中国科幻电影，始终从地球存亡的百年危机到星际文明的千年尺度出发，并以时空尺度的辩证统一为叙事前提，完成对集体主义价值观的表达。在科幻电影的创作中通过叙事逻辑与美学符号的深度链接，将集体主义精神转化为可被全球观众感知的文化实践。影片以集体主义价值观为核心思想，将东方伦理中的家国同构升华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宇宙级表达。导演通过科幻类型化叙事重构集体主义美学的表达范式，在人物建构中实现了“个体微光”与“文明炬火”的辩证统一。《独行月球》将集体主义转译为孤胆英雄的使命与担当，当主人公孤独月误以为地球文明毁灭时，其个人求生本能被重构为“为人类保存文明火种”的史诗任务；而在发现地球仍存续后，他毅然引爆核弹粉碎陨石，以自我牺牲换取“月盾计划”的成功。这一“小人物成大义”的叙事弧光，将舍生取义的传统伦理表现为“一人与全人类共生”的科幻命题，通过喜剧类型的外壳消解说教感，使集体价值认同自然融入星际救援的灾难叙事中。

《独行月球》剧照

《流浪地球》系列通过个体叙事与集体行动的互嵌，完成了宏观层面上的从个人到族群再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升华，为集体主义美学提供了科幻类型化的创新样本。当《流浪地球2》中的“核爆月球”事件来临时，中国航天员张鹏（沙溢饰）在月球危机中高呼“中国航天中队，五十岁以上请出列”，这一场景不仅复刻了早期抗美援朝电影中《上甘岭》中志愿军战士的牺牲精神，更以科幻逻辑重构了集体主义的现代性表达。当俄罗斯、美国、印度等多国航天员同步响应，用生命引爆核弹瓦解月球，莫斯科航天员诺夫在引爆前高喊：“俄罗斯人在太空无惧牺牲”，印度科学家辛格以梵语吟诵《薄伽梵歌》完成生命谢幕，代表国家的个体身份消融于“人类领航员”的集体身份中，这些细节将历史长河中的悲壮史诗转化为跨文明的太空命运共同体叙事。

中国科幻电影对集体主义美学的解构性重构，在《宇宙探索编辑部》中体现为对主流宏大叙事的消解与对边缘个体精神困境的聚焦。影片通过伪纪录片表现形式与荒诞现实主义风格，将“家国同构”的传统伦理表现为社会中的个体精神自救，以碎片化的民间信仰拼贴替代集体行动逻辑，在解构中重建“共同体美学”意识的情感联结。导演孔大山以“土味科幻”的叙事策略，将科学理性失效、体制信仰崩塌后的精神空洞，转化为个体通过诗意想象对存在意义重新思考，当传统集体叙事瓦解后，边缘个体的精神共振成为缝合时代创伤的新纽带。影片中唐志军的西南寻外星人之旅，其实是其丧女创伤的自我救赎。当他在山洞中目睹麻雀裹挟孙一通升空的超现实场景时，个体执念与集体信仰完成符号化统一。孙一通念诵的诗句“把麦穗摔打成灰/在幽深的咀嚼中大雪过境”，以诗性语言解构了科学的理性，而麻雀群聚成球体的意象则隐喻个体精神在虚无中的短暂聚合。更具深意的是，当村民用硅胶假人冒充外星尸体、用电视雪花点伪造宇宙信号时，这种集体性的“自我欺骗”实则是当下社会信仰真空下的代偿仪式。他们通过共同维护一个荒诞谎言，边缘群体获得对抗存在焦虑的临时同盟。最终唐志军在婚礼致辞中说出“宇宙的尽头在我们身体里”，标志其从“向外求索外星文明”转向“向内确证人类存在价值”，通过女儿抑郁症引发的个体创伤转化为对全人类存在意义的哲学思考。

二、视觉符号：技术奇观与东方美学的共生

中国科幻电影与“共同体美学”的视觉共生，本质是技术奇观的工业化表达与东方美学的符号转译之间的创造性共生。这一过程既突破了对西方科幻视觉范式的路径依赖，也重构了本土文化在超验时空中的现代性表达，形成“共同体美学”的视觉实践范式。

