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一九八二年的秋天，厂里给先进生产者发了福利，两张电影票。电影是《小花》，票根是淡黄色的，印着“工人文化宫”的字样，被我攥在手里，磨得边缘发毛。

一九八二年的秋天，厂里给先进生产者发了福利，两张电影票。电影是《小花》，票根是淡黄色的，印着“工人文化宫”的字样，被我攥在手里，磨得边缘发毛。

车间副主任老刘，一个总爱叼着旱烟袋的老头儿，把票塞给我时，眉毛挑得老高：“小赵，机灵点，别浪费了这机会。”

我脸唰地就红了，脑子里像塞进了一团乱麻。全厂年轻职工里，就我和苏梅是同年招工进来的，她在劳资科管考勤，我在电工车间爬电线杆，俩人照面都少，更别说单独相处了。

苏梅是城里姑娘，父亲是厂工会主席，母亲在百货公司当售货员，住的是带阳台的家属楼。我呢？农村来的合同工，挤在四人一间的青年宿舍，一个月工资四十二块八，一大半要寄回村里给生病的老娘买药。

我配得上她吗？这个念头像根刺，扎了我整整两天。上班接电线时走神，差点被电打了，师傅王黑脸一扳手敲在我背上：“你小子魂儿飞哪儿去了？”

我魂儿没飞，就是不知道该怎么把电影票递给苏梅。劳资科在办公楼三楼，铺着木地板，走上去“咯吱”响，到处飘着墨水香和雪花膏的味道。我整天穿着沾满油污的工装，一进去，跟掉在白纸上的墨点似的，扎眼得很。

最后，我选了个最笨的招儿——下班时在办公楼门口等她。门口的老槐树叶子落了一地，踩上去沙沙响。我靠在树干上，手心全是汗，感觉自己像个等着被抓的小偷。

“叮铃铃”的自行车铃声传来，我抬头一看，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苏梅穿着蓝底碎花的的确良衬衫，下身是黑色的直筒裤，推着一辆凤凰牌女式自行车，头发扎成马尾，额前留着薄薄的刘海。夕阳照在她脸上，皮肤透着健康的粉白，好看得让人不敢直视。

她也看到了我，车把轻轻一拧，停在了我面前：“赵磊？你在这儿等谁呢？”她的声音软软的，像初秋的风。

我从树后挪出来，手里的电影票都快被汗浸透了：“我……那个……苏梅，这是厂里发的电影票，《小花》，明晚七点的。”我语速快得像打机关枪，生怕多说一个字就露怯。

她眨了眨眼睛，长长的睫毛扇了扇，接过票看了看：“就一张？”

我脑子“嗡”的一声，差点扇自己一耳光：“不！两张！还有我的！”

她“噗嗤”一声笑了，嘴角露出两个浅浅的梨涡：“那……明晚七点，工人文化宫门口见？”

“见！一定见！”我使劲点头，感觉脚下像踩了棉花，整个人都飘了起来。

那一夜，我翻来覆去没睡着。宿舍里工友的鼾声震天，我却在琢磨穿什么。最后把唯一一件没补丁的劳动布褂子找出来，洗了三遍，晾在窗外，盼着风能快点把它吹干。

到了约定的日子，我提前一个半小时就到了工人文化宫。门口的宣传画上，陈冲和刘晓庆笑得一脸灿烂。我穿着洗得发白的劳动布褂子，配着军绿色裤子，脚上是新崭崭的胶鞋——这是我能拿出手的最好行头，可站在人群里，还是觉得自己土得掉渣。

六点五十分，苏梅来了。她换了件浅粉色的连衣裙，头发披在肩上，还别了个塑料发夹。我看呆了，直到她走到我面前，我才回过神来，脸烫得厉害。

“等很久了吧？”她小声问，脸颊有点红。

“没有没有，刚到。”我撒了谎，手都不知道往哪儿放。

我们并肩走进电影院，找座位坐下。黑暗中，我能闻到她身上淡淡的皂角香，混合着一点雪花膏的味道，心里痒痒的。电影开演后，我根本没心思看，眼睛总忍不住往她那边瞟。她的侧脸在银幕的光线下，柔和得像玉石。

当电影里出现翠姑背着伤员爬山的片段，电影院里静悄悄的，有人偷偷抹眼泪。我感觉苏梅的肩膀微微颤抖，想递张纸巾，又没勇气，只能攥紧了拳头。

散场后，街上华灯初上，晚风带着凉意。我鼓起勇气说：“我送你回家吧。”

她点点头，轻声说：“好。”

我推着我的二八大杠，她走在我身边，一路没怎么说话。路过街边的冰棍摊，我想给她买一根，又怕她拒绝，纠结了半天，还是没开口。

走到她家楼下，那栋红砖墙的三层小楼，在路灯下显得很气派。

“我到了。”她停下脚步。

“那……你上去吧，注意安全。”我心里有点失落，手还握着自行车把。

“赵磊。”她突然叫我。

“嗯？”

