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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丨青一
编辑丨小吕
今年金鸡奖，《好东西》算是拿奖拿到手软，成了最大赢家。
但比奖项更热闹的，是圆桌论坛上陈思诚抛给邵艺辉的一个问题：“邵导，有无兴趣挑战一部男性电影？”
这问题刚出来的时候，网上不少人调侃陈思诚“幼稚”。
但我倒觉得，这问题问得挺有价值，起码把“女性电影”这个被炒得火热的概念，从云端拉到了地面上，让大家不得不直面行业里的一些潜规则。
邵艺辉的回应也挺干脆，说电影不分男女，自己片子里的男性角色照样出彩，男配提名就是最好的证明。
本来想跟着网上的节奏吐槽两句陈思诚，后来发现一位博主的话挺有意思：“内娱也就敢骂骂揶揄一下陈思诚了”。
这话听着有点扎心，但细想确实有道理，为啥大家敢放心大胆说他？因为骂他既安全，又显得自己站在“正义”这边。
可实际上，很多骂陈思诚的人，潜意识里和他没区别，默认“男性电影”是主流，聚焦女性故事的作品，就得被贴上“女性主义电影”的特殊标签。
很显然，这种标签化本身就有问题，电影哪有什么性别之分？
难道讲男性故事就是“正常电影”，讲女性故事就成了“特殊电影”？说白了，这背后还是“男性凝视”的惯性在作祟。
整个影视行业，甚至文艺行业，长期以来都习惯了以男性视角为中心，女性的故事要么被忽略，要么被按照男性的审美去塑造。
聊完这场对话，再回头看拿奖拿到手软的《好东西》，问题就更明显了。
我作为一个女性，看完这部片子并不喜欢，不是说它拍得不好，而是觉得它太不真实，太“悬浮”了。
影片里的主角铁梅，被塑造成“全能妈妈”“觉醒女性”，但这种觉醒是用丰裕的物质堆出来的。
片子取景在上海徐汇区岳阳路附近，我特意查了下，那里一套带阳台的两室一厅，月租差不多要1.5万。
而2023年上海城镇就业人员平均工资还不到1.3万，全国私营单位的平均水平更低。
普通人挣的钱还不够付房租，铁梅却能轻松拥有这样的生活，家门口有能买到水果、洋酒和面包的高端超市，孩子还能上第一梯队的公立小学。
如此看来，这哪里是普通女性的生活？分明是某种“上海折叠”里的上层叙事，说是本土版“我在上东区做母亲”也不为过。
全国能达到这种生活水平的家庭，能有多少？这样的“女性觉醒”，根本不是大多数女性能共情的，更像是一种乌托邦式的空想。
其实不止《好东西》，现在很多所谓的“女性电影”都这样，觉醒必须配上洋房阳台，困境是“精致困境”，痛苦是“高配痛苦”。
女性可以被压迫，但不能真的贫穷，可以有烦恼，但烦恼得是“买哪个牌子的包”“选哪个offer”这种“高端烦恼”。
我就搞不清了，难道女性电影就只能拍这些？比起这些精致的故事，我更怀念很久以前看的《菊豆》和《喊・山》。
这两部片子都是男导演拍的，但把女性的困境刻画得入木三分。
它们没有光鲜的场景，没有优渥的生活，讲的都是底层女性的挣扎和反抗，却能让人看完心里沉甸甸的，久久不能平静。
这两部片子的豆瓣评分都超过8分，虽然比《好东西》低一点，但在我心里，它们才是真正值得被记住的作品。
这也印证了邵艺辉的说法，电影不分男女，关键不在于导演的性别，也不在于主角的性别，而在于有没有抓住真实的人性和困境。
现在的女性电影，缺的不是技术，不是资金，也不是女性导演，缺的是对真实女性生活的关注。
那些流水线的工厂女工，夜班赶不上末班车的打工族，蜗居在几百块出租屋里的灵活就业者，还有那些被拐卖、被边缘化的特殊群体，她们的故事很少被镜头捕捉到。
这些女性的生活里，没有livehouse，没有高端超市，更没有洋房阳台。
她们的困境是实实在在的，是教育资源的匮乏，是就业机会的歧视，是家庭责任的捆绑。
这些真实的痛苦，比电影里那些“精致困境”更值得被看见，更值得被探讨。
本来以为“女性电影”的兴起，能让更多女性的声音被听到，但现在看来，不少作品只是换了个壳子，内核还是阶层固化的叙事。
导演们终究还是属于同一个阶层，跨越阶层去讲述另一个群体的故事，对他们来说太难了。
说到底，“女性电影”这个标签本身就是个伪命题，电影不该有性别之分，更不该有阶层之别。
真正好的电影，应该聚焦那些被遮蔽的真实，追问那些结构性的不平等，为什么有些女性会被困住？
为什么她们很难“觉醒”？这些问题的答案，才是女性故事真正的内核。
女性电影的核心从来不是性别，而是权力，男权、父权的本质，终究是权力的分配不均。
当我们讨论女性电影该拍什么的时候，其实是在讨论所有电影该拍什么，拍真实，拍众生，拍那些被忽略的、失语的人。
希望未来的影视行业，能少一些标签化的红利收割，多一些直面真实的勇气，只有真实的故事，才能真正打动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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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史观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