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范每个时代的“平庸之恶”——观影片《汉娜·阿伦特》随笔

摘要：电影《汉娜·阿伦特》是由德国导演玛格丽特·冯·特洛塔（Margarethe von Trotta）执导的一部传记片，聚焦于20世纪著名犹太裔哲学家、政治理论家汉娜·阿伦特对纳粹战犯阿道夫·艾希曼审判的报道及其引发的争议。

当“按规定来”成了挡箭牌：从纳粹战犯到今天的你我

每个时代的“平庸之恶”，都藏在“不用多想”里

——观影片《汉娜·阿伦特》随笔

曾祥裕曾海亮

夏夜，空调风卷着窗帘边角轻轻晃动，我窝在沙发里打开电脑观赏影片《汉娜·阿伦特》。

电影《汉娜·阿伦特》是由德国导演玛格丽特·冯·特洛塔（Margarethe von Trotta）执导的一部传记片，聚焦于20世纪著名犹太裔哲学家、政治理论家汉娜·阿伦特对纳粹战犯阿道夫·艾希曼审判的报道及其引发的争议。

这部电影不仅是一部人物传记，更是一部探讨思想、道德与政治之间复杂关系的作品。

影片讲述了1960年以色列宣布抓捕前纳粹德国高官阿道夫·艾希曼，并于1961年在耶路撒冷进行审判的历史事件。

汉娜·阿伦特受《纽约客》邀请前往耶路撒冷报道此次审判。她通过对艾希曼审判的观察，提出了“恶的平庸性”这一哲学概念，认为艾希曼并非出于邪恶本性而作恶，而是缺乏独立思考能力，盲目服从权威。

这一观点在当时引发了广泛争议，许多知识分子和犹太社群成员对她的看法表示强烈反对，甚至导致她与一些老友断绝关系。然而，阿伦特坚持自己的立场，认为思考的力量可以帮助人们避免参与官僚体系下的恶行。

电影通过一系列精心设计的镜头语言，展现了汉娜·阿伦特的思想历程。例如，影片开头通过黑暗中的手电筒光和打火机火光，突出主人公在黑暗中独自思考的形象。这一场景象征着她在思想的黑暗中寻找光明。

此外，电影还通过光影的变化，表现了阿伦特在面对舆论压力时的坚定与自信。在她的一次演讲中，侧面的高亮光始终照在她的脸上，仿佛她是一束光芒，引领听众思考。这种视觉表现手法强化了她作为一位独立思考者的形象。

作为一部探讨哲学与政治的传记片，它成功地将汉娜·阿伦特的思想呈现给观众，引发了对道德、责任与思考的深刻反思。

朋友，让我们一起观看影片：

银屏亮起时，耶路撒冷法庭的吊灯先于人物登场——那束光锐利得像把手术刀，正准备剖开一段被“正常”包裹的罪恶。

庭审间隙，阿伦特在笔记本上写下：“他不是疯子，也不是恶魔，他只是……太正常了。”

电影用闪回镜头拼接出更尖锐的对比：一边是艾希曼在法庭上冷静陈述“运输计划的效率提升”，一边是集中营的火车呼啸而过，车厢里伸出的绝望手掌；一边是他对着文件签字时的漫不经心，一边是毒气室的铁门在远处轰然关闭。最令人窒息的一幕，是检察官播放集中营纪录片时，艾希曼的目光掠过屏幕上堆积如山的尸体，脸上没有恐惧，只有一种“与我无关”的漠然——仿佛那些画面只是与他职责无关的“冗余信息”。

正是这“正常”与“漠然”，让阿伦特在报道中写下了那个震动世界的判断：“艾希曼的恶，是一种平庸的恶。”电影里，她在纽约的公寓里与朋友激烈争辩：“他不是没有道德，而是放弃了用自己的脑子思考道德。当一个人把‘服从规则’当成唯一的行为准则，他就成了一台没有灵魂的机器零件。”这番言论让她成了众矢之的——犹太社群指责她“为战犯辩护”，昔日好友怒斥她“背叛了受害者”，可阿伦特在课堂上拍着讲台反问：“如果我们只把恶归咎于‘恶魔’，那普通人在暴行中扮演的角色，谁来追问？”