在新时代科幻电影的创作实践中，以《流浪地球》系列、《疯狂的外星人》和《宇宙探索编辑部》为代表的作品，通过三重共生逻辑彰显这一特质：

一是技术奇观的本土化锚定，将硬核科技符号根植于东方文化肌理，消解科幻想象的悬浮感。《流浪地球》系列电影通过工业化制作流程的集体协作、技术奇观的本土化转译以及视觉符号系统的文化编码，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抽象理念转化为可感知的视觉场域，以一个个特效镜头为载体实现了“共同体想象”的具象化表达。在创作时以重工业基底重构科技奇观，以东方文化符号激活集体记忆，通过多维度视觉策略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具象化呈现，形成本土科幻与全球美学的对话空间。这一过程既依赖于重工业级的技术支撑，又扎根于东方美学的叙事基因，形成了一种“技术赋能美学、美学反哺工业”的动态平衡机制。在《流浪地球》中，行星发动机的视觉设计融合了敦煌莫高窟飞天飘带造型与苏联重工业美学的粗粝感，其高大的钢铁巨构既是对社会主义倡导的集中力量办大事的集体行动逻辑的视觉隐喻，也是对愚公移山精神的现代化表达。地下城场景中，春节舞狮、中药铺式电器行、运载车内悬挂的佛像与“忠义”牌匾等细节，将传统生活符号植入末日语境，使文化记忆成为维系人类共同体的情感纽带。影片的开头部分更通过镜头语言强化集体行动的美学表达，长达3分钟长镜头从冰封的央视大楼拉升至领航员空间站，垂直空间叙事将北京废墟、行星发动机、太空站串联为人类存续的物理链条。在《流浪地球2》中全球一万座发动机同步喷射蓝色等离子体光柱的场景，通过IMAX摄影机拍摄出的视觉奇观产生出了视觉共振，将集体主义的抽象理念转化为观众可以感受到的强视觉形式，以此来触发观众对集体协作的本能共鸣。这种科幻电影的“重工业”性，体现在单位时间单位镜头里的原创内容要远远大于传统电影项目。这就意味着每个工种每个岗位上的人，都需要做大量的原创工作，发挥自己的热情、智慧，最大限度地去调动自己的经验和审美，而不是机械地做一个“行活”。[3] 同时，导演将榫卯力学、敦煌飞天的流线轨迹融入太空电梯与行星发动机设计，联合政府总部的环形布局化用客家土楼理念，使“大国重器”的科技自信转化为可辨识的文化符号，凸显出了技术奇观需以本土现实为根基的创作共识。

二是通过市井生活符号的意象化表达，将前沿科技与文化标识有机融合，这一实践本质是“共同体美学”对科技发展的本土化应答。相较于西方科幻对星际殖民与赛博空间的迷恋，中国科幻始终将叙事聚焦在可触知的本土空间，并以“在地性”（Localization）表达作为文化转译的核心策略。《疯狂的外星人》用耍猴的铜锣、白酒、广场舞等老百姓熟悉的日常生活元素，打破了科幻片里常见的科技至上观念。电影里，中国小人物用自己接地气的生活方式成功地驯服了高高在上的外星文明，这种以市井符号的荒诞拼贴解构科技霸权，通过本土文化符号与表现方式实践了“共同体美学”对科技发展的“在地性”应答。影片摒弃西方科幻的星际殖民叙事，将故事设定于世界公园的微缩景观，并对山寨的金字塔、自由女神像等全球化符号进行滑稽复刻。同时，驯猴仪式的权力反转是本土智慧对抗技术霸权的核心隐喻。耿浩运用传统猴戏表演中的铜锣与紧箍咒手势等民俗符号系统，建了电影中人类驯化外星人的情节。这一表现通过将高等外星文明降维至马戏团表演者的角色定位，实现了国产科幻电影对于西方技术霸权话语体系的解构。在影片高潮场景中，外星生命体身着中国传统戏服，伴随《西游记》主题配乐进行机械化舞蹈展演，这一视觉符号不仅使得观众联想到了孙悟空头戴金箍棒的经典场面，更通过民俗表演场域完成了对科技中心主义的祛魅过程。影片结尾的“白酒建交”的荒诞结局则完成本土价值的终极输出：外星人因误饮茅台醉倒被泡入酒坛，大飞高呼，“都在酒里了”，将中国的酒文化升级为与外星人的和解方式。这种表现方式进一步印证了“共同体美学”的在地化实践逻辑，这种以市井狂欢弥合科技与世俗的裂痕，使“耍猴铜锣”“白酒宴饮”等草根符号成为重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精神武器。这种本土科幻策略本质是“将科技奇观根系扎入中国大地”的创作自觉，凸显了东方智慧对全球科幻叙事的表达能力。

