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88年，我叫李卫国，28了，在红星纺织厂宣传科当个技术员，每天跟油墨和铅字打交道。

88年，我叫李卫国，28了，在红星纺织厂宣传科当个技术员，每天跟油墨和铅字打交道。

说白了，就是个没人待见的修机器的。

我们那旮沓，男人二十八还没成家，脊梁骨都能让人戳断。

我妈急得嘴角起泡，托了八竿子打得着的亲戚，终于给我安排了一场相亲。

地点，人民公园。

时间，周日下午三点。

接头暗号：女方穿红围巾，手里拿本《大众电影》。

我提前半小时就到了，揣着我爸塞给我的半包大前门，手心直冒汗。

那是我第一次相亲。

心里跟揣了十七八只兔子似的，上蹿下跳。

三点整，一个身影准时出现在公园门口。

我伸长了脖子看。

嘿，还真是红围巾。

虽然不是我想象中那种鲜艳的大红色，是条暗红的羊绒围巾，但那也是红的。

她手里也夹着本书，封面花花绿绿的，离得远看不清是不是《大众电影》，但八九不离十。

人长得……怎么说呢，挺有气场的。

梳着利落的短发，穿着一身得体的灰色呢子大衣，不像厂里那些咋咋呼呼的女工。

我心说，我妈这次可算靠谱了一回。

我赶紧掐了烟，整了整我那身唯一像样的蓝色涤卡中山装，迎了上去。

“是……林同志吧？”我试探着问，声音有点抖。

她闻声抬起头，看了我一眼。

那眼神，清亮，冷静，像两口深不见底的井。

我心里咯噔一下。

这眼神，不像来相亲的，倒像是来审查我的。

她没承认，也没否认，只是淡淡地问：“你是？”

“我，我是李卫国。王阿姨介绍的。”我赶紧自报家门。

她“哦”了一声，没什么表情，点了点头，算是默认了。

我一看有戏，胆子大了点，赶紧找话说：“这天儿挺冷的，要不咱找个地方坐坐？”

她没反对。

我俩就沿着公园的小路，一前一后地走着。

气氛尴尬得能抠出三室一厅。

我绞尽脑汁，把从小到大听过的笑话都过了一遍，没一个敢说的。

最后，我决定从实际出发。

“那个……林同志，王阿姨应该都跟你说了吧？我在红星厂上班，宣传科的。”

“嗯。”她言简意赅。

“技术员，一个月工资……五十六块五，加上各种补贴，差不多能有七十。”我老老实实地交底。

这是我最大的资本了。

她还是“嗯”了一声。

我有点急了，这天儿没法聊啊。

“家里条件也还行，我爸是车间主任，我妈是厂医院的护士，分的房子是两室一厅，我哥结婚搬出去了，我现在自己住一间。”

我把家底都快掏空了。

她终于停下脚步，转过头看着我，眼神里带了点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像是……好奇？

“你对未来有什么规划？”她问。

我一愣。

这问题也太高端了。

相亲不都问问抽不抽烟喝不喝酒打不打牌吗？

但我还是硬着头皮回答：“规划……就，就好好在厂里干，争取评个先进，要是能分个单身宿舍，就更好了。”

我说的是实话。

她听完，嘴角似乎微微撇了一下，快得让我以为是错觉。

“在宣传科，光会修机器可不行。”她说。

我心里一紧，这是嫌我没文化？

“我，我高中毕业，平时也看报纸，《参考消息》期期不落！”我急着证明自己。

“看报纸是好事。”她不咸不淡地评价了一句。

然后，她突然问：“你对我们厂最近的宣传工作有什么看法？”

我彻底懵了。

我们厂？

这口气，怎么跟领导似的？

但我当时脑子一根筋，以为她是想考验我有没有上进心，是不是关心单位。

我一下来了精神。

“看法？看法大了去了！”

我把憋在心里好久的话全倒了出来。

“咱们厂的黑板报，一年到头就是那几个版式，‘安全生产’、‘喜迎XX’，内容空洞，形式老套，年轻人谁看啊？”

“还有那个广播站，播音员说话拿腔拿调的，跟念悼词似的，放的歌来来回回就那几首，还不如听外头卖冰棍的吆喝呢d。”

“要我说，就得改革！”

我越说越激动，唾沫星子横飞。

“版面要活泼，可以加点漫画，加点猜谜。广播可以搞个点歌台，让工人们自己点歌，再穿插点厂里的小道消息，谁家孩子考上大学了，谁跟谁搞对象了，这多有意思！”

她一直没说话，就那么静静地听着。

等我说完，口干舌燥地看着她，等着她的夸奖。

她却只是点了点头，说：“想法不错，有点意思。”

