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传播》| 黄会林等：数字游牧与文化认同：中国电影周边Z世代触达机制研究——2025年度中国电影国际传播调研报告

摘要：内容摘要：2025年“中国电影国际传播”调研，以周边十国的Z世代为研究对象，依托AIPL消费者行为模型，运用问卷调查系统探析其接受机制、行为路径与市场结构。结果表明，Z世代呈现出高度移动化、游牧化、产消一体化的媒介使用范式，其对中国电影的认知与认同深度嵌入以短

内容摘要：

2025年“中国电影国际传播”调研，以周边十国的Z世代为研究对象，依托AIPL消费者行为模型，运用问卷调查系统探析其接受机制、行为路径与市场结构。结果表明，Z世代呈现出高度移动化、游牧化、产消一体化的媒介使用范式，其对中国电影的认知与认同深度嵌入以短视频为核心的分布式媒介生态，在此背景下，传统AIPL模型的线性转化逻辑被解构，催生出具有显著市场异质性的多路径传播机制。研究进一步发现，当前传播实践存在价值失衡、认知冲突与认同流动的核心问题。对此，为推动中国电影国际传播实现从规模扩张向效能提升的战略转型，应致力于构建“价值理性主导、工具理性赋能”机制，通过分众策略、场景互嵌、技术文化驯化及“桥梁群体”共创，推动实现文化共生。

关键词：

中国电影；Z世代；数字游牧；文化认同；周边传播

一引言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文化繁荣发展关系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明确提出“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在这一战略框架下，被定位为我国外交全局“首要”的周边地区成为国际传播的重要突破口。2025年4月召开的中央周边工作会议进一步强调，“要以全球视野审视周边，增强做好周边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

在此战略引领下，立足于地缘相邻、文化相近、血缘相似、习俗相同、语言相通的国家和地区的周边传播，成为中国电影国内传播的延伸、国际传播的先导。周边传播不仅在地理意义上承载了中国电影“由内向外”的传播动能，更在文化意义上构建了以情感共鸣与文化亲近性为基础的传播共同体。这一传播实践为《“十四五”中国电影发展规划》中提出的“2035年建成电影强国”目标提供了实施路径。与此同时，青年群体作为中华文化全球认同的关键群体与文化传播的重要阵地，构建面向新生代受众的精准传播体系，并有效触达全球新世代青年，亦成为当务之急。Z世代作为全球媒介环境的“原住民”，其媒介使用习惯、文化消费逻辑及价值认同方式，正深刻影响中国电影国际传播的内容形态与触达机制。

基于12届调研积累的13篇权威报告、12部《银皮书》论著形成的学术体系，笔者团队于2025年正式启动第13届“中国电影国际传播”调研。本届调研进一步聚焦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数字文明重塑全球传播格局的背景下，以Z世代（出生于1997年至2012年）作为文化消费主力军在当下媒介实践所呈现的鲜明特征。本次调研将继续坚守“以外国受众为调研对象、以中国电影国际传播为核心指向”的学术传统，并将研究对象精准锚定海外周边国家Z世代群体，力求通过严谨、科学的数据收集与分析，揭示中国电影面向未来核心国际受众的有效传播路径与深层文化互动机制，以期为中国电影在周边传播提供真实、客观、前瞻性的参考依据，助力中国电影更有效地参与全球文明对话，提升国际话语权与影响力。

二研究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随着数字技术、社交媒体与流媒体平台的普及，全球影像传播生态正经历深刻变革。电影的国际传播逻辑已从“单向输出”转向“多维互动”，从“院线中心”转向“多平台扩散”。在这一数字化转型语境中，中国电影的国际传播面临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局面。一方面，信息流动的“无边界化”使电影文本得以在社交媒体、短视频平台和粉丝社群中被快速转译与再生产，形成新的“文化触达链”；另一方面，国家传播战略又以周边国家为优先方向，依托地缘文化相似性与社会认同基础，实现传播落地与价值共鸣。

