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而英国电影作为当代英国人的民族记忆，它的形成很难离开英国的文学传统，尤其是19世纪以来的文学，为后续的电影创作，提供了构建「英国性」的几乎所有核心元素。这些元素包括国民性格、社会景观，以及最核心的价值观。
文｜Nose
就在这个十月，全国多个城市的影迷将迎来一场别具魅力的光影盛宴——英国电影季。
今年的主题是「梦与造梦者」，活动由英国驻华使领馆发起，在北京、上海、广州、武汉等城市展开。影迷可以参加共计二十多场的影展、观影会、展览及电影人对谈。
这次活动对影迷来说，不仅是一次观影的难得机会，更能让我们近距离感受英国电影人如何在传统与创新之间，不懈地探索「造梦」的艺术。
我们正好可以借这个机会，也来深入地探讨一番英国电影，以及英国电影中的英国人。
而英国电影作为当代英国人的民族记忆，它的形成很难离开英国的文学传统，尤其是19世纪以来的文学，为后续的电影创作，提供了构建「英国性」的几乎所有核心元素。这些元素包括国民性格、社会景观，以及最核心的价值观。
换句话说，19世纪的小说就像一个「文化基因库」，而英国电影则不断从中提取、复制、重组和诠释这些基因，才据此构建出一部流动的、视觉化的民族记忆史。
因此我们今天这篇文章，既是关于英国电影，也是关于英国文学。
1. 狄更斯与战后英国叙事
英国19世纪的文学核心人物，当然是狄更斯。我们也就先从狄更斯小说相关的电影说起。
根据狄更斯小说改编的电影数量很多，这其中最具有奠基属性的，当属大卫·里恩执导的《远大前程》和《雾都孤儿》这两部。
里恩拍摄这两部电影的时间，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国社会弥漫着一种复杂的情绪。一方面是胜利的喜悦，另一方面是严峻的紧缩时代和帝国衰落的现实。在这种背景下，1945年工党取得压倒性胜利，承诺建立一个「新耶路撒冷」。这是一个以全面福利国家为基础的社会，旨在消除贫困和不平等。
工党的胜利，是源于公众的普遍愿望：避免重蹈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大规模失业的覆辙。许多人认为，「人民的战争」理应获得集体的回报。
1948年，《国民援助法》通过，这是一个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时刻。它标志着持续了三百多年的济贫法体系正式被废除，维多利亚时代那种对贫困的惩罚性观念彻底成为过去。而狄更斯，正是对这种旧制度最尖锐的文学批判者。
因此，里恩的《雾都孤儿》在1948年上映，绝非偶然。这部电影像是一场文化上的驱魔仪式，它通过展示一个不堪回首的「过去」，来论证和庆祝一个充满希望的「现在」。
我们先说里恩拍得更早的《远大前程》。导演通过独特的视觉语言，将狄更斯的社会批判转化为一种强烈的心理体验。影片的开场，即皮普在墓地的场景，被公认为电影史上的经典片段。它将外景荒凉的沼泽与摄影棚的精巧布景，例如背投的教堂、高耸的墓碑相结合，营造出一种心理恐惧的氛围，这里大量借鉴了恐怖电影的元素。
里恩的改编策略，体现了为战后英国重新打造集体叙事的意图。首先，剧本精简了狄更斯庞杂的情节，使故事更加紧凑，聚焦于皮普的个人道德旅程。其次，影片对底层阶级的描绘更加人性化。马格韦契不再是小说里的怪诞形象，而是被塑造成充满同情与父爱的角色。这一转变与战后社会的新精神高度契合，也就是对边缘群体更具同情，对僵化的阶级司法体系更具批判。