然后她抬起手腕，看了看表。

“时间不早了，我还有事，今天就到这吧。”

说完，她转身就走，干脆利落，一点不拖泥带水。

我愣在原地，半天没反应过来。

这就……结束了？

是成还是没成啊？

我追上去两步：“那个，林同志，我……”

她回头：“有事？”

“没，就是……下次啥时候再见？”我鼓足了勇气问。

她看了我一眼，眼神很复杂。

“上班时间，随时可以。”

说完，她真的走了。

我站在寒风里，琢磨着她最后一句话。

上班时间，随时可以？

难道她也是我们厂的？王阿姨没说啊。

还是说……这是句客套话？

我百思不得其解，但心里又有点小窃喜。

她没直接拒绝，说明有戏。

而且她还夸我“想法不错”，说明她是个有思想有深度的女同志。

我怀着这种忐忑又甜蜜的心情，回了家。

第二天是周一。

我哼着小曲，提前十分钟到了办公室。

办公室里，老王和几个同事正围在一起，神秘兮兮地交头接耳。

“听说了吗？咱们科新来了个头儿。”

“谁啊？男的女的？”

“女的！据说是市里直接派下来的，狠角色！”

“叫啥名啊？”

“好像姓苏，叫苏……苏沁！”

我心里没当回事，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领导换了，我这修机器的活儿也少不了。

我擦了擦我的工作台，准备开始一天的工作。

八点半，科室的门被推开了。

我们科长老钱陪着一个人走了进来。

“同志们，静一静，我来介绍一下。”老钱满脸堆笑，“这位是新来的苏沁苏科长，以后咱们宣传科的工作，就由苏科长全面负责。大家欢迎！”

一阵稀稀拉拉的掌声。

我抬起头，想看看这位“狠角色”长什么样。

然后，我的血一下就凉了。

站在老钱身边的，穿着一身笔挺的蓝色工作服，梳着利落的短发，眼神清亮又冷静的女人……

不是我昨天那个相亲对象，是谁？

她也看见了我。

目光在我脸上一扫而过，没有停留，没有波澜，仿佛根本不认识我。

她就是苏沁。

她就是我的新领导。

我脑子里“嗡”的一声，像炸开了一颗手榴弹。

完了。

这下全完了。

我昨天都跟她说了些什么？

我说我一个月挣七十块钱。

我说我家住两室一厅。

我说我想分个单身宿舍。

最要命的是，我把厂里的宣传工作从里到外批了个狗血淋头。

而她，就是管这个的。

我这不是寿星老上吊——嫌命长吗？

我恨不得当场找个地缝钻进去。

我感觉全科室的目光都像探照灯一样打在我身上。

我僵在原地，手脚冰凉，冷汗顺着后背往下流。

苏沁开始讲话。

声音还是那么不咸不淡，但每个字都像小锤子，敲在我的心上。

“我叫苏沁，从今天起，和大家一起共事。我的工作原则很简单：第一，看态度；第二，看能力。混日子的，磨洋工的，别怪我不客气。”

她说话的时候，眼神扫视全场。

我感觉她在看我。

绝对是在看我。

那眼神里的警告意味，浓得化不开。

散会后，我像个游魂一样飘回我的角落。

老王凑过来，用胳膊肘捅了捅我：“卫国，想什么呢？魂不守舍的。”

我能想什么？我在想我的死法。

是被直接开除，还是被下放到车间去扛麻袋？

“老王，我……我好像要倒大霉了。”我哭丧着脸说。

“怎么了？”

我把昨天相亲的事，一五一十地跟他说了。

老王听完，嘴巴张得能塞下一个鸡蛋。

“我滴个亲娘嘞！”他一拍大腿，“你小子，胆子也太肥了！你把新科长当成相气对象，还跟人家吹牛皮，指点江山？”

“我哪知道啊！”我快哭了，“王阿姨明明说的是姓林……”

“那苏科长手里拿的什么书？”

“不知道，没看清。”

“围的什么围巾？”

“暗红色的。”

老王一拍脑门：“坏了，我昨天下午也去公园了，看见咱们厂仓库老林家的闺女了，也穿着红围巾，手里也拿着本书！”

