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31》观影攻略：真实历史731部队，如何用活人做实验？一文详解

摘要：“鼠疫流行在自然条件下是容易发生的，但要用人工办法来造成流行病就不那么容易了。原因是，仅有传染源和传染媒介还不足以促成疾病的流行，为此还要明白知道人的生理条件和生理特点。只有在研究人的生理特点条件下，才能知道用人工办法引起疾病的流行的条件。研究生理特性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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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检查细菌武器的效能，石井四郎发明了利用活人进行细菌实验。

他说：

“鼠疫流行在自然条件下是容易发生的，但要用人工办法来造成流行病就不那么容易了。原因是，仅有传染源和传染媒介还不足以促成疾病的流行，为此还要明白知道人的生理条件和生理特点。只有在研究人的生理特点条件下，才能知道用人工办法引起疾病的流行的条件。研究生理特性的工作，是要用活人作实验的，进行这种实验时用的中国人，它既可在实验室条件下进行，也可在野外条件下进行。这就是本部队的秘密中的秘密。”

各种材料证明，石井四郎和他的731部队利用残酷的方法进行人体实验，成千累万地杀害活人，凡是被用作“实验的材料”，押解到731部队监狱里去的人，他们包括不同民族、不同性别、不同年龄的人，就不可能有生还的希望。

这种罪恶的实验，是经过日本军国主义统治集团的认可和同意的。

在伯力审判时，关东军总司令山田乙三推卸责任，他说：

“从前我个人以为送到第731部队去的都是些已被判处死刑的犯人，所以我当时得出了结论，认为这些人都是由满洲国法庭判处了死刑。”

其实，山田乙三在接任关东军总司令职务之前，即1943年3月12日，从关东军宪兵队颁发的命令可以确认，当时把活人押到731部队去杀害是未经任何调查和审判的。

而且，在山田继任关东军总司令之后，731部队继续进行残暴的活人实验。

在哈尔滨平房镇，731部队第一部管辖“四方楼”秘密监狱里关押着受实验的人，他们的遭遇是令人触目惊心的。

这里是一座人间地狱，通过特别移送，进来的是活人，抬出去的是尸体，他们都是不同的实验对象，但有共同的命运，最终都被送进焚尸炉。

其实，731部队不仅仅限定在第一部和第二部进行活人实验，据田村良雄讲，诊疗部经常与其来往，柄泽班也进行过人体实验。

据川岛清供认：

“为尽量完备研讨细菌对人的传染作用，及尽量迅速研究出制造细菌武器以供战时使用的方法起见，第731部队内广泛进行过用活人作对象来检查一切致命细菌效能的实验…每年都有五六百犯人被送到第731部队里去。我曾亲眼看见，这部队第一部工作人员从宪兵队方面领到大批的犯人。这些犯人都被关在监狱内的两座房屋里…要是犯人受过致命病菌传染后又痊愈起来，那他也不免要接二连三的实验，直到因传染病死去时为止。

为了研究各种治疗法对已受传染的人也曾加以治疗，也给他们吃正常的饭食，等到他们身体完全复原之后，就把他们用来作另一种实验，用另一种细菌传染他们。无论如何，从来都没有一个人能活着走出这个杀人工厂的。死人的尸体经过检验后，就被放到该部队的焚尸炉里去焚化…当本部队驻扎在平房站附近的5年之内，即从1940~1945年间，通过这个杀人工厂，因染致命细菌而被消灭的，至少有3000人。至于1940年以前被消灭的人究竞有多少，那我不知道…”

川岛清承认，他亲自参加过在活人身上实验细菌武器的效能。

柄泽十三夫知道：

“第731部队内在实验室条件下有系统地对活人进行过实验。这里是强迫被实验者染上各种细菌，然后就来观察这些受实验者的病症，以求研究出最有效的传染病媒介物。直接在活人身上进行实验，就加速了解决该部队所负的任务，即研究出最厉害的细菌战武器以及大量传染人的方法。”

