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海照相馆”到《南京照相馆》，讲述电影“主角”苏柳昌原型背后故事

摘要：眼下，电影《南京照相馆》正在热映。故事的主角、照相馆学徒苏柳昌，原型叫罗瑾，他冒死留下日军屠城“血证”的故事，直到1994年才被披露在《三明日报》头版。昨日，当年采写这段故事的两名记者，向本报讲述了这篇具有历史意义的新闻背后的故事。

电影《南京照相馆》海报

20世纪90年代，罗瑾（左）和吴旋（右）在南京重逢时拍下的合影。新华社发

《血证》见报版面。（张盛生供图）

当年张盛生在三明日报社编辑部处理《血证》稿件。（张盛生供图）

作为南京大屠杀案“京字第一号证据”的日军暴行相册。新华社发

眼下，电影《南京照相馆》正在热映。故事的主角、照相馆学徒苏柳昌，原型叫罗瑾，他冒死留下日军屠城“血证”的故事，直到1994年才被披露在《三明日报》头版。昨日，当年采写这段故事的两名记者，向本报讲述了这篇具有历史意义的新闻背后的故事。

回到87年前，一个年仅15岁的照相馆学徒，冒死将日本侵略者拍摄的南京大屠杀场景的照片，在暗房中多冲印了几十张，悄悄保存下来，成为后来审判日本侵略者的有力物证；87年后，一部名为《南京照相馆》的电影，将少年的英勇事迹搬上银幕。

罗瑾当年为何要保存这些照片？又是如何收集和保存的？这些照片又是如何被呈上军事法庭的？1994年，一篇名为《血证》的长篇通讯在《三明日报》刊发，这本相册背后的故事才首次被披露。彼时71岁、在三明大田县生活10年的罗瑾，也由此在世人面前“亮相”。

《血证》的作者有两位，分别是时任《三明日报》要闻部副主任的张盛生和时任大田县委报道组组长的林春忠。如今在厦门市人大机关工作的张盛生，还曾在厦门日报社工作过。他们回忆起当年的采写故事，仍久久不能忘怀。

【发现罗瑾】

在不起眼的“上海照相馆” 聊出沉寂多年故事

历史往往暗合了某种机缘——当年，正是因为照相馆中的暗房，让罗瑾有机会守护住南京大屠杀的历史真相。同样，还是因为暗房，让罗瑾在几十年后，真正回归大众视野。

1994年11月底的一天，林春忠像往常一样来到大田县“上海照相馆”冲洗报道组拍摄的新闻照片。这家照相馆是一位叫罗瑾的老人开的。林春忠说，1985年，罗瑾随部队转业的儿子罗祖英从上海来到三明大田定居，罗祖英在当地一家公司任职，老人因懂摄影，在县城开了这家照相馆。“他一辈子都在干这行，拍照和冲洗照片的技术和质量都比别人好，我们报道组拍的新闻照片固定请他冲洗。”林春忠回忆道。

冲洗照片的过程也是等待的过程，而这次等待注定是不平凡的等待。林春忠说，当年罗瑾收了几个学徒，照片是学徒在暗房冲洗的。冲洗照片的间隙，罗瑾和林春忠像往常一样闲聊起来。罗瑾讲起了自己当年在南京“华东照相馆”当学徒的期间，意外发现日军在南京屠城的照片，以及如何冒险保存“血证”的故事。

有着极高新闻敏感度的林春忠瞬间意识到这是非常好的新闻素材，于是，立即拍下罗瑾的工作照，并写了一条简讯，把照片和稿件一起装入信封寄给《三明日报》。

【记录罗瑾】

采访两天深挖细节《血证》报道引发全国关注

时任《三明日报》要闻部副主任的张盛生收到简讯，这位年轻的新闻人敏锐地觉察到，这是可以深挖的题材。“张盛生主任打电话联系我，我们决定对罗瑾进行专访以深入挖掘更多的历史线索和细节。”林春忠说。

“真没想到自己30多年前采访过的这位老人，竟成为电影中的‘主角’。”采访中，张盛生感慨道。当年交通不便，他是乘坐班车一路颠簸赶到大田县采访这一题材的。他记得第一次看到“上海照相馆”的情形——当时是11月底，一个温暖的冬日。罗瑾的照相馆位于大田县城白岩公园脚下，那是一间屋檐低平的不起眼的店面。

老人当时不在，他的徒弟小郭把他们请到屋里。短暂闲聊间，“突突突”的摩托车声由远及近传来，吸引了张盛生的注意。一位硬朗的老人利索地跨下摩托车，走了进来。这位老人便是罗瑾。“他看着不像70多岁的人，满面红光，精神很好，戴着一副茶色眼镜。虽然头顶有点秃，但穿着西服，显得很洋气，跟他的上海照相馆一样，像是从大城市来的人。”和罗瑾的初次见面，至今依然让张盛生印象深刻。

当时已临近天黑，二人当晚就在照相馆里和老人聊到深夜，第二天意犹未尽，又对老人进行细致采访。采访中，二人抓住故事的每个节点，深挖细节，张盛生那本崭新的采访本几乎都记满了。虽然时间过去很久了，但因是老人刻骨铭心的记忆，他也愿意娓娓道来。张盛生回忆，采访期间，他回到大田龙山宾馆休息时，采访到的令人震惊的故事和细节一直在脑海中萦绕，令他沉浸在罗瑾当年境遇中，心情久久不能平静。随后一连几天，有关南京大屠杀的资料像放电影一般一直在他脑海中浮现。