“我家……没人。”她的声音细若蚊蚋，脸一下子红到了耳根。

我脑子瞬间空白了。她家没人？这话是什么意思？我看着她，路灯照在她眼里，像藏着两颗星星，亮得晃眼。

“要不要……上去喝口水？”她说完，头埋得更低了，手指绞着裙角。

我的心跳得像要撞碎肋骨，嘴里只蹦出一个字：“好。”

我把自行车锁在楼下的电线杆上，跟着她上楼。楼道里没灯，全靠窗外透进来的光照明，脚下堆着煤球和旧纸箱，走路得小心翼翼。她走在前面，我能听到她略显急促的呼吸声，还有自己“咚咚”的心跳声，在寂静的楼道里格外清晰。

她家在三楼。她掏出钥匙，“咔哒”一声打开门，侧身让我进去。屋里比楼道亮一点，弥漫着一股淡淡的饭菜香，是那种有家的温暖味道。

她反手关上门，没开灯，黑暗中，我们俩站着，谁也没动。我能感觉到她就在我身边，距离近得能闻到她身上的香味，紧张得手心全是汗。

“啪”的一声，她打开了台灯。昏黄的灯光照亮了小小的客厅，摆着一张方桌和四把椅子，墙上挂着一张全家福，苏梅站在中间，旁边还有个比她小几岁的女孩，坐在轮椅上，笑得很腼腆。

屋子不大，但收拾得一尘不染。桌上盖着一块素色的桌布，放着一个暖水瓶和几个印着“为人民服务”的搪瓷杯。

“你坐吧。”她指了指椅子，声音还有点发颤。

我拘谨地坐下，屁股只敢沾一点点椅子边。她给我倒了杯温水，递过来：“喝点水吧。”

我双手接过杯子，水的温度顺着指尖传到心里，稍微放松了一点：“你家……真整洁。”说完我就后悔了，这话说得太傻了。

她笑了笑，坐在我对面，双手放在膝盖上：“都是我妈收拾的。”

“哦。”我低下头，看着杯子里的水，不知道该说什么。气氛又变得尴尬起来。

“电影……好看吗？”她先开了口。

“好看，好看。”我赶紧接话，“那个翠姑，太不容易了。”我不敢提别的，怕说错话。

她点点头：“嗯，我看哭了。”

就在这时，我突然想起全家福里的女孩，忍不住问：“那是你妹妹？”

她的眼神暗了一下，轻轻“嗯”了一声：“她小时候得了小儿麻痹，腿不方便。”

我心里一沉，不知道该怎么安慰她，只能说：“会好起来的。”

她没说话，只是攥紧了手指。我看着她，突然明白她为什么在厂里总是安安静静的，为什么没听说过有人追求她。这样的家庭，对很多人来说，都是沉重的负担。

“时间不早了，我该回去了。”我站起来，心里乱糟糟的。我怕再待下去，会忍不住多想，也怕自己给不了她任何承诺。

她也站起来，眼神里满是慌乱：“你要走了？”

“嗯，太晚了，影响你休息。”我嘴上这么说，心里却像被什么东西揪着。

她咬着嘴唇，半天没说话，灯光下，我看到她的眼圈红了：“你是不是……觉得我家情况不好，想躲开？”

“没有！绝对没有！”我急了，声音都提高了几分，“我就是怕……怕别人说闲话，对你不好。”

她抬起头，眼睛亮晶晶的：“我不怕。”

这三个字，像重锤一样砸在我心上。我看着她倔强的眼神，看着她微微颤抖的嘴唇，突然明白了。她不是随便带男人回家的人，她是认真的。可我们之间的差距，像一道跨不过去的鸿沟——户口、家世、还有她妹妹的病，每一样都压得我喘不过气。

“苏梅，我……”我刚想把心里的自卑和顾虑说出来，门外突然传来了钥匙开门的声音。

“咔哒，咔哒。”

我和苏梅的脸瞬间变得惨白。

“我爸妈回来了！”她压低声音，带着哭腔。

我脑子里“轰”的一声，完了，这下说不清了。那个年代，孤男寡女共处一室，传出去就是作风问题，不仅她名声毁了，我这工作也保不住了。

门开了，苏梅的父母走了进来，手里提着一个网兜，里面装着梨。她父亲身材微胖，面容严肃，一进门就看见了我，眼神像冰一样冷。她母亲穿着售货员的制服，看到我，脸色立刻沉了下来。