最重要的改动，是影片的结局。狄更斯原著的结尾模糊而忧郁。而里恩给出了一个更为明确、浪漫而充满希望的收尾：皮普拯救了埃斯特拉，撕开萨提斯庄园的窗帘，让阳光洒进尘封的房间。这样，一个关于社会决定论的悲观故事，被改造成一曲关于个人能动性和挣脱历史枷锁的赞歌。
皮普的旅程，也因此被重新定义。他的势利心态不再是命运式的悲剧，而是一种可以克服的道德缺陷。他的最终救赎，与战后社会对「品格胜于出身」的强调高度契合。这样的叙事强调个人通过品格实现向上流动，正好呼应了教育与社会机会扩大的时代。
因此，《远大前程》可以被视为「战后共识」时期的一部基础文本。它既批判了「旧」英国僵化的阶级结构和腐朽的贵族阶层（以哈维沙姆小姐为代表），又颂扬了「新」英国的价值观：个人价值、社会流动性，以及浪漫的自我决定权。
影片于1946年上映，正值工党大胜后的一年，那是社会变革的乐观情绪达到顶峰的时刻。片尾的改写极具象征意味：皮普主动拯救埃斯特拉，两人共同逃离腐朽的过去。这成为一个强有力的视觉隐喻。
皮普对哈维沙姆小姐的反抗，象征着英国对维多利亚价值观的摒弃。通过柔化马格韦契的形象，并将焦点放在皮普克服势利心态的个人道德旅程上，这样一来，狄更斯在小说中提出的系统性社会批判，在电影里被转化为个人层面的问题。
结果是，阶级问题被呈现为一种个人障碍。人们似乎只要凭借良好的品格，就能够克服它。这正是精英管理理想的核心信条。因此，这部电影并不仅仅是在改编狄更斯，它是在为战后英国的意识形态工程服务，为新时代提供一种新的神话：过去是一座哥特式的监狱，而现代的「平民」有能力挣脱枷锁，创造一个基于爱与正直而非继承的未来。
与《远大前程》的个人化叙事不同，《雾都孤儿》展现的，是狄更斯对国家机器最直接、最猛烈的攻击。小说矛头直指1834年的《新济贫法》，及其产物贫民习艺所制度。
在电影中，里恩将伦敦塑造成一个充满敌意的表现主义空间。影片开篇，奥利弗的母亲在暴风雨中挣扎的画面，是电影制作者的原创情节。这一场景成为强烈的视觉隐喻，象征个体在与自然和敌对社会的双重斗争中求生存。影片始终保持儿童视角，低角度镜头与深焦摄影，使成人世界和城市景观显得高耸、险恶，仿佛一个难以逃脱的迷宫。
盖伊·格林的摄影深受德国表现主义影响，他运用高对比度的光影、浓重的阴影和扭曲的布景，创造了一个道德沦丧和心理恐惧的世界。伦敦的贫民窟被转化为一种弗洛伊德式的心理景观。这种美学不仅再现了狄更斯笔下的黑暗，也与战后观众对创伤与焦虑的集体经验产生了共鸣。
《雾都孤儿》与1948年这一历史时刻高度相关。影片对贫民习艺所残酷景象的生动描绘，与同年通过的《国民援助法》形成了强烈呼应。这部电影成为对旧济贫法体系的最后一次、也是最有力的文化谴责，并为新生的福利英国，提供了道义上的支持。
大卫·里恩的狄更斯改编电影，是战后时刻的经典文献。它们为一个转型中的国家提供了一个充满希望的愿景。这些电影利用维多利亚时代这面幽暗的镜子，映照出英国未来的光明景象。在这个未来里，「远大前程」不再是少数特权阶级的专利，而是属于每一个「平民」。
2. 耀眼的女性群星
19世纪英国文学的辉煌星空中，女作家是极为耀眼的存在。下面我们围绕若干重要的女作家，来探讨另一个问题——女性主义思想在不同年代的变化和共鸣。
1995年是简·奥斯汀改编作品的一个里程碑，李安的《理智与情感》和罗杰·米歇尔的《劝导》均在这一年问世。它们不约而同地采取了「评注」的改编方法，共同展示了20世纪末的女性主义思想，如何与奥斯汀的世界进行对话。