我眼前一黑。

敢情我从一开始就认错人了。

我在错误的地点，错误的时间，跟一个错误的、而且是我未来顶头上司的女人，进行了一场错误的相亲。

这下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接下来的几天，我活得像个惊弓之鸟。

上班不敢迟到，下班不敢早退。

走路都贴着墙根走，生怕跟苏沁迎面撞上。

开会的时候，我把头埋得低低的，恨不得钻到桌子底下去。

苏沁好像也当我不存在。

她雷厉风行，一来就烧了三把火。

第一把火，整顿纪律。迟到早退的，上班时间看闲书的，挨个谈话，写检查。

第二把火，改革版面。她把我那天在公园里“指点江山”的那些想法，几乎原封不动地搬了出来。

黑板报增加了漫画角和生活区，广播站开了点歌台。

效果出奇的好。

厂里的年轻人都说，宣传科总算干了点人事。

我听着同事们的议论，心里五味杂陈。

一方面，自己的想法被采纳，有点小得意。

另一方面，一想到这些想法是在那种尴尬的场景下说出来的，我就臊得脸红。

她这是在用我的办法，来打我的脸吗？

第三把火，烧到了我头上。

那天下午，我正在埋头修理一台老掉牙的油印机，满手油污。

苏沁走了过来，高跟鞋敲在地板上，“哒、哒、哒”，每一下都像踩在我心尖上。

“李卫国。”

我一个激灵，猛地站起来，差点把桌上的零件都给带翻了。

“苏……苏科长。”我结结巴巴地喊。

“这台机器，还能用吗？”她指着油印机问。

“能，能用，就是……就是有个零件老化了，得想办法找个替代的。”

“多久能修好？”

“我……我尽力，可能得两三天。”

“我只要结果。”她丢下这句话，转身走了。

我看着她的背影，心里直打鼓。

这是给我下最后通牒了？

修不好就滚蛋？

我不敢怠慢，一头扎进了修理工作里。

那几天，我吃住几乎都在科室。

翻遍了所有的技术手册，跑遍了厂里的废旧仓库，甚至托人去市里的五金市场淘换零件。

两天后的晚上，我终于用一个自行车上的零件，经过反复打磨改造，让那台老古董油印机重新发出了轰鸣。

我累得瘫在椅子上，虽然浑身酸痛，但心里却松了一口气。

总算没把事办砸。

第二天一早，苏沁来上班，看到了焕然一新的油印机，还有旁边我写得密密麻麻的修理报告。

她拿起报告，仔细看了看。

然后，她抬头看了我一眼。

那是我第一次，在她眼中看到除了冷静之外的东西。

好像是……一丝赞许？

“干得不错。”她说。

就这四个字，比给我发一百块钱奖金还让我激动。

我感觉我这几天的罪，没白受。

我以为这事就算过去了。

我太天真了。

一个星期后，厂里要搞一个“迎七一”的文艺汇演。

苏沁把我叫到她办公室。

这是我第一次进她的办公室。

很简洁，一张办公桌，一个文件柜，一盆绿得发亮的吊兰。

她坐在桌子后面，表情严肃。

“李卫国，这次汇演，你负责写个小品剧本。”她直接下达了任务。

“我？”我指着自己的鼻子，不敢相信。

“我一个修机器的，哪会写剧本啊？”

“你在公园里，不是挺能说的吗？”她淡淡地说。

我脸“唰”地一下就红了。

她还记着呢。

她果然还记着呢。

“把你的那些想法，写出来。内容要积极向上，又要贴近生活，要幽默，还要有教育意义。”她提了一堆要求。

“苏科长，我真不行……”我还在垂死挣扎。

“这是命令。”她打断我。

“周五之前，我要看到初稿。”

我从她办公室出来，腿都是软的。

写剧本？这比让我造一台油印机还难。

我一个理科生，连情书都没写过。

那几天，我头发都快薅秃了。

白天修机器，晚上查资料，看人家的小品剧本怎么写。

我把我们车间里那些鸡毛蒜皮的趣事，张三和李四的口头禅，王五的臭毛病，都揉了进去。

写得颠三倒四，自己都看不下去。

周四晚上，我还在办公室里熬着。

眼看就要交稿了，剧本还是一堆乱麻。

我急得直转圈。

办公室的门突然开了。

苏沁走了进来。

她好像是回来拿东西，看到我还亮着灯，有点意外。

“还没回去？”

“没……没写完。”我窘迫地低下头。

她走到我桌前，拿起了我那几页涂涂改改的稿纸。

我紧张得心都快跳出来了。

那上面写的玩意儿，简直是“狗屁不通”。

她看得还挺认真，一页一页地翻。

办公室里静得只剩下我的心跳声。

过了很久，她才放下稿纸。

“结构太散，人物不突出，包袱也不响。”她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所有问题。

我羞愧得无地自容。

“不过……”她话锋一转，“素材是好的，很真实。”

她拉过一张椅子，在我旁边坐下。

“你过来，我跟你说说。”