三是中国传统符号在科幻电影中的构建，通过视觉符号的系统化呈现，将“共同体美学”的核心价值转化为观众可感知的影像，进一步以视觉化的方式展现东方美学。通过生活符号的意象化表达，将科技探索转化为对生命意义的哲学思考，实现前沿科技与草根文化的共生。《宇宙探索编辑部》摒弃传统科幻的金属质感与数字特效，而是从水墨画的留白意境和诗歌的韵律中寻找治愈力量，从日常废墟中提炼视觉符号。主角头上滑稽的铝锅天线、麻雀如神谕般群聚的奇异景象，这些充满东方诗意的符号，把人们对科技的焦虑转化成了“仰望星空、低头沉思”的古老智慧，最终在文明的废墟里拼凑出崭新的希望星图。在影片中，唐志军将电视雪花点解读为“宇宙诞生时的余晖”，赋予废弃电器以宇宙史诗的浪漫想象，孙一通头顶的铝锅天线与吟诵的诗歌形成了科学与巫术的意象复合体，将外星信号接收转化为中国传统的祭祀仪式。这种“土味科技”策略以伪纪录片的手持摄影强化真实感，使西南山区的云雾、麻雀群聚等自然意象成为连接宇宙奥秘与市井生存的视觉纽带。导演孔大山通过“铝锅—诗歌—雪花点”的符号链条，将科技转译为仰观宇宙与俯察品类相结合的古典哲思，并用市井生活符号对宏大科技叙事完成了本土化表达，凸显草根智慧对抗技术发展的情感价值。

中国科幻电影通过技术奇观与东方美学的创造性共生，构建了独特的“共同体美学”视觉范式。揭示中国科幻电影视觉符号表现的核心逻辑：技术奇观提供超验吸引力的“外壳”，东方美学赋予文化认同的“内核”。前者依托中国先进制造业与科技领域的突破，后者激活传统文化符号的内涵与潜能。这种共生既规避了西方硬科幻电影的冰冷感，也跳脱出了文化符号的枯燥的说教，使“带着地球流浪”的文明执念、“以猴戏驯外星人”的市井反讽、“向雪花点索要宇宙答案”的存在之问，共同构成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视觉宣言。

《宇宙探索编辑部》剧照

三、产业维度：工业化升级与国际传播策略

在全球化语境与本土市场转型的双重驱动下，中国科幻电影的产业升级已从单一的内容生产转向全产业链整合的生态重构。后疫情时代电影工业的脆弱性暴露了传统产业模式中技术断层、资本短视与创作孤岛化的结构性矛盾，而科幻类型特有的高工业化属性倒逼产业向协同化、系统化方向演进。“共同体美学”在此过程中既作为价值导向，又成为方法论工具，倡导通过建立制片、技术研发、人才培养的共生关系，将分散的产业要素转化为有机协作的生态网络。这种协同发展机制的核心在于打破技术依赖与文化割裂的双重困境。在垂直维度，贯通特效制作、虚拟拍摄、衍生品开发等上下游环节，形成风险共担的利益共同体。在横向维度，促成科技企业、研究机构与文化资本的跨行业协作，构建知识共享的创新共同体。当工业化流程与美学理念形成双向校准，科幻电影产业便不再停留于票房市场的零和博弈，而是升维为承载国家科技想象与文化软实力的系统性工程，其抵御风险的能力贯穿产业链各个环节在共同体框架下的价值共振与效能叠加。