在《理智与情感》中，艾玛·汤普森将奥斯汀小说中仅仅暗示的经济困境具体化。她在剧本里增加了关于长子继承权、以及女性无法自食其力的对白。有一场戏，埃莉诺和爱德华交谈，两人都提到自己受到了束缚。爱德华说：「我们真是同病相怜。」埃莉诺却苦笑回应：「你再惨还能继承财产。我们根本没有机会去赚钱，也没有机会建立属于自己的财产。」这一改编策略，直接向现代观众揭示了19世纪女性在父权法律下的经济依附地位。
李安在导演手法上，则通过视觉进一步强化了这一主题。他巧妙地运用空间的对比。达什伍德姐妹被限制在狭小室内的镜头，与德文郡开阔自然景观的画面并置。这不仅是一种美学选择，更是女性生存困境的视觉隐喻。它象征着玛丽安对自由的渴望，与埃莉诺所处现实束缚之间的张力。
更重要的是，影片将姐妹情谊提升为叙事的中心，使其成为故事真正的爱情主线，这是一种关键的女性主义式重塑，它打破了一种传统叙事模式，这种模式里女性价值完全依赖于与男性浪漫关系的实现。
与此同时，罗杰·米歇尔的《劝导》则对「遗产电影」这一类型本身，展开了女性主义视角的批判。传统遗产电影常常浪漫化和理想化英国历史，呈现田园诗般的贵族生活。这种美学往往掩盖了背后的阶级和性别压迫。
米歇尔的电影采取了一种反图像化的现实主义风格。他大量使用自然光，刻意让服装看上去「穿旧了」，并且不断让仆人的身影出现在画面中。这样营造出的世界粗粝、真实，完全不同于光鲜亮丽的贵族田园。这样的视觉策略，也颠覆了男性凝视。影片拒绝将女主角安妮·埃利奥特塑造成一个光彩照人的观赏对象。
相反，影片通过流动的摄影机，和对阿曼达·鲁特细微表情的捕捉，聚焦于安妮的内在转变：她怎么从一个被家庭忽视的「老姑娘」，成长为重新获得自信、逐渐成熟的女性。制作还采取了按时间顺序拍摄的方法，使得演员能更自然地展现安妮的学习与成长。
与奥斯汀作品的社会现实主义不同，勃朗特姐妹的小说充满了哥特式的激情与心理深度，但落实到电影改编时，同样也反映了女性主义思潮在不同时期的回应与发展。
对《简·爱》的改编，能清晰地看出一条意识形态演进的轨迹。1970年由德尔伯特·曼导演、苏珊娜·约克主演的版本，是第二波女权主义影响下的产物。与早期版本相比，这部电影赋予了简更多的能动性，并开始将阁楼上的「疯女人」伯莎·梅森人性化，不再仅仅将她描绘成一个纯粹的哥特式怪物。
然而，影片的叙事重心依然是简与罗切斯特的浪漫爱情，乔治·C·斯科特强大的银幕形象，常常压倒了女主角，这种安排反映了当时女权主义意识的过渡性——既有进步，但仍受限于传统浪漫叙事的框架。
相比之下，1996年由佛朗哥·泽菲雷里导演、夏洛特·甘斯布主演的国际合拍片，则标志着一次更成熟的飞跃。影片淡化了哥特式的悬疑和惊悚元素，转而聚焦于简的心理。它将故事的核心从罗切斯特的秘密，转向简为争取自我认同而进行的内心斗争。她的主体性，而非男性的秘密，成为推动叙事的真正动力。
对《呼啸山庄》的改编则揭示出更复杂，甚至倒退的意识形态选择。1970年由罗伯特·富斯特导演、蒂莫西·道尔顿主演的版本，删减了小说后半部分。原本是一部批判父权继承制、阶级固化和循环暴力的激进社会小说，却被简化为一个更易于消费的浪漫悲剧。它把希斯克利夫与凯瑟琳之间的宿命爱情，变成了唯一的核心。
1992年由彼得·科斯明斯基导演、拉尔夫·费因斯和朱丽叶·比诺什主演的版本，情况则更为复杂。它是首部涵盖两代人故事的英语电影，本应能更完整地展现小说的社会批判维度，但它在处理女性能动性方面却存在严重问题。影片显著淡化，甚至删除了伊莎贝拉·林顿在婚姻中遭受希斯克利夫残酷虐待的情节。
