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平遥电影宫和一般的中国房子不太一样,它不坐北朝南,而是朝向太阳落下的方向。每天傍晚,不少电影人坐在电影宫的台阶上,秋日晋中盆地的阳光正好打在他们身上,像一道暖色的滤镜。
夕阳下的平遥电影宫。2025年9月底,第九届平遥国际电影展在这里开幕。视觉中国丨图
平遥电影宫和一般的中国房子不太一样,它不坐北朝南,而是朝向太阳落下的方向。每天傍晚,不少电影人坐在电影宫的台阶上,秋日晋中盆地的阳光正好打在他们身上,像一道暖色的滤镜。
这座由原来的柴油机厂改造而成的电影宫,在改造设计之初,就参照了专业电影人的意见,要让它成为一个完全适合电影展映、影人交流的空间。经过九年的磨炼,平遥电影宫已经完成了从最初的建筑外观的惊艳,到完全融入节展节奏的蜕变。它的空间结构已经和平遥国际电影展深深绑定在一起了。
第九届平遥国际电影展在2025年9月底举行。很多记者、影迷来到这里,并不是被电影节的星光吸引,而是被它极具专业性的选片眼光打动。与国内其他电影节展相比,平遥的不一样在于,它能迅速捕捉到这一年国内外青年创作者的优秀作品,并利用平遥电影宫的建筑空间,在极短的时间内让影迷一览这一年世界电影的新鲜血液。
记者在平遥,要做好体力上的储备,连续四五天、每天5部电影的密集轰炸,吃饭时间平均只有15分钟,汉堡与三明治成为日常口粮,但排队入场时的眼神确认,大家还是乐此不疲,这是电影重新焕发魅力的时刻。
2025年9月28日凌晨,平遥电影宫,依然有大量影迷在影厅门口聚集。他们在等待某部影片首映后电影主创走出影厅。南方周末记者 王华震丨摄
平遥国际电影展的魅力也许还在于对比。在这里,入选藏龙单元的华语片和入选卧虎单元的外语片,大都是导演们的首作或二作,基本折射了中外年轻创作者的新思考、新关注。观众们通过对比两个单元的影片,能够直观地感受中外影人的差异,甚至蠡测华语青年创作者们在世界影坛潮流中的位置。
同时,青年电影人也在平遥交汇。好几年前,孔大山带着他的学生短片来到“平遥一角”单元,认识了同样来平遥参加创投的王一通,两个人就坐在那个夕照台阶上,后来爆火的《宇宙探索编辑部》就缘起于此。
今年的平遥国际电影展就将主题词设为“汇合点”。“电影在这里交汇。不同国家的电影工作者,带来电影里不同的故事,不同的命运,在平遥电影被看见、被理解、被分享。我们强调电影连接人类情感,连接电影工作者情感,连接电影与观众的情感。”贾樟柯说。
社会关怀与用心回望
电影《八九点钟》(2025年)剧照。资料图
相比藏龙单元,卧虎单元的外国青年创作者们更愿意用镜头表达社会关怀与政治议题。但是这并不代表影片的优劣,优秀的电影创作并不是吃定一个题材的红利,而是要找到让这个题材产生新意的影像语言。
比如美国影片《重建》回应了前几年震惊世界的美国西部山火的灾后重建工作,影片聚焦于美国普通人的痛苦与互助精神,将美国西部的风土人情交织在剧情发展之中,让这一沉重的题材显得颇为温柔敦厚。
比利时影片《狐步》是导演瓦莱里·卡努瓦的长片首作,乍看上去是已经很难拍出新意的拳击题材,但导演巧妙地将拳击运动与性别议题做了勾联,用最具男性气质的运动来解构男性气质,他让拥有拳击天赋的男主角并不那么有“男性气概”,甚至有点像中国武侠里的文弱书生型的主人公,虽然瘦弱、敏感,但是胜在天赋与速度,在拳击场上把一群大老粗打趴下,还能像狐狸一样优雅。
从卧虎单元的创作来看,世界电影人似乎已经走出了疫情的阴霾。但中国电影人还在用心回望。疫情结束已经三年,当初经历过疫情的国内创作者们,经过几年的沉淀之后,拍出了那段特殊时期的生命体验。至少有四部藏龙单元的大陆影片与疫情有关,有些是以疫情为故事背景,有些将之融入故事的情节。