《流浪地球》系列的产业实践展现了中国科幻电影从单点突破到系统整合的协同演化路径。不同于传统电影生产的资本孤岛化倾向，其资本结构呈现出多元主体协同的特征，代表国有资本的中影集团承担基础技术研发与产业链整合的基石功能，代表民营资本的北京文化聚焦风险投资与项目孵化，阿里影业等互联网平台则通过数据驱动的宣发生态重构市场触达路径。这一模式本质上是以“共同体美学”为价值导向，将分散的产业要素纳入工业化流程的标准化框架。从虚拟制片技术共享到特效分包体系协作，资本方不再局限于财务注资角色，而是通过技术入股、收益分账等机制深度参与创作决策，形成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生态闭环。更关键的是，产业化协同发展突破了传统影视的“作坊式”生产惯性，通过与航天科研机构的数据对接建立跨行业技术联盟，并培育了本土特效制作企业集群，将科幻类型片的创作升维为国家文化科技融合的战略工程。这种以“共同体美学”为方法论的全产业链整合，不仅弥合了资本逐利性与艺术公共性的裂隙，更在全球化竞争格局中构建起中国科幻电影制作标准的话语体系。

《流浪地球》系列的创作实践揭示了“共同体美学”在产业协同创新中的系统整合效能。科幻电影是大投资、大制作，依赖于成熟、高效的电影工业部门的分工协作。导演郭帆去好莱坞考察学习时就清晰地意识到中美电影产业在工业化水平方面的差异。因此，《流浪地球》团队没有花大价钱请流量明星，反而把大部分制作资金用到道具、布景、特效等环节，拍摄前用三百人历时十五个月画了两千张概念图和五千多张分镜头，前后总共动用了七千多人的团队参与制作。[4] 同时，他还以“传帮带”模式构建跨代际协作网络，作为一个80后导演，既吸纳了第六代导演的代表王红卫担任剧本指导，又启用新生代创作者孔大山参与编剧，形成代际经验与创新思维的碰撞。更具突破性的是，剧组与北京电影学院合作成立电影工业化实验室，经过选拔将20余名研究生作为观察员纳入《流浪地球2》剧组，记录形成3大本“错题集”，将个体经验转化为行业公共知识，这种知识共享机制打破了传统影视生产的封闭性。在技术伦理层面，剧组与中科院、航天科研机构建立技术联盟，在《流浪地球2》中将太空电梯的配重设计经过反复物理演算，数字生命研究所的量子计算机MOSS外壳融入青铜纹饰，将科技理性与人文价值编码为视觉语法。这种协作模式不仅催生了“笨笨”机械狗等创新IP，更通过在《流浪地球3》筹备期与宁浩、陈思诚等导演的工业化经验交流，推动中国科幻电影从个体突破转向系统标准建构。当创作共同体与技术伦理形成双向滋养，产业协同即转化为文化自信与科技创新的共同体实践。

《独行月球》的工业化实践标志着中国科幻电影从“重资产投入”向“技术流程标准化”的转型，其核心在于通过虚拟制片技术与本土特效团队的深度协作，构建起高效可控的数字化制作流程与体系。影片以“喜剧+科幻”的类型融合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特效制作的门槛，但并未因此牺牲画面质量，反而通过全流程数字化管理实现了成本与质量的动态平衡。这种模式验证了“轻工业基底”嫁接“高概念”的可行性，为中小成本科幻项目提供了可复制的技术路径。同时，这部电影以中国航天成就为现实基础，将“集体英雄主义”融入科幻喜剧，打破西方个人英雄主义叙事垄断。通过以中国航天成就构建叙事可信度和市井幽默解构科技霸权两种策略相结合的方式成功地实现了文化破圈，这种“硬核场景+软性表达”的组合，既规避了西方个人英雄主义的叙事窠臼，又通过直播视角、短视频式剪辑贴合“Z世代”观众的审美习惯，形成差异化竞争力。