在小说中，这一情节是女性主义力量的核心展现之一，它揭示了在父权婚姻制度下女性所遭受的身体与精神暴力。电影的这种「审查」行为，实际上是为了维护希斯克利夫作为浪漫反英雄的形象，不惜牺牲小说对父权暴力的控诉。
这是20世纪末大众文化的一种矛盾：一方面，它乐于接受如简·爱般独立的女性形象，另一方面，当男性暴力行为会破坏核心浪漫叙事时，它又不愿直面其丑陋。
需要注意的是，现代女性主义的改编视角，并不是要抹去小说的历史背景。相反，它往往让历史背景更加清晰。
电影通过明确展示束缚奥斯汀笔下女主角的经济和社会枷锁，帮助现代观众理解原作中含蓄而激进的社会批判。同样地，通过与「阁楼上的疯女人」形象的对抗，勃朗特改编作品使观众直面哥特式浪漫背后那个残酷的父权世界。
3. 哈代的电影化风格
19世纪后期，托马斯·哈代成为英国文学的又一座丰碑，然而对于电影改编而言，他却是一道难题。他的作品植根于虚构的「威塞克斯」风景之中，描绘了一个处于剧烈转型期的世界。在这里，人们既沉浸在田园牧歌式的过往中，又面临工业资本主义未来的冲击。
长期以来，评论界一直存在一种说法：哈代是一位「电影化的小说家」。他的所谓电影化技巧，体现在几个方面。
首先是对「聚焦者」的运用。哈代常常通过一个特定观察者的视角来构建场景，这类似于电影的视点镜头。这种技巧创造了一种窥视感，也带来主观体验。例如，在《还乡》的开篇，哈代仿佛是以一个充满情感的建立镜头，描绘了埃格顿荒原。随后他引入一个身份不明的老人，读者通过老人的眼睛，来观察环境和后来出现的其他人物。这种通过特定角色来过滤信息的叙事方式，为电影导演提供了天然的镜头语言参照。
其次是「受限叙事者」的运用。与许多维多利亚时期小说中无所不知的上帝式叙述者不同，哈代的叙述者常常将知识限制在可观察的范围内，避免直接深入人物的内心世界。这迫使读者必须通过人物的行动、表情和只言片语来推断其内心状态。
以及哈代对「省略」手法的偏爱。他常常战略性地略去故事中的关键事件，比如《德伯家的苔丝》中苔丝被侵犯的那个决定性时刻，仅在事后通过间接或碎片化的信息揭示。这种叙事留白在文学中激发读者的想象力，迫使读者主动填补情节空白。
然而，这些「电影化」的特质恰恰构成了改编的悖论。哈代的视觉风格看似为电影提供了现成的故事板，但他对省略和受限叙事的运用，却深度依赖于文学媒介调动读者想象和进行时间推演的能力。
电影作为视觉媒介，在处理这些「留白」时面临两难：要么通过闪回或对话将省略的内容补充完整，但这会消解原著刻意营造的模糊性；要么保持沉默，但这又可能导致叙事混乱，令观众困惑。
例如，苔丝被侵犯的模糊性，源于哈代的文本省略。罗曼·波兰斯基的电影就必须做出视觉选择：是直接呈现这一事件，还是展示它的后果。
无论如何，它都无法复制哈代纯粹通过文字创造出的不确定性。因此，那些使哈代看似与电影天然亲近的技巧，实际上正是改编过程中最棘手的难题。这说明，哈代的「电影感」是一种高度文学化的建构，而不是一份可以直接执行的拍摄脚本。这也解释了为何关于哈代改编的「忠实度」之争从未停息。在「忠于文字」与「忠于精神」之间，导演们必须做出艰难抉择。
约翰·施莱辛格的《远离尘嚣》，是现代英国电影改编哈代的出发点。选用当时代表着现代与反叛精神的偶像朱莉·克里斯蒂饰演女主角芭丝希芭，本身就是一种充满时代意味的解读。
影片最受赞誉之处，在于对威塞克斯风景的壮丽呈现。摄影师尼古拉斯·罗伊格运用潘那维申宽银幕，捕捉了风景的壮观、美丽与威胁。他大量使用绘画般的远景镜头，将人物置于广袤天地之间，让人显得渺小，在视觉上呼应了哈代的关键主题：人类在自然与命运面前的无力。