《大概前十二天》是一部探讨青年文艺工作者焦虑内心的小品式电影 。尽管技法不成熟,但很多情节取自某青年影人的真实“八卦”,让观众为之一笑的同时,也能管窥如今文艺青年的内心状况。它拍摄于疫情期间,制片人王韵之说,当时一群人聚在一起没什么可做的,“和电影里人的状态非常类似”,于是就产生了这部关于年轻人的电影。
纪录片《浪花儿》拍的同样是年轻人。导演从2019年开始,拿着摄影机跟着一群将要毕业的普通大学生,一直拍到了2023年。从学生到踏入社会,被拍摄的几个年轻人经历了从理想主义的激情到走进现实的无奈选择。导演齐炎焱说,她的初衷只是要拍年轻人,展现真实的年轻人,“不管他们是疲惫,还是懒惰”,她要的只是真实。
纪录片《劳途归巢》则将目光投向了更加底层的乡镇农民工。疫情期间,主人公潘昭德回到了老家重庆白沙镇,就近找了一家酒厂上班,这样他就可以照顾年迈的父亲和年幼的女儿。很多观众被这部影片打动,不仅因为它用朴素的镜头语言表现父女情感,更因为它极为罕见地展现了疫情期间被封控的精神病院——潘昭德的母亲住在这里,他们的每次艰难见面都牵动着观众的回忆。
真正直面疫情并将之内化为创作素材的是一部来自中国留学生的电影《八九点钟》。导演闫琨骜本人就在纽约学习电影,疫情期间,留学生们经历了要不要回国、该怎么抢票回国、机票被临时熔断了怎么办等等焦灼事件,闫琨骜镜头记录了留学生在异国他乡的体验。首映结束后,有观众说自己并不能“共情”这些留学生:“好像处于一种除了喝酒就是泡妞的生活状态。”闫琨骜回答道:“电影不是让我们去看到银幕中的形象来理解自己,而是让我们去理解别人。”
个体关照与社会批判
电影《深度安静》(2025年)剧照。资料图
在华语片内部,也可以观察到有趣的对比。今年藏龙单元的一大特点,是选片人新增了很多非大陆地区的华语电影。尽管这样的先例在前几届影展有过,但今年的片单尤其有泛华语地区的色彩。11部藏龙影片中,中国香港2部、中国台湾1部、新加坡1部,且中国台湾影片《深度安静》与新加坡影片《核》都摘得了奖项。
总体来说,大陆的年轻作者们似乎更加向内求索,更加关注自己身边的小世界、内心的情感变化,而海外华语作者们则尝试着探索个体与社会的联结以及公共议题。比如《核》探讨的是严格的新加坡教育体制下的年轻人的个体挣扎,《深度安静》则呈现了一个具有公共价值的家庭悲剧。
带着新片《日掛中天》在平遥进行特别展映的蔡尚君,也观察到了自己身上发生的这种变化,他说自己的创作“也面临一个转向,从此前更加注重社会批判,转向更加面向个体的精神状况”。
李冬梅带着新作《果然》回到了平遥。前作《妈妈和七天的时间》以极为沉稳有力的长镜头还原了导演的童年遭遇,曾获得第四届平遥国际电影展费穆荣誉最佳影片。《果然》的风格依然是带着呼吸感的固定长镜头,题材则是导演个人的流产经验。李冬梅的固定长镜头有一种奇特的对于时间的生命体验,但可能的问题在于,比起前作的对母亲的情感,流产还是过于私人了,可能需要更加富有想象力的影像来完成表达。
《西渡》也是一段极为私人化的影像之旅。在公路片、惊悚片的类型外壳之下,导演罗艳用了很多晦涩的图像符号来表达她内心的父女情感——她自陈早年的文学养料来自拉美文学,影片中的破碎迷离的魔幻现实主义元素比比皆是。符号可以指涉现实,也可以借以逃避现实,观众们对这部影片褒贬不一,影像符号在造成观影门槛的同时也给予了观众自由“解梦”的空间。
张中臣的《你的眼睛比太阳明亮》也许在藏龙单元的国产片中显得有点特别。无论如何它的视野要比其他入围的国产片要宽阔一点,它不局限于个人的情感、经历,而是关注到了更广阔的社会、更尖锐的社会问题——人口贩卖,但是导演没有用影像直面问题,而是用影像符号的老办法来故意产生模糊性,用导演自己的话来说,“我感受到的农村是有点魔幻的,超现实的,除了很现实的生活之外是这种氛围的东西。”而显然影片符号的多义性有些失控,最终损害了影像风格的形成与故事的内核。