在此背景下，“数字游牧”与“周边传播”构成了中国电影国际传播的核心张力：前者代表媒介使用的跨平台流动与去疆界化趋势；后者则强调文化意义的地缘嵌入与社会共情机制。二者在逻辑上既对立又互补——数字游牧拓展传播的渠道与广度，周边传播则提供文化落地与认同生成的条件。Z世代是这一传播生态的关键群体。他们是全球化与数字化的“原住民”，成长于算法推荐与多平台共生的媒介环境中，媒介使用呈现“碎片化”“跳转性”和“高互动性”特征。与传统受众不同，Z世代更倾向于通过短视频、社交互动与二次创作参与文化生产，不仅是内容消费者，更是再传播的产消者（prosumer）。他们的跨平台迁移行为与再创作实践，构成了中国电影由“观看”向“共创”的传播路径，使数字游牧与周边传播在受众层面实现动态平衡。

然而，中国电影的国际传播仍存在三方面结构性瓶颈：第一，渠道受限——院线资源与发行机制滞后，优质国产影片难以持续曝光；第二，认知差异——跨文化阐释不足导致情感沟通与文化理解出现“温差”，如《哪吒2》在海外引发语境误读；第三，品牌缺位——中国电影整体认知度有限，缺乏具有持续吸引力的国际化IP矩阵。这些问题表明，传统以“影片出海”为核心的传播模式已难以适应数字化语境下的文化认同建构。

本研究在理论上将“数字游牧”视为Z世代在媒介环境中展现出的跨平台、跨内容形态、跨文化语境的传播行为，强调其媒介迁移性与参与式特征。Z世代通过评论、转发、混剪等UGC创作，将中国电影转化为多语境、可流通的文化符号，推动传播从消费走向共创。从亨利·詹金斯（Henry Jenkins）的参与式文化（participatory culture）视角看，这种多平台参与行为体现出受众在数字生态中对文化意义的再阐释能力。

据此，本研究将中国电影的国际传播理解为一种动态的文化品牌传播过程。所谓电影品牌，是一个复合性的标识体系，即指电影企业或者电影这种产品被消费者识别和认可的共同性标志，以及这种标志所追求和达到的效果。电影原片构成品牌的主线产品，而短视频片段、影视音乐、角色表情包及UGC二创内容则构成副线产品。主副线交织形成多触点、多路径的传播格局，使品牌价值在“认知—兴趣—购买—忠诚”过程中不断累积。传播成效不再仅以票房或播放量衡量，而应聚焦受众在认知、态度与情感层面的动态转化机制。

三研究设计与方法

（一）研究框架与假设模型

为系统揭示中国电影文化品牌的传播机制，本研究在传统品牌传播理论的基础上，引入并改造AIPL模型，即通过对处于“认知（awareness）—兴趣（interest）—购买（purchase）—忠诚（loyalty）”这一链路不同位置的人群规模的计算实现对品牌人群资产的定量化，从文化符号识别、差异感知、理解深度、探索主动性、价值观共鸣与消费行为六个维度，探究中国电影在周边国家Z世代中的传播中“认知—兴趣—购买—忠诚”阶段的递进规律，各阶段通过问卷题项实现精准测量，具体映射关系如图1所示。自变量涵盖“观影行为特征”“平台使用偏好”与“文化内容偏好度”等指标，用以分析数字游牧行为、参与式传播与文化认同之间的动态关系。