“四方楼”的监狱里，从各地源源不断地将“马路大”押进来，而后提供给各实验室。

在实验室里进行过各种实验之后，有的被送进解剖室，被解剖过的尸体大部分送进焚尸炉焚化，少数被肢解的尸体被放进陈列馆。

在731部队里究竟有多少人死于细菌实验呢？

川岛清说，每年被押进监狱里用作实验材料的有400~600人。每年因受实验而死去的大约至少有600人，5年间至少有3000人丧失性命，这是最低限度的数目。关东军宪兵司令部第三课长吉房虎雄中佐回忆说，据估计至少有5000名爱国者，通过我们宪兵转到石井部队，最后成了实验品。

1942年10月或11月，上田弥太郎和伊藤、伊东新平在731部队门口看见3辆运“实验材料”的汽车，伊东说，“丸太”（日本人对爱国者的侮称，即圆木）被捆住后，他们知道他们会死？伊藤说，当炸弹落地后，他们就死了。

上田弥太郎受审时，审判官问他在平房杀害了多少人？他回答说，在平房两次警备演习就杀害了200人。还有一天晚上，他洗澡时，听几个警备队员说，今天又运来了“丸太”。731部队每月运一次，每次运两汽车人，据此断定，可能每个月杀害两汽车人，每车装多少人，他不知道。

731部队有个特别班，负责看管为提供实验而收容的人们。在特别班里，他们把实验对象叫做“木头”，人数以“根”计算。

该部队的“实验材料”各有隐语，人叫“圆木”，日本人称他为“丸太”，音译为“马鲁他”、“马路他”或“马路大”，按字意说，“马路大”就是木头，或者说是原材料，日本人根本不把那些“马路大”当人看待。

林口支队长神原秀夫供认：“据他（七夕曹长）说：‘实验材料’各有隐语，人叫‘圆木’…在731部队将领来的死刑囚称为‘实验材料’，死刑囚是中国人及苏联人。”

据各种材料证明，“受实验者”有不同国籍，其中有中国人、苏联人、朝鲜人；不同性别，有男子、有妇女；不同年龄，有老人、有青年，甚至有小孩。除了抗日的爱国者之外，还有不少平民百姓，其中有被骗来的中国劳工，这些劳工在修筑完秘密工程后，便被投进监狱，变成“马路大”；有在城市“圈街”被抓来的无辜市民，所谓“圈街”，就是在“马路大”不足时，到大街上去抓人；有误入平房特区被抓的“嫌疑犯”，这些人有的没有什么过错，也被投进监狱。

1942年1月，关东军宪兵司令部第三课长吉房虎雄中佐，陪同关东宪兵司令官原守少将视察了731部队。石井四郎陪同原守一行参观了细菌研究室、人体解剖标本及关押“马路大”的监狱。吉房虎雄亲眼见到了731部队监狱的情况。

他回忆说：

“从本部正门进去，再打开几层厚实坚固的门才能进到里面。在宽1.5米、长15米的中心走廊深处向右拐有个通道。通道两侧便是焊有铁栏杆的一大排拘留所，这就是进行鼠疫感染的地方。

当时我看到在1号牢房里，有一个穿浅橙色衣服、大约40岁左右的中国男子，他仰卧着无奈地在接受鼠疫感染实验，在暗淡的灯光下，他面色发青，犹如蜡人一样。不知是捆绑的紧，还是用了什么药物，他闭着眼睛昏睡着静静地躺在那里，好像是太平间里的尸体。与他相邻的牢房里，有一个35岁左右的男子，他瘦得皮包骨，被反手捆绑而坐着。戴着胶皮手套、穿胶皮衣和靴子、戴白色口罩的一个日本军医，使劲地压住他那已经萎缩成一小把的大腿，让跳蚤去叮咬…从他那破乱不堪的薄衣服中露出的胸部，瘦得看出了肋骨。他的胸部还有5块直径约有1寸的已经溃疡的疮痂，整个胸脯变得发红，看他有疼痛难忍的样子。