《流浪地球2》剧照

四、价值表达：“共同体美学”的文化意义与启示

中国科幻电影的对于“共同体美学”实践的本质是通过中国的科技构想和大国担当，从而构建出中华文化主体性，在全球化语境中确立东方价值的表达范式。其核心意义在于三重文化突破：一是东西方文明对话范式的重构。“共同体美学”以和而不同的东方智慧，消解了西方传统科幻电影中的文明冲突论与技术霸权逻辑。通过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转化为集体行动叙事、本土化符号的表达，构建了“差异中共生”的价值坐标系，为文明互鉴提供了新路径。二是将中国传统思想与科幻电影进行结合。在技术快速发展的时代，中国科幻电影在创作中与“共同体美学”这一理论体系相结合，用东方智慧中的辩证思维为科技注入了人文关怀，它强调科技向善必须以仁爱之心为根基。这种伦理观将马克思主义追求“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5] 的理想与儒家“仁者爱人”的传统观念相结合，形成了技术应该服务于人、提升人，而不是扭曲或控制人的核心主张，为人类在科技时代面临的共同困境提供了中国方案。三是情感共同体的跨文化穿透。通过市井符号的巧妙表达，“共同体美学”将抽象价值概念落地为一个个真实的情节。这种“以小叙事承载大历史”的策略，使“家国情怀”升维为人类共通的生存焦虑与家园情结，在银幕中引发文化的共鸣。

科幻电影借“共同体美学”搭建文明对话场域，通过情感植入与灾难叙事奇观，完成“共同体美学”价值观的意识形态编码与跨文化传播。“共同体美学”所倡导的“美美与共”理念，在科幻电影的隐喻系统中找到了具象化载体。《流浪地球》通过移山计划与数字生命计划的对抗，将技术伦理的思辨转化为文明存续路径的选择。选择带着地球流浪而非意识永生，本质上是对物质载体与精神价值统一性的坚持，这种选择暗合了中华文明敬天爱人的哲学观，将集体主义价值观转化为跨越文化壁垒的情感共识。影片在表层提供灾难叙事的类型快感，在深层植入了生生不息的文化密码，使观众既能从视听奇观中获得娱乐体验，也能通过隐喻解码感知价值内核。这种分层传播策略通过设定全人类共同危机的重大命题，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经验转化为全球治理的想象方案，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供具象化的艺术注脚。

《疯狂的外星人》通过荒诞喜剧的外壳，以本土化的市井叙事消解西方科幻的霸权逻辑，通过“驯服而非征服”的东方智慧重构文明关系，实现了对不同文明存在等级高低之分的解构与跨文化平等对话的实践，成为“共同体美学”的典型范本。影片将外星文明、西方强国与东方草根置于同一权力场域，借由反复翻转的“耍猴与被耍”的结构，彻底打破高等文明对于低等文明的鄙视链，揭示所有文明在本质上的平等性。同时，影片以白酒为情感媒介促成跨物种和解，将儒家“和而不同”思想转化为“一切都在酒里”的世俗哲学，彰显了东方文化对差异的包容力。片中以“世界公园”的微缩景观构建隐喻空间，这种微缩景观的拼贴式共存，既讽刺了西方中心主义对外来文化的排斥，又暗示了多元文明本应“和合共生”的共同体愿景。值得一提的是，耿浩驯猴时强调“不是耍猴，是彼此驯服”，并通过长期陪伴建立情感联结，这一关系恰是导演对文明相处之道的理解与感悟。影片“以驯服代替控制”的底层逻辑，本质上是对“共同体美学”主张“通过合作达到一种和谐，实现多方利益的最大化”[6] 的具体实践。

“共同体美学”的终极启示在于，它通过科幻电影这种类型的电影作为载体，为全球化时代的文明困境提供了兼具文化主体性与人类共通性的解决范式。这一理论以“尚同、存异、崇和、共美”[7] 为核心要义，它既立足中华文化主体性，以“和合共生”的伦理观与“情感共同体”的叙事策略重塑全球科幻话语；又以开放包容的集大成姿态，将本土智慧转化为解决人类共同困境的“中国方案”。在技术异化与文明冲突并存的当下，这一理论启示我们：唯有扎根文化根脉、拥抱人类共性，才能实现从“各美其美”到“美美与共”的文明跃迁，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精神动力。