结合理论综述，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体系（H1—H4）：

H1组（认知—兴趣路径）：认知深度通过解码态度正向影响文化符号偏好，且该链式中介效应受市场类型调节。

H2组（兴趣—购买路径）：文化符号偏好与衍生品接受度正向影响付费行为，其中衍生品接受度的效应更显著。

H3组（购买—忠诚路径）：付费行为通过UGC互动与情感共鸣间接促进身份认同，不同市场呈现差异化结构。

H4组（跨阶段调节机制）：媒介使用强度与文化符号偏好在付费行为与身份认同间发挥调节作用。

（二）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1. 调研方法

本研究采用结构化问卷调查法，以量化测量为主，通过跨国在线问卷平台与专业调研机构实施。问卷基于前述理论框架设计，所有构念均采用多项目测量，量表使用5点李克特评分。为确保跨文化的测量等价性，问卷主体为英文版本，并针对主要样本国开发了韩语、泰语、印尼语三种本地化版本。所有非英语问卷均采用“翻译—回译”程序，并由各国语言专家与传媒学者进行语义比对与文化适配，确保内容在语义与文化层面的等值。问卷在正式发放前进行了预测试（n=50），通过项目分析与信度检验验证题项理解度与量表一致性，所有量表Cronbach’s α系数均高于0.70，验证性因子分析（CFA）表明模型拟合良好（χ2/df0.9，RMSEA

2. 样本覆盖与市场分级

样本覆盖中国电影周边十个主要传播市场：新加坡、韩国、马来西亚、泰国、越南、日本、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印度、俄罗斯。

为控制样本差异，本研究依据传播基础支撑—产业规模效益—市场竞争力三维指标构建市场分级体系。

本研究采用结构化问卷调查法，基于理论框架设计测量量表。所有构念均采用多项目测量，使用5点李克特量表。问卷发放覆盖周边10国（新加坡、韩国、马来西亚、泰国、越南、日本、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印度、俄罗斯），因各国电影产业相关指标数据的参差不齐、统计口径的差异等因素，研究参照国际电影产业指数框架，进行了简化修订，形成表2的结果。而传播基础条件（40%）依托于世界银行数据与霍夫斯泰德(Hofstede)的文化六维度理论；产业规模效益（35%）参考相关国家的电影或视听产业年报以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相关数据；中国电影的目标国市场竞争力（25%）参照Comscore与Box Office Mojo等权威平台票房数据与Google Trends关键词检索量（见表1）。

其中文化接近性的测算采用霍夫斯泰德文化维度理论框架，该框架包含权力距离（PDI）、个人主义（IDV）、男性化（MAS）、不确定性规避（UAI）、长期导向（LTO）及放纵指数（IVR）六个核心维度，计算欧氏文化距离。欧氏距离作为衡量多维空间中两点差异的经典指标，能够综合反映两国在六个文化维度上的整体离散程度。

上方公式中，中国的得分向量为C，目标国家X的得分向量为X。C1与X1代表权力距离（PDI），C2和X2代表个人主义（IDV），以此类推对应六个维度，D为中国与目标国的文化距离，距离越小表明两国文化属性越接近。

依据该分级框架与2023—2024年的样本数据，将样本国划分为主要市场、新兴市场与潜力市场三类（见表2），并依5∶3∶2比例分配问卷。

3. 样本设计与抽样程序

本研究采用分层随机抽样（stratified random sampling）。首先按照市场类别进行分层，再依据性别、年龄与教育水平进行比例控制。实地共发放问卷1245份，回收1245份，有效样本1200份（有效率96.4%）。

样本分布结构如下：

性别结构：男性48.2%，女性51.8%。

年龄结构：1997—2001年（24—28岁）占比53.7%；2002—2006年（19—23岁）占比36.7%；2007—2012年（13—18岁）占比9.6%。

教育背景：本科及以上比例达72.5%，符合Z世代受教育水平的总体特征。

问卷调查由专业机构在各国执行，未成年人样本（13—17岁）均经监护人知情同意。数据收集、存储与处理严格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与国际调研伦理准则（ESOMAR标准），确保调查的合规性与可靠性。

四研究设计与方法

基于问卷数据（总样本N=1200，主要市场n=635、新兴市场n=361、潜力市场n=204），从AIPL（认知—兴趣—购买—忠诚）框架与三类市场分级（主要、新兴、潜力），结合问卷样本，拆解四阶段核心变量，通过卡方检验（分类变量）、单因素方差分析（连续变量）及事后检验（Marascuilo程序、多重比较）开展异质性分析，统计软件为SPSS 26.0，显著性水平设为α=0.05。