那个晚上，她就坐在我身边，从故事结构，到人物设定，再到笑料包袱，一点一点地给我分析，帮我梳理。

她的声音很好听，不疾不徐，带着一种让人信服的力量。

我从来不知道，一个剧本里有这么多门道。

我听得入了迷。

偶尔抬头，能看到她专注的侧脸，灯光下，她的睫毛很长，皮肤很白。

我闻到她身上传来的一阵淡淡的香味，不是雪花膏，也不是花露水，是一种很清爽的肥皂味。

我的心，莫名其妙地漏跳了一拍。

我们一直聊到深夜。

等剧本的大框架理顺，已经快十二点了。

“行了，就按这个思路去改，明天早上给我。”她说。

“谢谢苏科长。”我由衷地说。

“谢什么，这是你的工作。”她站起来，活动了一下肩膀，“快回去吧。”

我连夜把剧本改了出来。

第二天交给她，她看了看，只改了几个标点符号。

小品在文艺汇演上大获成功。

台下的工人们笑得前仰后合，掌声一阵接一阵。

厂长在总结大会上，点名表扬了宣传科，还特别提到了这个小品。

科室里的人都向我道喜。

老王更是把我吹上了天，说我是“被修理工作耽误的文学家”。

我心里清楚，这功劳，至少有一半是苏沁的。

可她一个字都没提。

从那以后，我在科室的地位，好像有点不一样了。

大家不再把我当成一个只会拧螺丝的修理工。

苏沁也开始交给我一些文字方面的工作。

写个通讯稿，搞个宣传语什么的。

我写得磕磕巴巴，她就一次又一次地把稿子打回来，让我重写。

有时候，她会直接在我的稿子上用红笔修改。

那字迹，清秀又有力，跟她的人一样。

我把那些改过的稿子，都悄悄地收了起来。

我和她之间，还是很少说话。

除了工作，几乎零交流。

但我觉得，我们之间那堵看不见的墙，好像在慢慢变薄。

有时候在食堂吃饭，她会端着餐盘，坐到离我不远的地方。

有时候在走廊上碰到，她会对我点点头。

那不再是领导对下属的点头，更像是……一种平等的示意。

我不再那么怕她了。

甚至，我开始有点期待每天上班。

期待看到她穿着那身蓝色工作服，从门口走进来。

期待她把我叫到办公室，给我布置一个新的、我完全不会的任务。

我感觉自己像个受虐狂。

但我知道，每一次被她“折磨”，我都能学到新东西。

我在飞快地成长。

这种感觉，很奇特，也很充实。

半年时间，一晃就过去了。

我从一个只会修机器的技术员，变成了一个能写能编的多面手。

我的名字，开始频繁地出现在厂报上。

厂里的人见了我，不再喊我“小李”，而是喊“李师傅”或者“李编辑”。

我知道，这一切，都离不开苏沁。

是她，把我从一个自怨自艾的角落里，硬生生拽了出来。

虽然方式有点……粗暴。

我对她的感情，也从最初的恐惧，变成了敬佩，再到……一种我说不清的情愫。

我不敢深想。

她是我领导，而且，我听说她已经结婚了。

丈夫在省城工作，是个干部。

我跟她，是两个世界的人。

那年冬天，来得特别早。

刚进十一月，就下了一场大雪。

厂里的暖气还没来，办公室里冷得像冰窖。

那天，苏沁把我叫到她办公室。

我以为又要领什么新任务。

“李卫国，”她看着我，表情是我从未见过的严肃，“组织上研究决定，要把你调动一下。”

我心里“咯噔”一下。

调动？

调去哪？

难道是秋后算账的时候终于到了？

我半年前的那些“罪行”，她终究还是要清算的？

“苏科长，我……”我张了张嘴，想为自己辩解几句，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从下周一开始，你不用管油印机了。”她说。

我心凉了半截。

连我吃饭的家伙都要收走了？

这是要彻底把我扫地出门啊。

“你搬到我这间办公室来。”

我猛地抬起头，以为自己听错了。

“什么？”

“我说，”她一字一句，说得清清楚楚，“从下周一开始，你调到我办公室，做我的助理。”

我呆住了。

像被一道雷劈中了天灵盖。

大脑一片空白。

助理？

她的助理？

这……这是什么情况？

天上掉馅饼了？还是新的整人方式？

“怎么？不愿意？”她挑了挑眉。

“不不不，愿意，愿意！”我回过神来，语无伦次地回答。

“愿意就行。出去吧，把你的东西收拾一下。”她挥了挥手，又恢复了那副公事公办的样子。

我晕晕乎乎地走出她的办公室。

老王他们立刻围了上来。

“科长找你啥事啊？看你这脸色，不会是要开你吧？”

我深吸一口气，努力让自己平静下来。

“她……她让我下周搬到她办公室去，给她当助理。”