与张中臣的故事相比,《核》直面现实的态度,以及对现实的批判力度就显得尤为突出。导演陈思攸在中学时期也和影片中的主人公一样,是一位叛逆的新加坡女孩。她被僵化的教育体制束缚,却向往着真正的友情与热烈的生活。成年之后,陈思攸回望过往的生活并用镜头批评了新加坡的教育体制,“新加坡怎么把我变成了这样的人?我叛逆,但我不是一个坏孩子。我是在寻找一种自由,才会这么叛逆。我把全部这些感受写进了电影里。”她说。扮演陈思攸的郑凯心以其锐利的眼神与没有束缚的肢体运动获得了费穆荣誉最佳女主角。
获得费穆荣誉最佳影片与最佳男主角的是中国台湾影片《深度安静》。导演沈可尚是一位资深的纪录片导演,他在进行家庭性暴力受害者的田野调查时,萌生了拍摄剧情片的想法。女主人公在婚后出现了一系列精神症状,最终导致了自杀,温柔的丈夫在步步追寻妻子自杀原因的过程中,发现了妻子原生家庭中的恐怖真相——由金士杰扮演的一家之长曾侵犯过年幼的女儿。影片通过沉静而有力量的镜头语言揭示了个体悲剧背后的社会问题。
为了世界的主人
电影《世界的主人》(2025年)剧照。资料图
当很多影迷以为平遥国际电影展只是“戛纳平替”的时候,平遥用选片证明了自己的视野远在此之上。《深度安静》的媒体场结束之后,立刻连放了韩国影片《世界的主人》,两部影片题材相似,都挖掘了儿童性侵的社会问题,但情感色调完全不同,前者悲怆沉重,后者举重若轻。放映结束后,平遥媒体场响起了唯一一次掌声,几乎所有人都被导演尹佳恩塑造的鲜活人物所征服。
儿童是未来世界的主人,也是此刻世界的承受者、观察者。不约而同地,世界各地的创作者们,都将自己的镜头对准了儿童,将自己的社会理想寄托于儿童。卧虎单元获得好评与奖项的几部电影几乎都以儿童为主人公。它们不是儿童电影,而是以儿童视角出发的严肃的成人电影。
《为了亚当》的题材是比较常见的母亲抚养权与社会抚养权之争,导演劳拉·万德尔的上一部电影《童一个世界》也曾入围过平遥国际电影展。同样是儿童题材,这一部以微观医疗视角切入社会、伦理问题,和今年大热的美剧《匹兹堡医疗前线》有点像,但是可惜的是没有更加深入的剖析。
有影评人将卧虎单元的三部以儿童为主角的电影称为“心碎三部曲”——它们都击中了观众心中最柔软的部分。《迷失之地》、获得罗伯托·罗西里尼荣誉最佳导演的《父影之下》,以及获最佳影片的《总统的蛋糕》,它们拍摄的分别是缅甸、尼日利亚和伊拉克,共同点却非常明显,都以第三世界的儿童视角展现宏大的政治议题。
导演藤元明绪的两部前作一直关注的是在日外国人问题,在新片《迷失之地》中,他将视角延伸到了缅甸的罗兴亚难民,两个难民儿童的偷渡逃难之路成为故事主线,牵引着观众的紧张神经。影片在技术上的难度非常高,所有演员本身都是罗兴亚难民。海上逃难、森林徒步、城市流浪,罗兴亚姐弟俩在银幕上表演了自己的真实经历,不少观众在映后都在急切地询问他们俩目前的生活状况。
《父影之下》描写的是尼日利亚1993年的一场事关国家前途的政治风波。父亲带着两个小男孩进入城市,经历了尼日利亚史上重要的一天。一开始两个小男孩之间的镜头语言非常诡谲,看到后来观众才知道这是进入另一种时空的暗示——“父影”(即父亲的游魂)带着他们在这一天经历了人生中很多第一次,导演阿基诺拉·戴维斯的政治表达被包裹在初涉世的明亮双眼之中。
获得最佳影片的《总统的蛋糕》在观众与媒体的评价中呼声并不是最高的,《世界的主人》与《父影之下》在媒体场中得分遥遥领先。也许打动评委会的是这部电影中一个男孩与一个女孩的灵性表演,以他们为中心的剧本几乎完美继承了伊朗电影的衣钵,孩子的纯真与萨达姆晚期政治的腐朽与荒诞形成了鲜明对比。
当这些未来世界的主人在银幕上遭遇不幸的时候,《世界的主人》给了他们最温柔的拥抱。曾经遭遇性侵的儿童要如何愈合伤痛并继续在世界上生活下去,尹佳恩给出了一记明亮又坚定的回答:我们才是世界的主人,不要把世界让给他们。
南方周末记者 王华震
责编 刘悠翔
来源: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