施莱辛格的这部作品，确立了后世英国「遗产电影」的模板以及核心矛盾。它一方面利用国家文学遗产和标志性的英格兰风景，打造出制作精良、场面壮观的电影产品，另一方面，它不可避免地通过一种独特的现代感性，甚至是反文化的情绪，来过滤这段历史。这种手法创造出的文本，既怀旧又现代，既尊崇又暗含修正主义。
因此，《远离尘嚣》的意识形态模糊性体现为，它究竟是对过去田园牧歌的保守主义回望，还是以现代自由主义视角，重新想象那段历史？
最成功的哈代改编，非罗曼·波兰斯基的《苔丝》莫属。
影片在视觉上极为出色，画面让人联想到柯罗、米勒和米莱斯的画作。电影精心设计了色彩的运用，从最初的绿与白过渡到最终的红色，并通过草莓、玫瑰、日出与日落等象征性意象，反复预示和强化苔丝的悲剧命运。
在主题上，影片忠实地传达了哈代对父权社会和工业资本主义破坏性的双重批判。蒸汽脱粒机的场景堪称电影史上的经典段落，波兰斯基通过精妙的构图与声音设计，将亚力克的情感胁迫、劳动者在机器前的被奴役，以及旁观者的窥探与议论这三个层面，并置于同一画面中。这实现了小说只能顺序处理的复杂效果。
影片的结局比小说更为冷峻。波兰斯基删去了结尾安吉尔与苔丝妹妹携手远去的场景，代之以苔丝在巨石阵前被捕、走向宿命的画面，最后以一行字幕宣告她的死亡。这种对任何虚假慰藉的拒绝，被视为导演个人悲观世界观的体现，也是一种现代主义的诠释，彻底剥离了维多利亚时代可能残存的温情。
波兰斯基的《苔丝》证明，一部经典的英国小说能够通过一位欧洲作者导演的个人化滤镜，被重塑为一部国际性的艺术电影。电影将「威塞克斯」从特定的英国地理环境中剥离，并重新诠释为一个普世的、充满神话色彩的悲剧舞台。由此，一段国家文学遗产被转化为关于命运与不公的跨国宣言。
因此，这部电影并未将哈代的小说视为一段需要被小心翼翼保存的「英国」往事，而是将其看作是创作一部普世悲剧的强大素材。威塞克斯在此不再是一个具体的地方，而是一个象征性的景观。这种文化挪用与再语境化的行为，恰恰展现了英国文化的生命力——它不在于固守本土性，而在于能被全球性的电影语言所接纳和改造。
4. 亨利·詹姆斯的终极挑战
以上主要是关于不同时代文本之间的对话，我们这篇文章还必须涉及到的一个角度，是两种不同媒介之间的对话，也就是电影和文学之间的根本区别，所提出的改编挑战。
那么最好的例子，一定是亨利·詹姆斯。
亨利·詹姆斯是心理现实主义文学的先驱。他作品的核心在于对角色内心生活、思想和情感的细致描摹，而非外部事件的铺陈。他最著名的叙事技巧，是通过某个特定角色的感知和思维来过滤故事。这种方式剥夺了读者的客观视角，使现实变得主观而有限。传统电影依赖于客观呈现世界的视觉本质，这与詹姆斯的叙事方式构成了根本性的冲突。
此外，詹姆斯大量运用模糊性、潜台词和省略法。意义往往通过未言明之处传达，迫使读者解读细微的暗示和无声的张力。这种对内在性的极致追求，为依赖外部化冲突的电影叙事带来了巨大挑战。
面对这一挑战，英国的改编实践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传统。
其一是BBC的「经典系列剧」做法，尤其在20世纪60至70年代。BBC利用电视制作模式，试图对詹姆斯的小说进行更忠于文本的还原。这些作品常通过旁白或保留冗长的戏剧化场景，来保存詹姆斯的散文风格和心理复杂性。