“小梅，这是谁？”她母亲的声音带着质问。

“爸，妈，你们怎么回来了？”苏梅赶紧挡在我前面，声音都在抖。

“你姥姥让我们把梨给你和你妹妹带回来。”她父亲说着，眼睛一直盯着我，把网兜往桌上一放，发出“咚”的一声。

“叔叔，阿姨，你们好，我是赵磊，是苏梅的同事。”我站得笔直，感觉腿都在打颤。

“同事？”她父亲冷笑一声，“同事大晚上在你屋里坐着？”

“爸！我们就是聊聊天！”苏梅急得快哭了。

“聊聊天用关着门聊？”她父亲的音量提高了，“我们养你这么大，就是让你这么不自爱？”

“老苏！”她母亲拉了他一下，但眼神里的厌恶一点没少。

我站在那儿，浑身冰凉，像个被当众审判的犯人。说什么都没用，没人会信我们只是喝了杯水，聊了几句话。

“叔叔，阿姨，对不起，是我的错，我现在就走。”我转身想跑。

“站住！”她父亲一声断喝。

我僵在原地，他走到我面前，居高临下地看着我：“哪个车间的？”

“电工车间。”

“师傅是谁？”

“王……王建国。”

“哦，王黑脸。”他点了点头，似乎认识我师傅。

“家里是哪儿的？”

“……农村的。”我声音低得像蚊子叫。

“父母是干什么的？”

“我爸种地，我妈……生病在家。”

“成分？”

“贫农。”我咬着牙说出这两个字，心里像被针扎一样。那个年代，成分就是硬指标，我知道，他们已经把我否定了。

“合同工？”

“是。”

空气死一般的寂静。我能感觉到他们眼神里的轻蔑和不屑，像针一样扎在我身上。

“行了，走吧。”她父亲挥了挥手，像赶一只苍蝇。

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屈辱、愤怒、还有深深的自卑，像潮水一样把我淹没。我深吸一口气，转身就走，不敢再看苏梅一眼。

“赵磊！”苏梅突然叫住我，跑过来拉住我的胳膊，她的手冰凉，“爸，妈，我喜欢他！”

我猛地回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她父母也愣住了，脸色变得更加难看。

“你说什么胡话！”她父亲气得脸都红了，“你想毁了自己吗？”

“我没说胡话！”苏梅仰着头，眼泪掉了下来，“我喜欢他，不管他是农村的还是合同工，我都喜欢！”

“反了你了！”她父亲扬起手，就要打她。

我下意识地把苏梅拉到身后，挡住了她。就在这时，里屋的门开了，那个坐在轮椅上的女孩探出头来，小声说：“爸，妈，别吵了，姐姐会难过的。”

苏梅的父亲扬起的手僵在半空，然后无力地垂了下来。她母亲赶紧走过去，推着女孩回了屋：“乖，没事，你早点睡。”

苏梅的肩膀垮了下来，松开了我的手，声音里满是绝望：“你走吧。”

我看着她泪流满面的脸，看着她父母疲惫又愤怒的背影，一句话也说不出来，默默地转身走了。

下楼后，我骑上自行车，漫无目的地在街上走。晚风一吹，眼泪忍不住掉了下来。我终于明白了，苏梅带我回家，不是一时冲动，是一场赌。她赌我能接受她的家庭，赌我能和她一起承担，可我刚才的样子，像个懦夫，连为她辩解的勇气都没有。

回到宿舍，我躺在床上，一夜无眠。第二天上班，我魂不守舍，师傅看我不对劲，追问了半天，我才把事情说了。

“你小子真是个怂蛋！”师傅骂了我一句，“苏梅那姑娘多好啊，为了你跟家里闹翻，现在被关在家里不让出门，你倒好，躲在这里消沉！”

我脑子“嗡”的一声，血都凉了：“她被关起来了？”

“可不是嘛！她爸气得高血压都犯了，把她锁在屋里，班都不让上。”师傅叹了口气，“她家那情况，谁不知道难？她妹妹要治病，家里积蓄早就花光了，她爸妈就想让她找个条件好的，能帮衬家里。你啊，要是真心喜欢她，就拿出点担当来！”

师傅的话像鞭子一样抽在我心上。我不能再躲了，就算我穷，就算我是合同工，我也不能让苏梅一个人扛着。

第二天，我跟师傅请了假，揣着身上仅有的二十块钱，去百货商店买了一斤水果糖，又给苏梅的妹妹买了一本《哪吒闹海》的小人书——我记得全家福里，她妹妹的床头放着几本旧小人书。

提着东西，我再次站到了苏梅家楼下。这一次，我没有犹豫，深吸一口气，上了楼。

门开了，是苏梅的母亲。她看到我，脸色很难看：“你来干什么？”

“阿姨，我想看看苏梅，还有妹妹。”我把东西递过去，“这是给妹妹买的书，还有点糖。”