（一）总体概览：AIPL变量的分布特征

1. 认知阶段：媒介接触生态的结构分化

认知阶段作为电影出海文化触达的初始环节，其设备选择、观影场景与平台使用的市场分野，本质是不同区域Z世代对中国电影内容接收载体、消费使用场景以及文化符号传递渠道的差异化适配，直接影响着电影文化元素的触达效率与认同基础的构建质量。

（1）设备选择：移动优先格局下的次级分化

实证结果显示，三类市场在核心观影设备上的显著分异（平板χ2=56.808、笔记本χ2=35.461、电视χ2=7.000，均p

（2）观影场景：居家主导与社交聚会分化

列联表分析显示的场景差异（通勤χ2=8.010、社交χ2=8.280，均p

（3）平台使用：短视频驱动与互动梯度

在平台使用维度上，短视频类与社交分享类平台构成了认知阶段的主导通道。单因素方差分析显示，三类市场在短视频、长视频、社交分享类平台使用强度及总使用时长上均呈现极显著梯度差异（p

短视频平台的组间差异最为突出（F=20.110，η2=0.033），主要市场使用强度均值达3.09±1.09，显著高于新兴市场与潜力市场。长视频平台的梯度差异（主要2.98±1.05、潜力2.67±1.11）弱于短视频，反映长视频消费与市场成熟度关联度低；社交分享平台（F=16.157，η2=0.026）与总使用时长（F=24.579，η2=0.039）的梯度特征与短视频一致，进一步印证主要市场“高接触频次+强互动意愿”的媒介使用黏性，以及市场成熟度对媒介接触深度的正向影响。认知阶段的媒介生态呈现三种关键分化机制：第一，设备层面的“移动主导+屏幕分层”构成触达基础；第二，场景层面的“私域主导+社交阈值”决定文化扩散路径；第三，平台层面的“短视频驱动+互动梯度”塑造认同潜力。这三种分化共同构成了Z世代的数字游牧传播生态，也为后续AIPL模型中的“认知—兴趣”转化提供了实证依据：主要市场具备最快的认知触达与社交传播效率，新兴与潜力市场则在文化适配与互动延展中存在潜在瓶颈。

2. 兴趣阶段：认知深度与符号偏好

兴趣阶段是受众从“接触”走向“理解”的关键转折，标志着中国电影的文化符号由外在可见性转向内在可感性。本阶段从“认知深度”与“符号偏好”两个维度展开，以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的“编码—解码”理论为基础，分析不同市场Z世代在文化理解层面的差异及其背后的传播机制。

（1）认知深度：从表层接触到主动解码

认知深度综合反映受众对中国电影的文化识别与主动解码能力，是衡量其由被动接受到主动理解的重要指标。为量化认知结构的市场间差异，本研究构建“认知深度”潜变量，整合认知态度（Q13）与主动解码行为（Q21）两个维度（权重各50%），并通过单因素方差分析（ANOVA）检验市场类型的主效应。方差分析显示，认知深度指数存在极显著市场差异（F=33.216，df=2，1197，p新兴（3.73±0.75）>潜力（3.58±0.77）”的清晰梯度，印证市场成熟度与认知能力的正相关关系。

（2）符号偏好：从视觉感知到文化内涵

在认知深度的差异之上，受众对电影符号的兴趣取向呈现两种路径。一种是深层内核偏好（传统习俗、历史事件、社会议题等），体现对文化价值与思想内涵的理解性兴趣；另一种是浅层内核偏好（视觉美学、艺术风格、演员形象等），体现以感官愉悦为主的表层兴趣。不同市场的差异表现为主要市场受众更关注深层内核，表现出从“视觉感知”到“内涵解读”的认知升级；而新兴市场与潜力市场则集中于浅层符号，偏好视觉审美与形式表达，如画面构图、服饰造型或特效呈现等，显示出典型的“视觉依赖”模式。

符号偏好的分化揭示了传播过程中浅层偏好促进初级吸引力的建立（AIPL中的A—I），而深层偏好则为文化共鸣与长期认同奠定基础（I—P—L）。在此意义上，符号偏好的差异不仅是审美选择的差别，更是文化理解路径的分层。这种层级差异说明，中国电影的国际传播在兴趣阶段面临从“感知引导”向“意义建构”的结构性转型：只有当符号被理解、文化被再阐释时，兴趣才可能转化为认同。