整个办公室，瞬间鸦雀无声。

所有人都用一种看外星人的眼神看着我。

老王最先反应过来，一巴掌拍在我背上：“好你个李卫国！不声不响的，一步登天了啊！”

“什么一步登天啊……”我苦笑着。

我心里一点底都没有。

苏沁到底想干什么？

把我放在眼皮子底下，是为了更好地“折磨”我？

还是……真的看重我的能力？

我宁愿相信是前者。

因为后者，更让我心慌。

周末，我在家里翻来覆去睡不着。

脑子里全是苏沁那张清冷的脸，和她那句“搬到我这间办公室来”。

我妈看我魂不守舍的，还以为我病了。

“卫国啊，你这是咋了？是不是上次那个姓林的姑娘，没看上你啊？”

我一听“姓林”这两个字，头皮都发麻。

“妈，您别提了，那事儿黄了，彻底黄了。”

“黄了就黄了，妈再给你找！咱们卫国现在也是文化人了，还怕找不到对象？”

我没法跟我妈解释这其中的九曲十八弯。

我只能苦笑。

周一，我抱着我的茶缸子、笔记本和一堆乱七八糟的修理工具，忐忑地走进了苏沁的办公室。

她已经给我收拾出了一张桌子，就在她办公桌的斜对面。

我把东西放下，手都不知道往哪儿放。

“坐。”她说。

我赶紧坐下，腰杆挺得笔直，像个等着挨训的小学生。

“以后，科里所有的文件收发、会议记录、材料整理，都归你负责。另外，我交代给你的临时任务，也要完成。”

“是，苏科长。”

“在我这儿，没有八小时工作制，什么时候把事情做完，什么时候下班。”

“明白。”

“还有，”她顿了顿，看着我，“别再叫我苏科长了。”

我一愣。

不叫苏科长叫什么？

“以后在办公室，叫我苏姐。私下里，叫我苏沁。”

我的心，猛地一颤。

苏姐？

苏沁？

这称呼的转变，信息量太大了。

我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怎么？有意见？”她又挑了挑眉。

那个熟悉的、带着点戏谑的表情。

“没，没有！苏……苏姐。”我磕磕巴巴地喊出了这个称呼。

她嘴角弯了一下，那是我第一次，看到她如此明显的笑意。

像冬日里破冰的湖面，荡开了一圈温柔的涟漪。

就这样，我成了苏沁的助理。

日子比我想象的要……难熬得多。

她对工作的要求，严格到了变态的程度。

一份会议纪要，我写了三遍，她都不满意。

“李卫国，你是在记流水账吗？重点呢？决议呢？后续的执行方案呢？”

她把我的稿子摔在桌上。

“重写！”

一个标点符号用错了，她都能看出来。

“这是顿号，不是逗号！意思完全不一样！你高中语文是体育老师教的吗？”

我被她训得狗血淋头，不止一次怀疑人生。

但每次，当我熬夜把东西改好，交到她手上，她看过之后，又会耐心地给我指出其中的不足和可以改进的地方。

她不是单纯地在骂我，她是在教我。

在她的“高压”之下，我感觉自己像一块被反复捶打的铁，虽然过程痛苦，但正在变得越来越坚实。

我们开始有了工作之外的交流。

比如，中午一起去食堂吃饭。

她吃饭很安静，很斯文。

不像我，呼噜呼噜跟猪八戒吃人参果似的。

我为了配合她的节奏，也只好放慢速度，细嚼慢咽。

一顿饭吃下来，比写一份报告还累。

比如，下班后一起走路回家。

我们厂的家属区和单身宿舍在两个方向。

但她总是会先陪我走到宿舍楼下，然后自己再绕远路回家。

她说：“顺路，锻炼身体。”

我信你个鬼。

从我宿舍到她家，起码要多走二十分钟。

路上，我们会聊一些闲天。

聊厂里的八卦，聊市里的新闻，聊最近看的书和电影。

我发现，她其实不是那么“冷”。

她也喜欢看《追捕》，也觉得高仓健很帅。

她也知道现在流行什么“蛤蟆镜”和“喇叭裤”，虽然她自己从来不穿。

她很博学，懂的东西很多。

从萨特到邓丽君，她都能跟你聊上几句。

跟她聊天，我总能感觉自己那点可怜的知识储备，捉襟见肘。

我开始疯狂地读书。

厂图书馆里的书，我一本一本地借。

《红楼梦》、《基督山伯爵》、《百年孤独》……

我囫囵吞枣地读，只为了能在跟她聊天的时候，能多接上几句话。

有一天晚上，我们又一起加班。

窗外下着小雨，淅淅沥沥的。

办公室里只有我们两个人，气氛安静又有点暧昧。

我正在整理一份文件，她突然开口问：“李卫国，你那个相亲对象，后来怎么样了？”