石井四郎说明，这是鼠疫感染的痕迹。这个凶狠的军医用皮鞭子朝那人身上一抽，他颤颤巍巍地站起来，东倒西歪地迈了两三步，立刻倒了下去，并发出喃喃的声音。石井又说，鼠疫患者的特征就是脚步不稳，摇摇晃晃。在走廊的尽头向右一拐，那里有3个戴着手铐、脚镣的农民模样的人，大约35岁左右。他们都是一样：两手放在支立的两膝上，安静地坐在那里，都是瘦弱不堪，6只眼睛充满愤怒的目光直瞪瞪地射向我们。他们每人的手指从第二关节起全烂掉了，断掉的部位呈现出溃烂状。石井说，这是将冻伤的手指浸入50摄氏度的热水里，进行缓冻实验的结果…”

关押在731部队里的“马路大”不断地被细菌实验致死，又不断地加以补充。在哈尔滨市忠灵塔附近有一个特殊的“马路大”集中营，关押着300多人。

731部队在“实验材料”不足的时候，马上从集中营里移送过去。这个杀人工厂，不停地进行活人实验，犯下滔天罪行。

3、实验的手段

731部队采用多种方法在活人身上进行各种实验，他们在一个人身上或使用一种方法，或兼用几种方法，其手段残忍，直至致死人命，肢解户体，焚化灭迹。

（1）菌液注射

日本军医把带菌溶液或注人“马路大”的血管里，或皮下注射，而后观察被细菌感染者的病情变化。有时对幸存的“受实验者”注射抗菌素，予以治疗，其实这也是一种实验。

“受实验者”侥幸康复后，又被作另一种实验，直至其没有利用价值后，解剖焚尸。石井部队早在背荫河时期，就利用活人进行实验。该部队从中苏边境鼠疫流行区域抓来40只疫鼠，从这些疫鼠身上抓了200来只带鼠疫菌的跳蚤，再提取疫蚤的毒液，给3名抗联战士注射。结果，这3个人都患上鼠疫，在19天后先后发高烧达39~40摄氏度，他们在昏迷状态中都被解剖了。

1942年4月，上田弥太郎被允许进入731部队的七栋和八栋监狱，协助江田武一和小林技手做人体实验。进监狱之前，先去照相馆照相，把相片贴在出入证上，才能出入。

他的工作是每天测量并记录受实验者的血清、血沉、血压、体温，给“马路大”注射或植入菌液，绝对不让新来者看见，由班长或技手来进行。在这次实验中，受实验者感染了相当强烈的细菌，仅2天时间就有3人死亡，这3人都被解剖后火化了。

（2）活体防御力及毒力实验

田村良雄是第四部第一课课长铃木少佐的助手，他供认：

“在第一部特别班里，对被关押的5名抗日地下党进行了活体实验。目的是进行活体防御力及毒力实验。我与宇野诚一起，对被关押在特别班的5名抗日地下党，各取5cc的血液，测定免疫价。第二天，对其中4人注射了4种疫苗（加温疫苗、混合疫苗、包装疫苗、生菌疫苗）。

一星期后又注射一次。然后将他们的血液取出，测定免疫程度之后，又注射了含0.05瓦的鼠疫液1cc。其中3名3天以后死亡，在第一部笠原班进行了解剖，以后就在特别班附设的火葬场烧了。其他2人作为鼠疫患者，提供给诊疗部做活体实验了。”

鼠疫疫苗的毒力实验范围不仅仅在监狱里给“犯人”注射，而且在平房附近的老百姓身上做实验。田村良雄说，1940年9月，731部队本部菌苗班在铃木启之少佐的指挥下，医务室用约2000支50cc的鼠疫疫苗在部队附近，给中国人做实验性注射，结果“被注射的中国人受到强烈的毒害，仅我听到的就有2人死亡。其他的注射液附上‘大连卫生所研制’的商标，送到长春地区为‘防疫’使用，给中国人民造成很大危害。”

