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赵林山导演的电影《731》不仅作为民族受难史的影像书写，更是作为人类集体的宏观记忆伦理而呈现。影片并没有消费被看者的苦难，反而采取隐晦的方式将血腥、残忍的杀戮与侵害画面置于后景，以王永章带领众人逃离四方楼囚禁的越狱情节为主线，连带出日本关东军驻满洲第731防疫
中国艺术研究院影视学系博士生 王彬
赵林山导演的电影《731》不仅作为民族受难史的影像书写，更是作为人类集体的宏观记忆伦理而呈现。影片并没有消费被看者的苦难，反而采取隐晦的方式将血腥、残忍的杀戮与侵害画面置于后景，以王永章带领众人逃离四方楼囚禁的越狱情节为主线，连带出日本关东军驻满洲第731防疫给水部队（731部队）以“防疫补水”为名，所进行的活体解剖、冻伤实验、毒气实验、鼠疫菌实验等侵华日军细菌战暴行的罪恶行为，从而抵制将受难者痛苦场面工具化与奇观化的表现模式。在艺术处理之克制与历史感知之沉重的辩证张力下，电影履行的是一种社会责任，它从平民视角揭露731部队以“褫夺人性”（dehumanization）的方式侵犯无辜百姓与战俘的生命尊严与主体性自由。当被囚禁、尘封的记忆再现于世人面前，基于历史真实的创伤影像与痛苦的肖像学，用可见的视觉证据填补缺席的历史记忆，召唤着观者感同身受的恐惧与希冀，迫使自我伦理的审查以及伦理责任的深刻质询。
一、从“冷记忆”到“热记忆”：历史影像的道德根基
从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蜷伏、固化的历史证据中的“冷记忆”，到银幕上全人类共享与再度体验的“热记忆”，记忆影像的回溯性叙述孕育着反抗潜能与变革力量，一种伦理的抵抗直指刻意掩埋真相的结构性压迫，将“被谋杀”的历史打捞出来。列维-斯特劳斯区分了“冷社会”和“热社会”概念，前者具有永恒而稳定的定型性效用，后者将历史化为自身发展的内生动力，二者作为文明进程的两极，终将从冷走向热。基于此，阿斯曼将其作为记忆政治的不同文化类型，相应地划分出对历史意识具有镇静作用的“冷记忆”与刺激作用的“热记忆”。电影《731》构建的回忆空间是鲜活而炙热的显性记忆场域，透过凝视侵华战争期间日本军队在中国哈尔滨四方楼内对中国、苏联和朝鲜等平民与战俘进行活体实验与秘密研究细菌战的罪恶，将被隐瞒、压制的真实历史再现于当下，营造“非共时的共时性”体验，持续激起过去与当下的对话，抨击日军漠视伦理道德与人性尊严的暴虐行径。
电影场景、氛围与人物等细微呈现与情感牵动，具有史实编纂之外的补足意义，指向伦理正义之诉求——人类道德历史上的这场梦魇理应被深刻铭记并予以警示。影片塑造了平民商贩王永章这一“道德见证人”形象，他凭借善言、机灵的性格承继1007的送饭、清洁等工作，得以游走于“特设监狱”。电影借助其目光伦理的审视，将731部队遮掩罪行的运作机制曝露在观众面前，通过并置日军拍摄归还平民自由、跨族婚姻等虚假影像与纪录731部队活体实验之残暴、血腥的影像资料，反思性地展现日军用“瞒”和“骗”的记忆操控术，制造以“亲善”为名的陷阱，编织“健康换取自由”的谎言，剥夺、歪曲事实，粉饰罪恶。电影恰恰是用影像本身的揭示性力量，作为抵抗影像暴力与欺骗的武器，正是基于电影文本内外的自反性张力，才进一步提升了修复历史记忆与事实真相，谴责反人类罪孽和伸张历史正义的深度与广度。作为记忆承载者的四方楼，是束缚人类自由与邪恶发生的罪恶深渊，王永章在其中竭力探索并铭记越狱路线，用记忆抵抗暴行、追求自由。电影的“经验视觉与梦幻视觉同时发挥作用”，如果说电影基于馆藏史料、口述影像、历史遗物等，复刻毒气室、焚尸炉等置景，还原洁净冰冷的牢房、实验器具、囚服等历史细节，再现了日军侵害无辜平民的历史史实；那么楼道中闪现的黑白无常，莫斯科广场、巴黎埃菲尔铁塔等上空布满细菌气球炸弹的超现实主义想象，则是人类深层心理状态的视觉外化，揭示出受害者恐惧与压抑的精神困局和侵略者内心的疯狂、扭曲，这种视觉无意识将情绪体验牵引至历史思考之中，触及影像内在的心理真实。