我手一抖，差点把文件撕了。

来了。

这道送命题，终究还是来了。

我装傻：“什么相亲对象？”

“就是那个，”她看着我，眼睛在灯光下亮晶晶的，“穿红围巾，拿《大众电影》的，林同志。”

“哦……那个啊，”我挠了挠头，尴尬地说，“黄了，人家没看上我。”

“是吗？”她追问，“为什么？”

“可能……可能是我太能说了吧。”我自嘲道。

其实我后来从老王那里打听到了。

那天真正的相亲对象小林同志，在寒风里等了我半个小时，我都没出现。

人家姑娘气坏了，回去就跟介绍人说，我这个人，不守时，不靠谱，没诚意。

我的名声，在方圆十里的媒人圈里，算是彻底臭了。

“我觉得你挺好的。”苏沁突然说。

我愣住了。

“你说什么？”

“我说，”她看着我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你那天在公园里说的那些话，挺好的。有想法，有胆量。”

我的脸，又开始发烫。

“那都是……胡说八道。”

“不，那是真话。”她说，“我们单位，缺的就是说真话的人。”

那一刻，我感觉我们之间的距离，又近了一步。

不是物理上的距离，是心与心之间的距离。

我也渐渐了解了她的一些情况。

她确实结婚了。

丈夫是省外贸厅的一个处长，叫林峰。

等等，林峰？

姓林？

我心里突然有了一个荒唐的猜想。

“苏姐，你爱人……他是不是有个妹妹？”我小心翼翼地问。

苏沁愣了一下，随即明白了什么，忍不住笑了起来。

她一笑，像冰山融化，春暖花开。

“是啊，我小姑子叫林晓。王阿姨是我婆婆那边的远房亲戚。那天我婆婆非让我去公园，说给我小姑子把把关，看看那个叫李卫国的男方怎么样。”

我彻底石化了。

真相……居然是这样的。

我错把给我小姑子相亲把关的嫂子，当成了相亲对象本人。

这个乌龙，简直是史诗级别的。

我恨不得当场去世。

“那你当时怎么不戳穿我？”我欲哭无泪。

“为什么要戳穿？”她反问，“我觉得挺有意思的。想看看你到底能说出些什么来。”

“你……”我指着她，哭笑不得，“你这是在耍我啊！”

“是你自己认错人的。”她一脸无辜。

那天晚上，我们聊了很久。

聊那个尴尬的下午，聊这半年的种种。

我们都笑了，笑得很大声，把办公室的玻璃都震得嗡嗡响。

那是我们第一次，如此地敞开心扉。

我也知道了，她和她丈夫林峰，其实是家里包办的婚姻，没什么感情。

林峰常年在外地，一年也回不来几次。

她一个人在厂里，既要应付工作上的压力，又要面对生活中的孤单。

她那身冰冷坚硬的铠甲下面，其实是一颗柔软又疲惫的心。

我看着她，心里突然涌起一股强烈的冲动。

我想保护她。

想让她那双总是紧锁的眉头，舒展开来。

这个念头一出来，我自己都吓了一跳。

她是领导，是有夫之妇。

我怎么能有这种想法？

我把这个危险的念头，死死地压在心底。

但感情这种东西，就像春天里的野草，你越是压抑，它越是疯长。

我们一起工作，一起吃饭，一起下班。

我们之间的默契，越来越好。

有时候，她一个眼神，我就知道她想要什么文件。

我咳嗽一声，她就会把自己的茶缸递过来。

里面泡着胖大海。

科室里的人，看我们的眼神，也变得越来越奇怪。

开始有流言蜚语传出来。

说我李卫国走了“夫人路线”。

说苏沁假公济私，任人唯亲。

这些话，或多或少地传到我们耳朵里。

我很难受。

我觉得是我连累了她。

有一天，我忍不住跟她说：“苏姐，要不……我还是搬回外面的办公室吧？”

她正在看文件，闻言抬起头。

“为什么？”

“外面……外面人说闲话。”

“说什么？”

“说我们……”我不知道该怎么说出口。

“说我们什么？”她追问，目光灼灼。

“说我们……关系不正常。”我豁出去了。

她听完，沉默了。

过了很久，她才开口，声音很轻，但很坚定。

“李卫国，嘴长在别人身上，他们爱怎么说，就怎么说。我们自己，心里干净就行。”

“可是……”

“没有可是。”她打断我，“你要是个男人，就别在乎这些。把工作干好，让所有人都闭嘴。”