电影中那个反复出现的细节，恰是这场追问的钥匙：艾希曼在证词中提到，自己曾因“过度热情”被上司批评，后来学会了“精准执行”——不多做，不少做，只按流程走。

这让我们在当下的社会乱象中，看到了太多似曾相识的影子。

某知名企业的“996福报”争议中，人力资源专员在会议上宣读加班新规时，语气平静得像在念天气预告。当被问及“员工身体垮了怎么办”，他推了推眼镜：“这是公司战略，我只是按制度执行。”他或许从未想过，那些因过劳倒下的年轻人，与他敲击键盘的手指之间，隔着的只是“按规定来”的一层薄纸。

网络世界的“算法暴政”里，推荐机制的工程师们在优化代码时，眼里只有“用户停留时长”“互动率”这些数据。当系统自动将仇恨言论、低俗内容推给千万用户，他们会说“算法是中立的”。可他们不会忘记，设计之初就知道“冲突性内容更易传播”——只是“KPI至上”的规则，让他们主动屏蔽了对社会撕裂的思考。

更刺眼的，是那些藏在“群体狂欢”里的冷漠。当有人站在高楼天台或跨江大桥上，身体悬在半空，眼神里写满对世界的绝望时，底下围观的人群中，竟会传来清晰的吆喝：“跳啊！快点跳！”“耗着有意思吗？”这些声音混杂在警笛与劝诫中，像一把把淬了冰的匕首，刺向本就摇摇欲坠的生命。他们或许并非天生残忍，只是在“看热闹”的群体氛围里，把他人的生死当成了可供消遣的“剧情”——就像艾希曼把犹太人的命运当成“运输指标”，他们也把跳楼者的挣扎，简化成了“等一个结果”的无聊等待。没有人想过，那句“跳啊”可能成为压垮对方的最后一根稻草；也没有人追问，当自己的嬉笑声飘向高空时，是否成了暴行的帮凶。这种“群体中的匿名化失德”，恰是平庸之恶最赤裸的模样：躲在人群里，便觉得无需为自己的言行负责；跟着起哄，便以为“大家都这样”就能洗白良知的褶皱。

还有那些藏在“集体沉默”里的平庸。社区里违规搭建的商铺挤占了消防通道，居民们私下抱怨却无人举报，理由是“别人都没说”；食品安全检查中，质检员对企业的“小动作”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心想“行业都这样”；甚至校园霸凌事件里，围观的学生选择沉默，只因“大家都不说话”。这些“随大流”的瞬间，与纳粹时期邻居们对犹太人被带走时的沉默，本质上都是同一种逻辑：用“群体默认”替代个人判断，用“法不责众”安慰良知的不安。

阿伦特在电影结尾的演讲中说：“审判艾希曼，不是为了惩罚一个人，而是为了警告所有人——恶最危险的形态，是它看起来如此平常。”镜头扫过台下学生们若有所思的脸，也扫过阿伦特眼中的疲惫与坚定。她知道，自己揭露的不是某个时代的特例，而是人性中永恒的陷阱：当“按规定来”成了逃避思考的挡箭牌，当“大家都这样”成了放弃判断的借口，每个普通人都可能在某个瞬间，成为那台“作恶机器”上自觉转动的齿轮。

就像电影里，艾希曼在听到死刑判决时，脸上掠过的不是恐惧，而是困惑——他始终不明白，自己“按规定办事”，怎么就成了罪人。这个困惑，至今仍在无数人的生活里回响：当我们对着不公说“没办法”，对着伤害说“跟我无关”，甚至对着绝望的生命喊出“跳啊”时，或许也该问问自己：此刻的“无所谓”，是不是另一种“按规定来”的平庸？而那些被我们用“规则”“群体”“看热闹”掩盖的冷漠，又正在喂养着怎样的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