（3）口服染菌食品

把实验用的细菌掺入饭食、饮料、水里或注入瓜果、蔬莱里，对受实验者强迫灌服或让人误食，以观察各类细菌的效能。石井部队用霍乱菌、赤痢菌、伤寒菌、鼠疫菌进行过实验。该部队把蔬菜、水果、鱼肉类等食物都掺入细菌进行比较实验，结果最容易感染细菌的是蔬菜，特别是叶子多的蔬菜，如白菜类，块茎表面光滑，较少使用。把细菌注射到水果类的食物里，效力更大。

据石井说，撒播传染病最适当的媒介物是蔬菜，其次是水果，再其次是鱼类，最后是肉类。

731部队“A”队一分队队长山下升供认：

“在731部队监狱里关押有中国人、苏联人、朝鲜人，这些人被用来进行细菌实验。实验有两种方法，一种是往嘴里灌细菌，一种是皮下注射。实验时把人绑上，将细菌混入水中从嘴灌进去。我们队每天用10~20人进行实验，用灌的方法有400多人，进行皮下注射的有250多人。被实验的人中，有苏联人，最多的是中国人，谁是朝鲜人我们分不清。被实验的人中，有五六个是女的。他们大多数是战俘，年龄都在19~40岁。

灌细菌时有宪兵在场。有时被实验的人反抗，宪兵在场镇压，对反抗厉害的人，当场用手枪打死。在场的宪兵是按军医的指示行动。我们都是助手，灌菌和注射的数量由军医规定，我们只是按他们的指示做，用什么菌当时也不知道，只是后来根据发病的情况判断是什么菌，我们队用的多为鼠疫菌、肠伤寒菌、白喉菌。这些人被实验后，有3天死的，有7天死的。因为菌的毒力、性质不同，不是所有被实验的人都会死，没有死的送回监狱下次再实验。将实验死的人拉去火炼，有时当时还有气，也拉去火炼，火炼场的大烟囱每天冒着烟。”

上田弥太郎供认：

“在平房731部队北门附近，伤寒班种有西瓜，给瓜里注射有伤寒菌，曾有来部队搞建筑的工人（日本人）偷吃西瓜以后，患了伤寒病的事件发生。当时小林或江田，曾警告队内人员不许采食。在我看来他们用这种方法对爱国者进行实验，并进行细菌战的准备。”

731部队内部人员误食瓜果、蔬菜、粮食，或在生产细菌、人体实验过程中而感染传染病的事时有发生。用伤寒菌传染瓜果进行实验，人吃后都会被传染。

古都说：

“1943或1944年间，(731部队)进行过传染瓜果的实验；当时用来受传染的是西瓜和甜瓜；当时正是瓜熟的时期。

在一部分西瓜和甜瓜上注进细菌而使其受到感染，把另一部分留下来不加以传染。用药针把伤寒病菌注进这批瓜果后，就来检查细菌密度，为此就把这批瓜果送到实验室里去检验注射到瓜果内的细菌发育的怎样。在检查时若查明有大量细菌，就拿这些瓜果分给五六个中国的内地人和满洲本地人吃下去，（这些受苦的人吃了此种瓜果后）都受到传染了。”

凡是吃过这种细菌密度极大的瓜果的人都患了伤寒病。

（4）比较实验

日本军医在受实验者身上交叉使用多种方法进行细菌实验。他们把这些“实验材料”分成若干组，或在每组人的身上使用的细菌菌液剂量不同，注射的次数不同：或分别使用注射、灌服、埋人等方法，以观察其结果，写出比较表。

古都供认：

“1943年末，当时为了检验病菌的效力，（731部队)曾用50名中国内地人和满洲本地人来当作进行实验的材料。首先给这50人注射了防病的药水，并且是分别注射的，即给一部分人注射了一次，而给另一部分人注射了两次。除此而外，给各人注射的防病药水多寡不一，并且，这50人中有一部分人根本没有打过防病药针。所以，这50人是被分成了5类。然后就强迫所有这些人喝进了染有伤寒菌的水，接着就来观察这种传染病媒介物在各种场合所引起的结果怎样。被注射过若干次以及注射过多少药水的人身上所起的作用怎样。”

