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不过，我想在这里介绍另外两部同样入围了主竞赛单元的伊朗电影的情况。一部是年轻导演赛义德·鲁斯塔伊的《母亲和孩子》，鲁斯塔伊和毕赣同年出生，稍微小一点。

文｜唐令

今年的戛纳电影节非常热闹，国内影迷会高度关注毕赣导演、易烊千玺和舒淇主演的《狂野时代》，这片在最后一刻挤进了主竞赛单元。

不过，我想在这里介绍另外两部同样入围了主竞赛单元的伊朗电影的情况。一部是年轻导演赛义德·鲁斯塔伊的《母亲和孩子》，鲁斯塔伊和毕赣同年出生，稍微小一点。

另一部是伊朗著名的争议导演贾法·潘纳西的《普通事故》。

几乎所有在国际上闻名的伊朗导演，都和该国极为严苛的审查制度关系紧张。鲁斯塔伊曾经因为出国参赛遭遇法律制裁，潘纳西更是长期被禁拍片并多次入狱。

今年的情况却有点不一样。鲁斯塔伊最近被一些人激烈批评，说他是艺术的叛徒，背叛了伊朗千千万万为自由奋斗的人，又说他的新片只不过是一部「宣传片」。到底是怎么回事？

《母亲和孩子》也是作为增补片加入主竞赛名单的，这是鲁斯塔伊的第四部长片，由法国知名发行公司Goodfellas负责海外销售。

它是一部家庭片，充满复仇与救赎的元素：故事讲述一位45岁的丧偶护士独自抚养儿女，正准备与未婚夫再婚，却因叛逆的儿子被学校开除而陷入困境。一次悲剧意外将一切击碎后，母亲踏上寻求正义与补偿的道路。

看上去，这是一部有较强社会批判性和冲击力度的电影。

不过，有人不同意。

由定居迪拜的伊朗独立制片人卡维·法尔纳姆领导的伊朗独立电影人协会（IIFMA）站出来说，《母亲和孩子》是一部获得了政府许可的宣传电影！戛纳电影节选择这部电影，也是对伊朗政府的妥协。

这个协会还认为，鲁斯塔伊的新片背叛了「女性、生命、自由」运动，也背叛了伊朗人民努力开展的「反强制头巾运动」，因为片中的女性角色仍然佩戴着伊朗法律规定的强制头巾，这无疑与当前伊朗女性反对头巾压迫的斗争背道而驰。

赛义德·鲁斯塔伊

卡维·法尔纳姆说，在「女性、生命、自由」运动之后，伊朗女性，特别是年轻一代，已经不再戴头巾。那些还在片中呈现头巾服从的影片，是对这些斗争的背叛。

如果一名电影人选择在电影中展示仍然服从那些愚蠢的规定，这是对伊朗社会现实的扭曲，是对女性和年轻一代反抗努力的背弃。

顺便说一句，这个伊朗独立电影人协会并非位于伊朗，而是在迪拜，原因应该也是不言自明的了。

这里我们先回顾一下鲁斯塔伊不长的电影生涯。

应该说，他一直都不是一个「听话」的导演。2022年，鲁斯塔伊的《莱拉兄弟》（豆瓣译名叫《金币灰黄》）擅自送到戛纳参加主竞赛单元，且涉及敏感题材，伊朗官方很不高兴。而且鲁斯塔伊在戛纳的公开发言还提到了该国刚发生的阿巴丹大楼坍塌事故，更加火上浇油。

于是2023年8月，德黑兰革命法院以鲁斯塔伊构成「反伊斯兰体制宣传」为由，判处他6个月监禁，实际执行了大约9天，其余刑期缓刑5年。《莱拉兄弟》也被禁映。

法院判决同时附加严格的观察条件：鲁斯塔伊被要求在缓刑期间不得从事违法的影视活动、不得与电影界人士交往，并必须参加为期24小时的「保持国家和道德利益」的电影制作课程（地点在宗教重镇库姆的广播电视大学）。这项带有再教育性质的处罚反映了当局对他上一部影片的不满。