很快，二人采写的长篇通讯《血证》在1994年12月9日的《三明日报》头版刊发。这篇通讯首次披露了“血证”的发现和保存人是罗瑾，报道引起外界广泛关注，《南方周末》当年以头版整版的篇幅作了报道，《工人日报》《农民日报》《文汇报》等数十家媒体或全文转载或跟进报道，罗瑾这段鲜为人知的故事也由此走出历史的尘埃。

【留存血证】

时隔50多年老人仍刻骨铭心

张盛生说，自己曾从事党报新闻工作16年，这是他最难忘的一次采访：因为时间过去很久，细节靠一点一点抠出，最终还原历史原貌；当时采访结束后，震撼和悲愤交织的情绪长时间萦绕在心间……

罗瑾是南京人，1936年小学毕业后不久便辍学了，后来到当时南京市中山东路的“上海照相馆”当学徒——他在大田开照相馆取名“上海照相馆”正是缘于此。

1938年1月，罗瑾来到一家新开的“华东照相馆”（电影《南京照相馆》中“吉祥照相馆”原型）工作。有一天，一个日军少尉军官带来两个胶卷要冲洗，罗瑾发现竟是日军杀戮中国人的照片。他义愤填膺，当即多洗印一份留着。后来每次碰到日军来洗照片，他都会留心把这种照片加印保存。

据罗瑾回忆，为保存好这些照片，他把店内贴照片的灰色软卡纸裁成20多张长方形卡片，装订成一个小本子，从原收藏的30多张照片中选出6×4厘米及6×6厘米两种规格照片共16张，小心贴在相本上。他还在相册封面画了一幅图：左边画了一个深红色的心；中间画了一把利刃（刀是白色，刀柄黄色，刀已刺进过心脏，下面滴着鲜血）；右边用红色美术字写了一个“颤抖”状的“耻”字。为悼念这些死难同胞，他将心、耻等字图都勾上黑边。张盛生说，当时谈起那些照片，老人心情仍十分激动，说虽然事隔50多年，仍刻骨铭心，至死难忘。

1940年，罗瑾前往南京某电讯集训队学习，和吴旋成为同学。他把相册带进集训队，藏在床铺底下。后来，日军不知从哪里听到风声，开始大搜捕。罗瑾又把相册藏到厕所的壁缝里。之后，吴旋无意中发现了这本相册，不知何人所藏，又怕被查到，便取出来藏到附近毗卢寺佛像的底座下。

后来对侵华日军战犯进行审判时，吴旋将相册呈交南京军事法庭。该相册被编号为南京大屠杀案“京字第一号证据”，成为南京大屠杀案主犯、原日军第六师团长谷寿夫定罪的铁证

但后面这段历史，罗瑾并不知情。

很长一段时间，罗瑾也不知相册的下落。让罗瑾再次关注到这本相册，是在1990年。当时，罗瑾旧友之子到厦门出差，顺便去大田看望他，提及《文汇报》刊载一篇文章，讲述当年有人冒着生命危险保存下许多日寇残杀同胞的照片，后来成了审判日本战犯的重要证据，相册的事再次涌上老人心头。此后几年，罗瑾多次赴南京求证，确认那就是自己当年装订、保存的相册，并在张盛生的采访中，最终让这段历史故事成为新闻。

2002年，罗瑾离开大田回到上海。2005年，这位经历过血雨腥风，又为后世保留历史的老人，在上海去世，走完82年的沧桑人生。

侧记

昨天的历史今天的新闻

有幸在自己的新闻事业生涯中，及时捕捉和记录这段故事，成为历史的见证人，张盛生和林春忠都宽慰自己职业生涯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也许正是这段难忘的采访经历，使得身为客家人的张盛生常常为身边人的家国情怀而感动。早已不从事新闻工作的张盛生，近些年已很少发朋友圈。今年6月7日，他一早刷到《1937南京沦陷前夕，日军进军南京影像》和《1950年长津湖战役》两个历史视频，非常感慨，禁不住发了朋友圈，还写下感言。

他的三伯和三伯母都是抗美援朝的老兵，其中三伯还是出生入死的炮兵团长。两年多前，这位96岁的老兵过世。感怀于多年前对南京这段历史的记录，张盛生在朋友圈情不自禁写下这么一段感言：

“无论是历史、社会，还是民族、国家，无不是在一代又一代人终将湮灭在历史尘烟的脚印中踩出一条前路匍匐前行的，在一代又一代人寂寂无名的默默奉献中以个体看似微不足道的汗水、血肉垫起的基石中负重屹立的……”

也许，这也正是张盛生、林春忠这两位记者当年敏锐、紧迫地抢救性挖掘记录这段历史故事时，想告诉读者的话。

采访快结束时，在张盛生居住小区，记者遇到一位叫叶令格的“00后”女孩。她是张盛生邻居的女儿。记者给女孩看了当年的《血证》报道，还在读大学的叶令格告诉记者：“时至今日，日本极右翼势力仍在回避和扭曲这段历史，如果中国人忘记了这段历史，那就太可怕了。”

不忘历史，珍惜和平。

女孩的话，说出了当年那篇报道在时隔多年之后，重新被提起和挖掘的原因，也说出了《南京照相馆》如今热映以及新一代年轻人为此泪洒影院的原因。

87年前的这段历史，令人悲愤，但能以这样的方式被记录和记住，又是历史之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