我看着她坚毅的眼神，心里那点退缩和委屈，瞬间烟消云散。

是啊，我怕什么？

我没做亏心事。

她也没做亏心事。

我们只是……走得近了一点而已。

为了堵住悠悠众口，我工作得更卖力了。

我承包了科里所有最难、最累的活。

写材料，搞策划，组织活动……

我像个上了发条的陀螺，不停地转。

年底，厂里评先进。

我以全票通过，当选了“厂级先进工作者”。

在表彰大会上，我作为代表上台发言。

我站在主席台上，看着台下黑压压的人群。

我的目光，越过所有人，落在了第一排正中间的苏沁身上。

她也正看着我。

眼睛里，是满满的笑意和骄傲。

那一刻，我觉得一切都值了。

大会结束，厂里组织聚餐。

厂长、书记都来了。

大家轮流给我敬酒。

我来者不拒。

我高兴。

我不仅证明了自己，也证明了苏沁的眼光。

我喝了很多。

到最后，我已经不知道自己是谁了。

只记得，是苏沁把我扶出了食堂。

冬天的夜，很冷。

冷风一吹，我清醒了一点。

“苏姐……谢谢你。”我靠在墙上，大着舌头说。

“谢我什么？”

“谢谢你……没开除我。”

“谢谢你……让我写剧本。”

“谢谢你……把我调到你办公室。”

“谢谢你……相信我。”

我一句一句地说着，眼泪不争气地流了下来。

是酒精的作用，也是积压了太久的情绪。

苏沁没说话。

她从口袋里掏出手帕，轻轻地帮我擦掉眼泪。

她的手很凉，但动作很温柔。

我借着酒劲，一把抓住了她的手。

“苏沁。”我喊她的名字。

“嗯？”

“我喜欢你。”

我说出来了。

我终于把那句压在心底，快要把我憋疯的话，说了出来。

说完，我就后悔了。

我这是在干什么？

我这是在逼她。

我这是在毁了我们之间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一切。

苏沁的手，僵了一下。

她想抽回去。

我却抓得更紧了。

“我知道，我知道我不该说。我知道你有家庭，你是领导。我就是……我就是忍不住。”我语无伦次地说。

“卫国，你喝多了。”她的声音，有些颤抖。

“我没喝多！我比任何时候都清醒！”我看着她的眼睛，“我就是喜欢你！从我第一次在公园里见到你，我就……”

我还没说完，她突然踮起脚。

一个冰凉的、柔软的东西，印在了我的嘴唇上。

我整个人都懵了。

世界，在那一刻，仿佛静止了。

只剩下我和她，和这个寒冷的、却又滚烫的吻。

那是一个很短暂的吻。

一触即分。

她后退了一步，脸在路灯下，红得像晚霞。

“回家吧。”她低声说。

然后，她转身，快步地跑开了。

我一个人站在原地，像个傻子一样，摸着自己的嘴唇。

上面，还残留着她的温度和味道。

那一晚，我彻底失眠了。

第二天，我顶着两个黑眼圈去上班。

心里忐忑不安。

我不知道该怎么面对她。

她是会当做什么都没发生，还是会从此对我冷若冰霜？

我走进办公室。

她已经在了，正在低头看文件。

听到我进来，她抬起头，看了我一眼。

表情和往常一样，没什么变化。

“来了？把这份文件拿到档案室去归档。”她吩咐道。

我接过文件，心里松了一口气，又有点失落。

她选择了第一种方式。

我们就这样，心照不宣地，把那个晚上的事情，埋了起来。

日子又恢复了往常的平静。

我们依然一起工作，一起下班。

只是，气氛变得有些微妙。

我们不敢再看对方的眼睛。

说话的时候，也总是隔着一段安全的距离。

那层窗户纸，被我捅破了，又被她强行糊上了。

虽然上面已经有了裂痕。

转眼，到了89年的春天。

厂里的效益越来越不好。

开始有传言，说厂子要裁员。

人心惶惶。

有一天，苏沁的丈夫林峰，突然回来了。

开着一辆黑色的桑塔纳，停在办公楼下。

派头十足。

他直接进了苏沁的办公室。

我很有眼色地退了出去。

他们在里面谈了很久。

我隔着门，隐约能听到争吵声。

下午，林峰黑着脸走了。

苏沁把我叫了进去。

她的眼睛红红的，显然是哭过。

“卫国，”她看着我，声音沙哑，“他要调到深圳去了。让我……让我跟他一起去。”

我的心，像被一只无形的手，狠狠地揪了一下。

去深圳？

那是个遥远又陌生的地方。

“那你……怎么想？”我艰难地问。

“我不想去。”她说，“我的工作在这里，我的……一切都在这里。”

我看着她，突然明白了她话里的“一切”指的是什么。

“他给了我两个选择。”她继续说，“要么跟他走，要么……离婚。”