其二是电影改编传统。受制于时长和商业压力，电影必须进行大刀阔斧的压缩、转译和再创造。杰克·克莱顿的《无辜的人》是第二种传统的代表。这部影片被广泛认为是英国电影改编史上的里程碑。它成功地为詹姆斯式的心理模糊性创造了一种电影语言，同时反映了创作所处时代的文化焦虑。
影片拍摄于20世纪60年代初的英国，这是一个复杂的社会转型期，介于战后紧缩与初现端倪的「摇摆伦敦」之间。这一时期，传统权威受到质疑，大众对心理学和弗洛伊德理论的兴趣日益浓厚，这些思潮也开始在电影中普及。英国电影产业同样处于变革之中：B级片产量下降，由美国资本支持的独立制片崛起，电影也正从黑白过渡到彩色。
影片的改编剧本保留了原著的模糊性。最初有一个版本的剧本，假设鬼魂是真实存在的，但克莱顿与作家杜鲁门·卡波蒂合作，重新放大了故事的模糊性。
卡波蒂在剧本中注入了弗洛伊德主义的潜台词，将女家庭教师吉登斯小姐的经历构建为性压抑和歇斯底里症的潜在表现。这种重新诠释呼应了当时评论界对小说的精神分析解读，也反映了60年代文化的心理学转向。
但《无辜的人》最卓越之处，在于它将詹姆斯的心理悬念转化为纯粹的视觉和听觉语言。
摄影师弗雷迪·弗朗西斯颠覆性地运用了宽银幕格式。他没有用它来营造宏大场面，而是通过深焦镜头创造心理上的幽闭恐惧感。画面的前景和背景都充满细节，迫使观众不断地扫视图像寻找威胁，这与吉登斯小姐的偏执状态形成完美的呼应。
通过调暗画面边缘，他们将观众的视线引向中心，创造出一种模仿偏执状态的隧道视觉效果。画面中的空白空间不让人感到自由，反而像一个随时可能有东西冒出来的虚空。这项技术成为了詹姆斯「意识中心」叙事手法的直接电影化对应物。观众被困在吉登斯小姐对世界的感知中，被迫分享她的不确定和恐惧。影片不仅是在讲述一个心理崩溃的故事，更是在形式上演绎了这种崩溃。另外，弗朗西斯开创性地在镜头边缘涂上颜料，制造出虚光效果，将动作集中在画面中央，暗示着恐怖潜伏在清晰视野之外的边缘地带。
这部电影也可以被解读为对战后英国的寓言，国家被某种未言明的创伤所困扰。田园诗般的乡村庄园，作为英国遗产的象征，成了衰败之地，反映了一个国家在努力应对纯真丧失和体面外表下的黑暗暗流。
影片拍摄于1961年，宏大叙事正让位于对英国近代历史更复杂的理解。一座美丽的宅邸被过去的非法激情、虐待和死亡所腐蚀，与一种重新审视自身历史的文化产生了共鸣。昆特和杰西尔的鬼魂不仅仅是超自然的存在，它们是被压抑的历史的回归，并感染了现在。
吉登斯小姐歇斯底里地试图拯救孩子，这可以被看作一种绝望的努力。她试图在一个纯真已不可挽回地丧失的世界里，强加一种简单的道德秩序。这将影片的弗洛伊德主题，与当时英国更广泛的焦虑，以及幻灭的民族情绪紧密联系起来。
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英国经历了一场名为「酷不列颠」的文化复兴。国家自信心重燃，英国的青年文化、时尚、音乐，以及一种现代、时尚、全球化的身份认同受到推崇。「后遗产电影」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它的出现，纠正了80年代遗产电影的过于保守主义，以及被田园牧歌式怀旧情绪主宰。后遗产电影同样处理历史题材，但注入了现代感性、讽刺意味，以及对阶级和性别的更强批判。
这时候拍摄的《鸽之翼》，就对原著进行了多项重要改动。首先，故事背景被移至1910年，以捕捉现代性即将到来的时代气息，这个时期有更新的技术、更宽松的时尚。影片还融入了古斯塔夫·克里姆特的《达那厄》等象征主义艺术的视觉元素，强化了情欲、财富与死亡的主题。