《疯狂的外星人》剧照

结语

在中国从电影大国迈向电影强国的进程中，“共同体美学”为新时代科幻电影提供了理论基石，通过多维实践完成文本表达与范式创新。通过叙事策略、视觉符号、产业协同与价值表达的四维重构，中国科幻电影在理论与实践层面实现了三重跃迁：其一，叙事范式上突破西方中心主义，构建起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价值基石的叙事范式。其二，产业协同层面践行“尚同、存异、崇和、共美”的核心要义，建立了管理、创作、人才的协同网络，并在创作中坚持技术自主化、流程标准化，验证了科幻电影的工业化制作不仅是技术追赶，更是文化自信的具体表现。其三，中国科幻电影的价值突破体现在技术伦理与人文价值的辩证统一中，构建起“和合共生”的东方价值表达，向世界传播了中国价值观表达，推动中国从文明对话参与者升维为价值定义的引领者。

中国科幻电影的创作实践表明，“共同体美学”绝非抽象的理论构想，而是具象为创作共同体、技术创新发展与观众审美期待的多维共振。其核心价值在于：通过构建差异共生的文化场域，既维护本土文化主体性，又为全球治理提供实际的解决方案。这种美学范式既规避了文明冲突的对抗逻辑，又超越了文化霸权的单向输出，形成了具有东方辨识度的电影话语体系。

然而，当前科幻电影研究领域仍存在着一定的范式错位，西方学界仍困守于后殖民理论框架，将中国科幻崛起简单归因为“对抗好莱坞的文化民族主义”，而国内研究则多停留于产业现象描述，缺乏对科幻电影与美学理论互构机制的深度理论化。这种双重滞后在方法论层面体现为“三个割裂”：技术分析与文化阐释的割裂、本体研究与传播研究的割裂、电影本体与理论分析的割裂。正是在此语境下，新时代中国科幻电影的“共同体美学”实践展现出独特的理论价值。“共同体美学”呼应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想，与“世界大同，天下一家”的中国文化同根同源，中国文化不仅蕴含着宝贵的共同体基因，如天人合一、和谐共生，还包含了集体主义这一科学社会主义价值准则和价值内核。[8] 它既突破了传统共同体理论的话语中心主义桎梏，通过多种感知系统的协同作用，在视听本体的物质性层面建构起超越文字符号的共同体体验范式，又超越了技术决定论的单一解释路径，在数字影像与传统文化基因的互文转化中，创造出了技术美学与文化主体性共生共创的协同发展新局面。

面向未来，中国科幻电影仍需在科学叙事与人文表达的平衡中深化实践。当前创作中存在的对于视觉奇观的依赖与人文层面探讨浅表化的问题，恰是“共同体美学”需要突破的理论盲区。唯有在突出视觉奇观的同时强化对于人本主义的表达，在类型叙事中注入更深刻的文明反思，方能真正实现“美美与共”的终极追求。当行星发动机的蓝色光柱刺破银幕，映照出的不仅是电影工业的升级轨迹，更是文明互鉴的星辰大海，这或许正是“共同体美学”赋予中国科幻电影的历史使命。

作者单位：北京电影学院，中国电影评论学会

注释：

[１] 饶曙光：《构建“共同体美学”——关于电影语言、电影理论现代化与再现代化共同体美学研究》，《当代电影》，2020年第6期。

[２] 饶曙光，李明昱：《“共同体美学”的再讨论与再辨析》，《民族艺术研究》，2024年第1期。

[３] 朔方：《流浪地球——电影制作手记》，人民交通出版社2019年版，第12页。

[４] 张慧瑜：《〈流浪地球〉：开启中国电影的全球叙事》，《当代电影》，2019年第3期。

[５] 【德】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78页。

[６] 饶曙光：《中外文化对话与“共同体美学”》，《中国与世界：当代中国文化国际影响力的生成——“第三极文化”论丛》，2020年。

[７] 饶曙光：《从作者美学到共同体美学——作为艺术理论发展的电影共同体美学》，《民族艺术研究》，2022年第1期。

[８] 赵思瑶：《科幻电影的中国文化内核：〈流浪地球2〉的大国形象构建与价值表达》，《传播与版权》，2023年第10期。

来源：新浪财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