她看着我手里的东西，又看了看我，沉默了半天，侧身让我进去：“她在屋里。”

苏梅的房门关着，我走过去，轻轻敲了敲：“苏梅，是我。”

里面没有声音。

“苏梅，我知道错了，我不该跑，你开门，听我解释好不好？”

过了很久，门才开了一条缝。苏梅瘦了好多，眼睛红肿，脸色苍白。她让我进去，关上门，背对着我：“你来看我笑话的？”

“不是，我是来道歉的。”我走到她身后，“苏梅，对不起，那天我太懦弱了，我怕给不了你幸福，怕承担不起你家的重担，所以我跑了。但我想清楚了，我不能没有你。”

“我是穷，是合同工，但我有力气，能干活。我可以加班学技术，争取转成正式工，我可以多挣钱，帮你妹妹治病。你家的事，就是我家的事，你妹妹，就是我妹妹。”

“不管以后有多难，我都陪着你，一起扛。”

我说完，感觉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苏梅转过身，眼泪掉了下来，看着我：“你说的是真的？”

“真的，比真金还真。”我重重地点头。

她扑进我怀里，放声大哭起来，把这些天的委屈和害怕都哭了出来。我抱着她，轻轻拍着她的背，一遍遍地说：“对不起，以后我再也不跑了。”

这时，房门被推开了，苏梅的母亲站在门口，眼圈红红的，手里端着一盘切好的梨：“吃点梨吧。”

我知道，她默许了。

那天晚上，苏梅的父亲下班回来，看到我，脸色还是不好，但没赶我走。他一个人喝了酒，最后看着我说：“小子，我丑话说在前面，你要是敢对不起小梅，我饶不了你。”

“叔叔，你放心，我一定对苏梅好。”我郑重地承诺。

从那以后，我成了苏梅家的常客。每个周末，我都会去帮着修电器、扛煤球、打扫卫生，给苏梅的妹妹讲小人书里的故事。她妹妹很喜欢我，每次我去，都会拉着我的手，让我教她画画。

苏梅的父亲对我的态度，也慢慢缓和了。他会跟我聊厂里的事，还会指点我电工技术。

一年后，厂里举行技术比武，我凭着过硬的本事拿了电工组第一名，顺利转成了正式工。拿到转正通知书的那天，我第一时间跑到劳资科，把苏梅拉出来，告诉了她这个好消息。她笑得眼睛都弯了，比我还开心。

又过了一年，我们结婚了。没有豪华的婚礼，就在苏梅家摆了三桌酒席，请了亲戚和要好的同事。我把宿舍里的旧箱子、铺盖卷搬到了苏梅家，那个小小的房间，从此成了我们的家。

婚后的日子，清贫却温暖。我们俩的工资加起来不到一百块，要养活四口人，还要给苏梅的妹妹买药、做康复治疗，日子过得紧巴巴的，但我们从来没吵过架。

每天下班，我骑着自行车载着苏梅，穿过厂区的小路，她坐在后座上，搂着我的腰，轻轻哼着歌。我觉得，那就是最幸福的时光。

后来，改革开放的浪潮越来越猛，厂里的效益不如以前了。我跟苏梅商量，想辞职做点小生意。她毫不犹豫地说：“你去哪，我就去哪。”

苏梅的父母把家里所有的积蓄都拿了出来，一共五千块钱：“拿着，好好干，实在不行就回来。”

我带着苏梅、她妹妹，还有父母的期盼，南下到了深圳。我们摆过地摊，卖过五金配件，住过潮湿的地下室。最难的时候，我们一天只吃两顿饭，但苏梅从来没抱怨过，总是笑着说：“会好起来的。”

凭着一股不服输的劲，我们开了一家小小的电器维修店，后来慢慢发展成了电器销售公司。日子一天天好起来，我们买了房子，买了车，把苏梅的父母也接到了深圳。苏梅的妹妹在专业的康复机构治疗后，已经能拄着拐杖走路了，还考上了美术学院。

去年，我们回老家探亲，特意去了当年的工人文化宫。文化宫已经翻新了，里面放映的都是最新的大片。我们买了两张票，坐在当年的位置附近。

我看着身边的苏梅，她眼角有了细纹，头发也染上了几缕白霜，但笑容还是那么温柔。我握住她的手：“老婆，谢谢你。”

“谢我什么？”她笑着问。

“谢谢你，那天晚上，把我带回了家。”

如果没有她当年的勇敢，没有她那扇为我打开的门，我可能还是那个自卑懦弱的农村小子。是她，让我学会了担当，懂得了爱情的真谛——不是风花雪月的浪漫，而是风雨同舟的陪伴。当你看到对方身后的艰难，没有转身逃跑，而是伸出手，一起面对，这才是最珍贵的爱情。

来源：孤独异星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