编剧侯赛因·阿米尼将《鸽之翼》重构为一个黑色电影故事。凯特·克罗伊被塑造成一个值得同情的蛇蝎美人，她的行为受到社会和经济条件的驱动；而默顿·丹歇尔则成了被她拖下水的道德妥协者。詹姆斯笔下关于操纵、道德腐败和性交易的主题，被转化为黑色电影类型中更具电影感的比喻。
影片将她的操纵行为，调整为对爱德华时代社会父权制和阶级束缚的一种合乎逻辑的悲剧回应——这是她同时获得所爱之人和经济自由的唯一途径。这一主题与90年代的「女性力量」思潮产生共鸣，使她成为一个适合当代观众的悲剧性反英雄。
关键的是影片结尾。在小说中，凯特与默顿的最后对峙是潜台词的杰作，以一句「我们再也回不到从前」结束全书。电影则将此转化为一场情感外露且充满肉体张力的交锋。性爱场景既是他们阴谋的高潮，也是他们情感崩溃的开端。默顿最终选择拒绝遗产，除非凯特否认他爱上了米莉的记忆，这将他的道德转变彻底外部化了。
《鸽之翼》体现了「酷不列颠」的核心悖论：它一方面批判传统英国遗产中沉闷、等级森严的世界，另一方面又将一种时尚化、现代化的遗产版本包装起来，构成新工党时代的一个典型文化出口产品。
英国还有一个改编起来和詹姆斯一样困难的作家——约瑟夫·康拉德。
康拉德这里又存在一条核心悖论。一方面，他宣称他的艺术信条是凭借书面文字的力量，让你聆听，让你感受——而首先，是让你看见。这句宣言似乎天然地在邀请电影进行视觉诠释。但另一方面，康拉德本人对早期电影持深度怀疑态度。他认为电影是一种无法捕捉心理深度的媒介，他说过一句著名的话：电影的麻烦在于，它们除了以一种肤浅的方式外，并不能展示角色在想什么。
改编康拉德作品的首要技术挑战，在于如何转换他独特的叙事结构。他大量使用框架叙事者（如马洛），还有弥漫在文本中、时常带有悲观色彩的反讽。大多数电影改编都剥离了这种叙事架构，将故事简化为一些基本情节。这往往导致作品被打造为传统的类型片，比如拍成爱情片或冒险片，丧失了小说的哲学深度。
为了弥补叙述者反讽声音的缺失，电影制作者们尝试了多种电影技巧，包括画外音、视觉象征主义，或将角色对白提升至一种「高度警句化」的水平，好几个库尔兹的银幕形象均是如此。然而，这些技巧难以替代康拉德散文中那种微妙、层次丰富的视角。康拉德的反讽具有根本性的颠覆力量，它质疑英雄主义、文明和道德确定性的根基。而主流商业电影，尤其是在早期，往往依赖于清晰的道德分野和叙事闭合。
因此，移除康拉德的反讽不仅是为了简化叙事的实用主义选择，更是一种意识形态上的抉择，旨在遏制激进的怀疑主义，并重申一种更为传统、稳固的世界观。这解释了为何许多改编作品即便情节忠实，却依然让人感觉不像康拉德。
希区柯克的《阴谋破坏》诞生于1930年代的英国，这是一个经济萧条、欧洲政治极端主义抬头、民族焦虑感弥漫的时代。希区柯克作品的核心主题之一，便是混乱对日常生活的侵入，这与当时的社会心态不谋而合。
这部电影的原著是康拉德的政治小说《间谍》，但希区柯克和编剧将之调整成了一部家庭悬疑惊悚片。恐怖分子的政治动机被刻意模糊化，使他们成为一种没有特定意识形态的外国威胁，不再是康拉德笔下的无政府主义者或沙皇特工。
新增的卧底警察泰德这一英雄角色，不仅为影片提供了明确的道德中心，还构建了小说中所没有的浪漫副线。比较关键的是，史蒂维从一个充满悲剧色彩的象征性人物，被简化为普通的小学生，使他的死亡成为一个令人震惊的情节转折，而非主题的升华。