包括导演马丁·斯科塞斯等人在内的国际名流都曾呼吁伊朗官方释放鲁斯塔伊。

尽管背负缓刑在身，鲁斯塔伊并未停下创作步伐。他于2024年下半年为新片《母亲和孩子》向官方申请了拍摄许可，并于当年11月成功获得伊朗电影组织签发的拍摄许可证。这意味着他的最新作品在制作环节上是遵循了伊朗国内审查程序的。

通俗地说，他这次拿到了伊朗「龙标」。

《母亲和孩子》的拍摄于2024年12月启动，2025年3月杀青并火速完成后期，以赶上戛纳首映。可以看出，当局在经历了对他的处罚后，并未全面禁止其创作活动，只是对其言行更加警惕。

《母亲和孩子》中，鲁斯塔伊选择了偏向家庭伦理的题材，女演员在片中遵守了伊朗的着装规定（戴头巾等），剧情没有直接触及敏感政治事件。这或许是他在当前政治环境下的自我审查与妥协。

然而，他此前因《莱拉兄弟》事件受到的5年观察期限制并未解除，这为他的职业生涯蒙上阴影。如果他或影片再度触碰当局红线，仍有可能面临此前缓刑期内剩余刑期的执行。

总的来说，鲁斯塔伊眼下在伊朗处境较为微妙：一方面他继续取得国际成功，另一方面则谨慎在国内体制内寻求生存空间，与官方维持表面上的合作关系。

所以，拿到伊朗龙标的《母亲和孩子》是「宣传片」吗？

法国销售公司Goodfellas也为鲁斯塔伊进行了辩护。该公司说，《母亲和孩子》是完全的独立制作，影片的资金来自私人投资，并未获得任何伊朗政府的支持，绝对不是所谓的「宣传片」。

该公司批评上述独立电影人协会上纲上线扣帽子，因为鲁斯塔伊是公认的自由电影人，上一部《莱拉兄弟》被广泛认为是「女性、生命、自由」运动的象征，且该影片的主演曾因支持该运动在2023年被捕。

鲁斯塔伊本人也对这些批评作出了强烈回应。他说，《母亲和孩子》是一部独立电影，讲述的是一名面对父权社会、被剥夺所有权利、甚至连母亲身份都被剥夺的女性的斗争故事。

他承认影片在伊朗拍摄时确实获得了政府许可，但强调这只是为了实现影片拍摄所做的必要妥协。他进一步指出：这是我心中一个一直在呼喊、等待被看见的女性的故事。如果不能获得许可，这个故事将永远无法呈现。

鲁斯塔伊还提到，他之前的作品《莱拉兄弟》因批判父权体制而被伊朗政府全面封禁，并导致他本人被判6个月监禁。他在声明中写道：我的前作被认为是引发了「女性、生命、自由」运动的催化剂，因此遭到严厉打压，并被列为国家敌人。即使在这样的困境下，我仍然选择创作，因为这是我的责任。

去年因《神圣无花果之种》入围戛纳，肉身逃亡欧洲的著名异见导演穆罕默德·拉索洛夫也发声了，他支持鲁斯塔伊。

他说，我不认为鲁斯塔伊因此出卖了电影人的信仰，在我看来，所谓「宣传电影」和那些不得已在审查压力下制作的影片之间有明确的区别，将所有获得拍摄许可的影片一律视为「宣传」是不公正的，这才是对艺术创作自由的压制。

拉索洛夫还说，这种对电影人的标签化，认为他们只要遵守了审查制度就是背叛，实际上剥夺了他们自由选择创作路径的权利。这种氛围不仅给官方审查压力下的创作者带来巨大负担，还让那些在体制内勉力创作的电影人面临双重压迫。

