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著名科幻电影《星际穿越》已经在科幻电影界享誉多年。《星际穿越》在高维空间的特效制作，无论是世界观架构抑或是制作与呈现效果，都是顶尖水准，令人叹服。然而，尽管提出“爱能穿越时空”的宏大而新颖的主旨，《星际穿越》的人文性却显生硬，尤其是第一次提出这一主旨的女性形象

第六届“学问杯”影评大赛|优秀奖

作者：李徽杉

基础医学院

著名科幻电影《星际穿越》已经在科幻电影界享誉多年。《星际穿越》在高维空间的特效制作，无论是世界观架构抑或是制作与呈现效果，都是顶尖水准，令人叹服。然而，尽管提出“爱能穿越时空”的宏大而新颖的主旨，《星际穿越》的人文性却显生硬，尤其是第一次提出这一主旨的女性形象——艾米利亚·布兰德的人物塑造，似乎是极其缺失的。作为核心女性角色的布兰德，在男性主导的救世叙事中却变得苍白，与电影高水平的视听效果形成割裂对比。

在世界末日的极端背景下，影片本应呈现各角色丰富而复杂的内心，女性角色当应亦是。也许这次诺兰更多集中力气于剧本, 所以减少了对人物的深度挖掘, 导致影片中人物形象显得单薄与平面化, 不够复杂立体, 真实生动[1]。尤其是艾米利亚·布兰德。恐怕也正因如此，对于《星际穿越》的人物分析十分少见，对于布兰德的分析更是难觅其踪。布兰德作为太空旅行片段中主要的女性角色，自然会被期待能成为电影后半段或激烈紧张，或孤独漫长的太空之旅的代表，就像小墨菲成为前1/3电影中温馨日常的代表一样。然而，虽然布兰德频频出现，也参与了重要的情节，却难以为观众留下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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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诞：草率的动机处理

实际上，影片对于布兰德的行为逻辑构建，处处是缺乏考虑的草率呈现。例如，布兰德坚持收集米勒留下的数据，导致小队在星球上浪费了约合地球23年的时间。这本是体现布兰德为了理论数据而忽视行动执行的执拗形象的绝佳时机。然而，剧情并未将冲突爆发到极致以突出人物性格。布兰德迟迟不愿上飞船，居然只是因为她没有看到巨浪来临，而男主在反复催促中，也没有直接告知危险将至。这让这次行动的失败、队友戴尔的牺牲显得完全出于巧合，十分荒诞，让观众有被戏耍之感。

当然，不排除影片希望通过这段无妄之灾体现生死无常的灾难情景，但实际上，这场“充满灾难巧合”的编排似乎并非没有考虑到人物形象塑造——男主角的形象因情急之中驾驶飞船，被表现为“临危不惧”，而布兰德的坚持和队友戴尔的死亡，却似乎完全沦为了男主角形象的衬托和灾难剧情叙事的牺牲，显得苍白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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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视：模糊的空心角色

对布兰德的塑造忽视，在创作之初中已有显现。诺兰导演在访谈中谈及人文时，对布兰德的角色鲜有提及。恐怕在一开始，这则故事里便没有布兰德的一席之地。正如布兰德的饰演者安妮·海瑟薇在剧组访谈中提到：“当我第一次读到剧本时，我没有完全理解我的角色，我一直读不懂她。”布兰德的形象在影片中是模糊而空洞的。例如，在选择星球的剧情中，布兰德说出了全片最为关键的台词之一：“爱是我们唯一能感知的，超越时空和维度的事物”。影片似乎想通过布兰德的感情线，为片末的男主父女情作铺垫，形成复调般的巧妙呼应。但叙事策略的失衡，导致这条线索变得空洞而生硬：缺乏书信、影像或回忆闪回等情感锚点的铺垫，使得“爱能穿越时空”的核心主旨和布兰德的深情形象失去说服力。

更令人惋惜的是，系统性的话语剥夺，使布兰德原本丰满的人物设定无法伸展出生动的触角。正如北大艺术学院刘强的观点，布兰德有着父女亲情、追寻爱人的复杂情感设定，本应有强烈的悲壮感和小我 (个人爱情) 与大我 (拯救人类) 的撕裂感，本应是个颇具戏剧张力的角色[1]。但如此丰满的角色设定，却因创作时从始至终的忽视，而被湮灭于科幻背景的论证呈现和男主角的英雄光环，最终呈现出模糊而空白的形象，缺乏存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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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动：美丽的附庸客体

纵观全片，布兰德始终处于“被选择-被说服-被拯救”的被动地位。科幻电影当中，这种男性主体的“看”的主体位置以及女性作为“被看的”的客体的位置是隐匿而又强烈的[2] 。在本片中，布兰德的主体性丧失从两个方面呈现：行动决策权让渡给库珀、情感诠释权让渡给剧情推动。面对一切的生离死别，一切的突发意外，布兰德似乎都只是眼睛湿润地默默接受。即使偶有分歧，她最终都会是其他男性角色的传声筒和追随者，不会反驳争辩，更不会采取反抗。即便是在结尾，布兰德携带着人类火种，本可被塑造为女性开拓者的英雄形象，却最终被意识流处理，沦为叙事留白。当镜头转向布兰德在艾德蒙斯星遥望天际时，影片再次将其锁定在“等待-被救赎”的传统性别脚本中。

近几年，这种女性角色客体化的呈现，已经随着女性运动的发展而逐渐不那么张扬，但本片似乎完全把布兰德的主体性剥夺，让其变成几乎背景板的角色。可能影片设计布兰德，并选择安妮·海瑟薇这位明艳美女饰演，仅仅只为通过其美丽的容颜吸引票房。这种叙事上的极度倾斜和被动形象的呈现，不仅削弱了角色本身的魅力和重要性，更指向好莱坞个人英雄主义电影在性别方面的普遍下意识——女性角色仅需作为主题阐释的注脚存在，无需完整的人物主体性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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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布兰德的处境折射出当下电影，尤其是英雄电影，常见的女性叙事困境：当剧本需要女性角色承阐述主题时，要么其主体性让位于男性英雄的人物弧光，要么必须处在“全女角色”的叙事下，要么必然要失去些什么或者要从其他方面来彰显男性对于女性的控制和凝视，从而刻意在某种程度上凸显男性的权力并没有失去[2]。这让在绝大多数电影中，即使女性角色出场次数多、时间长，在剧情中看似重要，最终却毫无生命力的傀儡角色。

实际上，影片已经在试图打破传统电影常见的“男性主体，女性客体”的二元对立，如让墨菲天资聪颖，成为解救人类的关键，也试图通过提出“爱能穿越时空”的主旨，提升布兰德的角色重要性，却因深层的性别意识和在创作之初的忽视而陷入新的叙事陷阱，让布兰德变成看似重要，实则空白的傀儡样角色。布兰德的“被动”不是角色缺陷，而是父权制叙事的必然产物。布兰德对影片的价值，与其说是作为女主角参与推动剧情，展现人格魅力，不如说是作为美人出现在海报上，承担吸引票房的商业责任。当我们在赞叹五维书架特效奇观时，或许更应思考：英雄电影中的女性角色，何时才能挣脱长久以来客体禁锢，不再是智识上被忽视的男性附庸，身体上被凝视的魅力躯体，真正获得属于她们的主体时空？

参考文献：

[1].陈旭光, et al., 《星际穿越》与科幻电影:类型、叙事与文化精神. 创作与评论, 2015(16): p. 112-128.

[2].郑雪, 中西科幻电影的文化差异分析. 2024.

来源：东南沿海消息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