离婚。

这两个字，像炸雷一样，在我耳边响起。

在那个年代，离婚，对一个女人，尤其是一个女干部来说，意味着什么，我心里很清楚。

那意味着名誉扫地，前途尽毁。

“他觉得我……在这里有不清不白的关系。”她苦笑了一下，“他听到了那些风言风语。”

我的拳头，瞬间攥紧了。

归根结底，还是因为我。

是我害了她。

“苏沁，”我走到她面前，看着她的眼睛，“你别管他怎么说，也别管别人怎么说。你只要告诉我，你想怎么做？”

她看着我，眼泪又流了下来。

“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

她趴在桌子上，肩膀一耸一耸地哭了起来。

像个无助的孩子。

我从来没见过她这个样子。

我心疼得快要碎了。

我伸出手，想抱抱她，又缩了回来。

我不能。

我不能在这个时候，再给她增加任何压力。

我只能站在她身边，默默地陪着她。

那天晚上，她做出了决定。

她选择了离婚。

手续办得很快。

林峰拿走了家里大部分的财产，开着他的桑-塔纳，头也不回地去了深圳。

苏沁，净身出户。

她从原来的家属楼里搬了出来，住进了厂里的单身宿舍。

一间只有十几平米的小屋子。

我帮她搬家。

她的东西很少，只有一个皮箱，和几箱子书。

看着空荡荡的房间，和她落寞的背影，我心里难受得要命。

“苏沁，”我对她说，“以后，有我呢。”

她回头看着我，没有说话，只是用力地点了点头。

离婚的事，像一阵风暴，席卷了整个工厂。

各种难听的话，都有。

苏沁的压力，可想而知。

她瘦了很多，人也变得更沉默了。

但她依然每天坚持上班，把工作做得井井有条。

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

我知道，她是在硬撑着。

我能做的，就是默默地陪在她身边。

给她打好饭，帮她打开水，在她加班的时候，给她披上一件衣服。

我不再叫她“苏姐”。

我叫她“苏沁”。

她也没有反对。

我们之间的那层窗户纸，在经历了这场风暴之后，彻底消失了。

我们成了彼此唯一的依靠。

夏天的时候，我用我攒下的所有积蓄，还有跟朋友借的钱，在厂子附近，买下了一套二手的小平房。

虽然破旧，但有个小院子。

我花了一个月的时间，把房子里里外外重新粉刷了一遍。

又在院子里，种上了她喜欢的月季和吊兰。

一切都准备好之后，我把她带到了那里。

她看着焕然一新的房子，和院子里迎风摇曳的花，愣住了。

“这是……”

“我们的家。”我说。

我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盒子。

打开，里面是一枚银戒指。

是我托人打的，样式很简单。

“苏沁，”我单膝跪下，看着她的眼睛，“我知道，我现在什么都没有。没有钱，没有地位。但我有一颗爱你的心，和一个能为你遮风挡雨的肩膀。”

“你愿意……嫁给我吗？”

她的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不停地往下掉。

她没有说话，只是伸出手，把那枚戒指，戴在了自己的手上。

然后，她紧紧地抱住了我。

“我愿意。”

89年的秋天，我和苏沁结婚了。

没有婚礼，没有宴席。

只是请了几个最要好的朋友，在家里吃了顿饭。

老王喝多了，抱着我，又哭又笑。

“卫国，你小子，可以啊！真的……可以啊！”

是啊。

连我自己都觉得，像做梦一样。

一年前，我还是一个把领导当成相亲对象的傻小子。

一年后，我却娶了她。

命运这个东西，真的很难说。

婚后的生活，平淡又幸福。

我们每天一起上班，一起下班。

她做饭，我洗碗。

晚上，我们会在院子里乘凉，看星星。

她会靠在我的肩膀上，给我念她喜欢的诗。

“从前的日色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

我觉得，那诗里写的，就是我们。

厂里的流言蜚语，渐渐平息了。

大家看到了我们的努力和真心，也看到了苏沁的坚强和才华。

她依然是那个雷厉风行的苏科长。

而我，是她最得力的助手，和最坚实的后盾。

有时候，我还会想起那个乌龙的下午。

如果那天，我没有认错人。

如果那天，我没有对她说那些“大逆不道”的话。

我们的人生，会是什么样子？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我很感谢那场美丽的错误。

是它，让我遇到了生命中最好的苏沁。

是它，让我从一个平庸的李卫国，变成了更好的李卫国。

那天晚上，我又问她：“说真的，你当初把我调到你办公室，到底安的什么心？”

她靠在我怀里，笑了。

“还能安什么心？”

“就是觉得，这个傻小子，有点意思。”

来源：时光雪为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