结果，这50个人大部分生了伤寒病，其中12人或13人因病死亡。

上田弥太郎作为助手参加了鼠疫菌比较实验，亲手制作了鼠疫比较表，他供认：

“我是从江田武一处拿来统计的，这是利用中国爱国分子实验后的结果。统计表的根据是：首先将爱国分子5名，注射上0.1克鼠疫菌，又用5名注射0.2克，再用5名注射0.3克，观察其结果，做出第一种比较表。其次又各用5名中国爱国分子，分别埋人0.1克、0.2克、0.3克（鼠疫菌），观察其结果，做成第二种比较表。第三种比较表，仍各用中国爱国分子5名，分别内服0.1克、0.2克、0.3克（鼠疫菌）观察的结果制成。如不这样做，是不能制出统计比较表来的，因此也就必然的要经过如此的实验。主要实验者是三谷。”

将鼠疫菌的注射法、埋入法、内服法，作出比较表，结果注射法最快，一日即可死亡。其次是埋人法，最慢是内服法，6日才能死亡。上田弥太郎在统计时，发现用这种比较方法实验过的有四五十人。

（5）超音波菌苗实验

1939年6月，山内丰纪和渡边博士一起到哈尔滨石井部队。此后，渡边博士领导菌苗制造班制造菌苗，供给关东军需要的各种菌苗，即伤寒、副伤寒、四种混合菌苗及赤痢菌苗、霍乱菌苗、流行性脑脊髓膜炎菌苗各60万份，保管期3个月就放弃，然后另作新的。因此，该班工作非常忙。此时，超音波未装置好。

1940年2月，4台超音波运到哈尔滨，安装完毕。石井部队长命令渡边博士做超音波霍乱菌苗的人体实验，命令是3月中旬下达的。按照石井的命令，编成了人体实验班，渡边博士和山内丰纪负责用超音波制造菌苗，中黑大尉及细井雇员负责按军医学校的方法制造菌苗。人体实验班有川名技手、千叶技手、小林嘱托，5月中旬正式开始进行人体实验。

关于人体实验感染情形是：

令上述接种的16人和没有预防接种的4人，把生菌混入的牛奶喝下去。感染用的细菌是石井部队保管的所谓‘细菌武器’，其毒力对人致死量为千分之一克。当时感染量是五百分之一克，目的是要得到能预防强毒霍乱菌的有效霍乱菌苗和对敌人撒布强毒霍乱菌，进行细菌战。

人体实验结果证明，超音波菌苗效力特佳，接种超音波菌苗的人都很精神，仅一人有头痛和腹痛之感，第三天也就复原了。但注射军医学校制菌苗的人多数下痢，其中3名重症，死亡一名。对照的4人全都发病，在第三日都死亡。石井四郎知道超音波菌苗有效后，命令我们大量生产。

9月下旬长春发生鼠疫，石井四郎组织所谓防疫，菌苗班昼夜不停的制造鼠疫（伊母诺根)，结果因菌体中杂菌多、单位低，拖延了制品的生产期。渡边博士在电话里受到石井四郎的严厉叱责。渡边博士决定辞职，当夜出发到长春，第二天早晨在长春大和旅馆前由于交通事故而死亡。对于渡边博士的死，我有很多疑问，我认为可能是被石井四郎杀死的。根据石井四郎的品质，他对下级能施行任何残酷的手段。”

田村良雄说，关东军为了鉴定超音波经口疫苗的效力，按在伪奉天市铁西俘虏收容所进行研究的731部队技师指示，对同善堂的幼儿进行实验。

诊疗部部长永山太郎中佐曾指导日本军医和技师进行破伤风实验，他们把破伤风菌的毒素分为最低致命量的千倍、百倍、十倍，接种给10个人。他们还把进入人体内产生的毒素芽孢，又接种给另外两个人，这次实验共死亡3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