3. 购买阶段：驱动因素与购买行为

在AIPL消费者行为路径中，购买阶段是实现从“兴趣”向“忠诚”跃迁的关键环节。而购买消费动机、衍生品接受度与付费行为三维度，揭示“市场成熟度—付费逻辑”的非线性关联，为AIPL路径的转化瓶颈分析提供实证支撑。

（1）消费动机：从价值驱动到被动约束

购买动机是文化认同的行为化外显，其主动性决定了受众是否能完成从兴趣到行动的转化。卡方检验显示，三类市场在付费动机主动性上呈现极显著差异（χ2=68.536，df=2，p

（2）内容衍生品接受度：互动延伸与情感强化

衍生品接受度是衡量文化符号延伸价值与购买转化助力的重要变量。衍生品接受度的方差分析显示极显著市场差异（F=8.786，p

（3）消费行为：内生行为与认同驱动

付费行为是兴趣阶段的行为化延伸。付费行为的卡方检验呈现极显著差异（χ2=18.212，df=2，p

这一结果表明，中国电影的海外传播在购买阶段的挑战不在“能否付费”，而在“为何付费”。主要市场的付费行为是认同驱动的延伸，新兴与潜力市场则多依赖外部条件触发。购买环节的非线性特征揭示了AIPL路径中最关键的转化瓶颈——当付费行为缺乏文化意义的支撑时，兴趣无法沉淀为忠诚。

购买阶段的实证结果揭示了AIPL模型在跨文化传播情境下的两重特征：一是受众从主动认同到被动反应，反映文化内化程度的差异；二是付费行为并非兴趣的自然延伸，而是受文化、制度与媒介生态三重因素共同制约。在此意义上，购买阶段不仅是经济行为，更是文化认同的行为化呈现。这也解释了为何在若干市场中，“衍生品出海”往往比“作品出海”更易形成稳固的用户连接——前者激活的是互动与认同，后者依赖的是单向的观看与理解。

4. 忠诚阶段：行为、情感与身份认同

“忠诚”阶段是受众从“购买”后的短期行为转化为长期情感归属与持续参与的关键环节，其UGC互动行为、情感共鸣与身份认同的市场分野，本质是不同区域Z世代对中国电影文化再传播、情感接纳与身份归属的差异化响应，直接决定电影文化认同的深度与可持续性。

（1）UGC互动行为：从消费者到文化传播者

卡方检验显示的UGC互动差异（χ2=28.808，df=4，p

（2）情感共鸣：从理解情绪到价值共情

情感因素是“忠诚”阶段核心变量，其本质是受众在接收中国电影文化符号后，基于自身文化经验与价值认知形成的情感投射与价值共情，是连接“购买行为”与“长期忠诚”的关键媒介。基于方差分析的实证结果显示，三类市场的情感共鸣呈现极显著梯度差异（F=36.736，df=2，1197，p

（3）身份认同：从情感归属到文化认同

爱好者的身份认同是衡量忠诚深度的关键指标。方差分析结果显示，市场类型对爱好者身份认同（Q28）存在极显著影响（F=45.540，p=0.000新兴>潜力”的清晰梯度。主要市场接近“基本认同”水平（3.66±0.90），显示多数用户已形成“中国电影爱好者”的身份认知；新兴市场介于“中性”与“基本认同”之间（3.14±1.09），用户身份认知处于模糊阶段；潜力市场接近“中性”水平（3.06±1.05），身份认同最弱，多数用户尚未将自身与“中国电影爱好者”绑定，成为电影出海长期忠诚用户培育的阻碍。

忠诚阶段的结构分析揭示了中国电影海外传播仍需提升UGC行为的常态化、情感共鸣的深度化、身份认同的固化。这三者相互作用，形成了由“行为参与—情感共鸣—身份归属”的文化忠诚度链条。主要市场的传播结构已完成闭环，新兴市场正处于情感到认同的过渡期，而潜力市场仍需通过互动激励与文化在地化策略，打通传播通道。