鲁斯塔伊之前作品的发行人也站出来说，伊朗的电影人往往面临两难选择，有人选择地下电影，有人选择申请许可，因为他们希望自己的影片能在伊朗公映，为伊朗人民所看到。选择申请许可，也只是为了在体制内艰难求生，试图在官方限制下表达社会现实，并非背叛对自由的信仰。

这就是鲁斯塔伊在电影上映之前就面临的巨大争议。

而另一位入围本届戛纳竞赛单元的贾法·潘纳西，是伊朗电影界著名的老坐牢分子了。《普通事故》是潘纳西自2018年《三张面孔》以来首次重返戛纳角逐金棕榈，也是他在被伊朗当局长期禁拍后的又一部秘密作品。

该片由伊朗、法国和卢森堡合资摄制，潘纳西以隐秘方式在伊朗境内完成拍摄，再赴法国完成后期制作。影片保持高度神秘：戛纳艺术总监蒂埃里·弗雷茂透露，潘纳西请求暂不公开任何剧情信息。

目前仅有一段简短梗概对外公布：一个细微的意外引发了一连串不断升级的后果。

影片的演职员表至今保密，外界甚至不确定演员名单——有消息称片中部分女性角色未戴头巾出镜，这在伊朗属于违法之举。可见潘纳西的新作极有可能包含对伊朗社会现状的尖锐批判。

众所周知，潘纳西长期与伊朗官方对立。2010年获刑6年，并被禁止在20年内从事电影、接受采访以及出国旅行。自此，他的大部分时间处于官方严密监控甚至软禁之下。

然而潘纳西并未屈服于封杀令，而是以极具创造力的方式继续电影事业：他在家中拍摄纪录片式长片《这不是一部电影》(2011)，将影片文件藏于蛋糕内偷运出国，成功在戛纳影展放映；2013年他与友人合拍《闭幕》斩获柏林电影节银熊奖；2015年他独力完成的《出租车》更赢得柏林金熊奖。

这些成就令伊朗保守派大为恼火——当《出租车》获奖时，德黑兰的强硬派对此公开表达不满。2018年，他执导的《三张面孔》在戛纳获最佳编剧奖，但潘纳西本人当时仍被禁止离境，未能亲赴法国领奖。即便如此，戛纳官方象征性地为他在首映式上留了一个空的座位，以表达对他的支持。

潘纳西的困境在近年一度恶化。2022年7月，拉索洛夫被捕，潘纳西前往德黑兰检察官办公室询问情况时也遭当局逮捕。当局随即宣布他必须服完2010年判决的余下刑期（此前多数并未实际执行）。

潘纳西被投入臭名昭著的埃温监狱，直至2023年2月绝望中宣布绝食。当月他在坚持两天绝食后，迫使当局让步，潘纳西于2月3日以保释形式获释。

更令人意外的是，2023年4月伊朗方面似乎解除了对潘纳西长达14年的出境禁令：他的妻子塔赫蕾·萨伊迪在Instagram上发布照片，显示两人携行李抵达某国际机场，并表示「外出几日」，据推测他们当时身在法国。

有消息人士称，潘纳西在短暂出国（据信赴法参与新片后期工作）后已经返回伊朗。戛纳方面表示，目前尚不确定他能否亲自出席2025年的首映礼，但可能性不大。

尽管旅行禁令有所松动，潘纳西在伊朗国内仍然面临创作自由的严重限制——2010年判决中对他20年内禁拍电影的禁令并未撤销。

因此，这部《普通事故》严格说来仍属违规的「地下电影」。如果片中真有未佩戴头巾等敏感镜头，无疑他会面临来自官方更大的压力。

对比来看，鲁斯塔伊和潘纳西，就像两代伊朗电影人的缩影：一位是暂时在国内电影体制内奋力寻求表达空间的新锐，一位是公然违抗禁令坚持独立创作的老将。

所以，你同意他们一个是英雄，一个是叛徒吗？

来源：虹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