二、面容的在场：责任伦理的显现
与他者面容相遇中，电影文本内外的观众与角色互为凝视，激起观影者视觉上的恐惧、悲悯、愤恨经验，以及对主体伦理责任的隐秘召唤。《731》正是通过注视他者的赤裸面容，而发出“不许杀人”的告诫命令与训诫目光，以反凝视的抵抗姿态确证主体性的在场与生命尊严的不可侵犯。在列维纳斯的他者伦理视野中，面孔、身体、姿态等皆作为他者面容的伦理性显现，负有言说的责任伦理。红色灯光笼罩下广场挤满因绝望而恐惧的平民面孔，毒气室中苏联母亲将孩子高举头顶的姿态，王永章携孕妇林素贤越狱逃亡路上接连闪过活体实验的蒙太奇碎片，皆是对731部队反人类罪行的指控。电影并未直白地呈现越狱失败后林素贤被解剖取婴的血腥画面，而是透过在场见证者王永章面部反应的特写，放大他因目睹暴行而无能为力的痛苦面孔，直接作用于观众的感官体验并产生移情。这既坚守视觉伦理上的表现禁令，避免将暴行与血腥作为一种奇观或景观呈现，以隐晦的方式捕捉作为世界苦痛的历史创伤记忆，又如同记忆燃烧余留下的灼痛与警示，征召起对他者的伦理责任。
从实验室上方悬挂的号码牌，将活生生的个体视为“马路大”（圆木），到堆积成山的遗骸，焚尸炉溢出的灰烬，活人在暴力屠戮下沦为随意处置的赤裸生命。面容作为活生生的在场与不再沉默的历史见证，承担着记忆的伦理义务，在与观影者建立伦理情感关系中生发出“勿忘我”的道德指令。剥夺生命与抹去姓名无疑是对肉身与姓名记忆实行的双重谋杀，无论是四方楼监狱内杜存山高呼自我的名字，还是中国、苏联、朝鲜遇难者在万人坑中发出临死前的姓名指认，都竭力揭露抽象化数字背后鲜活的个体生命的在场，夺回被褫夺的人性尊严与主体身份。电影挖掘历史阴影中的人性善举的超越性，重新发现伦理道德与人道主义精神的神圣维度。王永章从懦弱屈服到奋起反抗带领众人逃狱的精神觉醒，显现小人物于国家大义与人类命运面前的热血与骨气；顾博轩主动将生的机会让渡给男孩孙明亮的伦理选择，在与他者面对面的伦理关系中唤醒人性之善；林素贤医生在狱中救治瘟疫的担当与日军以医学之名行暴力之实形成的强烈反讽。电影《731》用受难者脆弱面容的感性触动与道德命令，激活内在生命世界的情感力量，导向对于他者的责任与主体性唤醒，人性善意与反战意识的伦理言说，穿过罪恶笼罩的阴霾，走向的是人类伦理的正义。
中国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于731的历史记忆不仅是中华民族同胞共享的伦理记忆，更是全人类共享的记忆。侵犯类生命与尊严的恶，损毁着道德存在的根基，我们之所以愤怒地回望过去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屈辱和苦难，乃是作为道德明令历史的迫切驱动。直面历史事实真相，刺穿伪善的道德假面，已然成为紧迫的伦理问题。相对于1970年西德总理维利·勃兰特在华沙犹太隔离区起义纪念碑前忏悔二战罪行的“华沙之跪”，直至今日，日本官方始终保持沉默，遗忘、回避这段历史，从未正视并检讨在中国土地上犯下的屠杀暴行。电影《731》立足于人文关怀，构建人类共享的记忆共同体，对生存与自由的渴望及困境中人性善意的释放，驱使不同种族超越国族、阶级与身份的界限，汇集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反思战争之恶。正如电影英文片名“Evil Unbound”（罪恶无界）所喻，从地方记忆、国家记忆，延伸到世界记忆，这段记忆逸出了个体民族的苦难史，涉及生者与死者，并且作为全人类共享记忆的道德指向，成为世界深刻铭记的集体记忆。
来源：影视有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