另外一点，希区柯克用他标志性的戏剧性反讽和悬念，取代了康拉德的叙事反讽。影片中著名的巴士场景正是这种技巧的典范——观众知道炸弹的存在而角色懵然不知。这种手法创造的情感体验，就和康拉德小说中理性、疏离的审视截然不同。
维洛克夫妇的店铺也从色情书刊店变为电影院，这是一个巧妙的自反性设计。电影院放映着卡通和戏剧，分散了观众对潜伏于内部的真正威胁的注意力。这里仿佛在批判电影是一种潜在的欺骗性和安抚性媒介，所以即便希区柯克抛弃了康拉德的反讽，他也植入了由自己掌控的另一层反讽。
这部电影的改编主旨，是将康拉德小说中具体的政治批判，转化为一种更广泛、更民粹主义的恐惧，即对外国势力渗透并破坏英国本土家庭生活秩序的恐惧。威胁不再是意识形态的，而是关乎生存的，是对日常生活的「阴谋破坏」。
在讨论康拉德的改编历史时，有一部电影容易被忽略，就是雷德利·斯科特的生涯长片首作《决斗者》。
它诞生的年代是一个经济衰退和民族反思的时期，见证了「遗产电影」的兴起。《决斗者》因为精雕细琢的视觉风格，有意无意嵌入了这一潮流。
康拉德原来的短篇小说《决斗》是温和反讽的，被斯科特改编成了一部基调阴郁、视觉震撼的情节剧。影片聚焦于对一种不合时宜的荣誉准则的执着，它绘画般的构图，估计深受库布里克《巴里·林登》以及拿破仑时代艺术的影响。
《决斗者》对一个美丽而暴力的过去的迷恋，似乎可以被解读为对英国的象征，1970年代的英国正在日益缩小的全球角色中挣扎。费洛与杜柏之间无休止、无意义的决斗，成为一个隐喻——这个国家正被困于同自身历史的仪式化交锋中，无法前进。影片忧郁基调暗示的并非对过去本身的怀旧，而是对一个时代的怀念。在这个时代中，无论多么荒谬的荣誉准则，都能提供某种意义感，而这种意义感在1970年代支离破碎的现实中似乎已荡然无存。
影片有趣的地方在于，通过一个非英国的历史背景，即拿破仑时代的法国，来评论一个典型的英国文化时刻。这种空间的置换，使得斯科特能够在不直接触及英国帝国主义沉重包袱的情况下，探讨荣誉、衰落和历史重负等主题。
拿破仑战争也是现代英国民族认同形成的关键时期，这种认同正是在与法国的对抗中得以塑造。通过进入「他者」的视角，影片完成了一次复杂的历史自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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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我们谈到的作家，从狄更斯到奥斯汀、勃朗特姐妹，再到哈代、詹姆斯和康拉德，他们的小说改编作品分布在电影诞生以来的几乎每一个时期，说明19世纪英国小说在英国电影中的改编，是一个持续的、动态的对话过程。
这些电影作为时代的意识形态明镜，始终在积极地重塑其文学源头。从大卫·里恩在战后废墟上对社会正义的乐观展望，到女权主义思潮下对女性声音的不断重塑，英国电影人始终在利用这些经典故事来探讨当下的社会关切。
这一过程并非对文学传统的背离，恰恰相反，它是确保这些传统保持生命力和时代相关性的关键所在。
每一次重新诠释，在反映自身时代精神的同时，也促使观众重新回到原著文本，从而创造出一场永不落幕的文化对话。
我们参与这次英国电影季的活动，便是一次绝佳的机会，仿佛可以亲身走进英国文化的场域，见证它的历史和现今。英国文学和英国电影，并非静止于历史中的纪念丰碑，它们永远在等待今人的续写。
来源：虹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