五结论与讨论

（一）结论：基于实证分析的路径机制检验

本研究以AIPL（认知—兴趣—购买—忠诚）框架为基础对AIPL各阶段的传导机制进行深入检验（见图2）。在方法学层面，综合运用卡方检验（分类变量关联性验证）、单因素方差分析（市场类型组间差异比较）、中介效应分析（采用Hayes PROCESS Model 4，百分位Bootstrap法，重复抽样5000次）及多元线性回归与结构方程模型（SEM），以验证前文所提出的假设。

1. 认知—兴趣阶段：认知深度的态度中介效应与市场异质性

认知向兴趣的转化本质是“认知唤醒—态度形成—偏好固化”的心理过程。研究设计以认知深度指数为自变量（X），解码态度为中介变量（M），文化符号偏好（浅层、深层）为因变量（Y），构建有调节的链式中介模型，市场类型为调节变量（Mod）。模型拟合指标良好（χ2/df=2.37，RMSEA=0.052，CFI=0.951，TLI=0.943）。

数据表明，“认知深度—解码态度—符号偏好”的路径仅在主要市场显著成立，表明成熟市场受众已能从表层接触转向主动理解，形成较为稳定的文化认知结构。新兴市场虽具有较强兴趣，但更倾向于浅层符号的感官化解读；潜力市场则停留在碎片化认知阶段，缺乏持续的意义积累。该结果验证了H1的部分成立，即认知深度的提升能促进文化兴趣，但须具备一定的语境解释条件。

2. 兴趣—购买阶段：接受度的枢纽效应与符号偏好的传导失效

兴趣向购买的转化是“偏好—行为”的关键跃迁，本研究提出“符号偏好—付费动机—付费行为”与“衍生品接受度—付费行为”两条竞争性路径，并依据H2设立相应假设：H2a（符号偏好有效传导至付费动机）、H2b（付费动机有效驱动付费行为）和H2c（衍生品接受度有效驱动付费行为），实证结果仅支持H2c假设。

相较于符号偏好与付费动机传导路径的系统性失效，衍生品接受度展现出跨市场的一致性影响，短视频、OST混剪及演员直播互动等高互动性衍生品成为促进付费的核心因素。这表明Z世代的购买行为更依赖“可参与的媒介入口”，而非审美偏好本身，兴趣不再自然导向消费，显示传统AIPL的线性逻辑在数字媒介环境下已被打破。

3. 购买—忠诚路径：动机结构的非线性与行为的情境依附

购买向忠诚的转化是“行为—认同”的深度心理建构过程。本研究以文化认同为核心中介变量（包含UCG互动、情感共鸣、身份认同三个维度），通过结构方程模型考察付费行为对忠诚度的影响机制。模型拟合指标理想（CFI=0.942，TLI=0.928，RMSEA=0.048），三类市场呈现显著分化模式。市场的付费动机以价值认同为主；新兴市场受“半主动”动机驱动；潜力市场的高付费率主要由外部约束所致。购买行为与文化认同之间缺乏线性关系，印证了购买阶段存在“动机—行为”错位现象。

“购买—UGC—身份认同”的路径在各市场均显著，而“购买—情感—身份”仅在新兴市场成立。新兴市场正处于由行为向情感、由情感向身份的跃迁期；潜力市场虽互动频繁但缺乏情感共鸣。结果支持H3，即忠诚的形成依赖于UGC参与和情感共鸣的双重中介。

4. 跨阶段调节效应：使用强度与符号偏好的非对称影响

H4得到部分验证。除核心AIPL路径外，本研究进一步发现“使用强度—身份认同”与“文化符号偏好—身份认同”构成的跨阶段忠诚强化机制存在显著市场异质性。

主要与新兴市场的高媒介使用强度正向促进身份认同，而潜力市场出现负向效应。深层符号偏好对身份认同普遍显著，浅层偏好仅在主要市场与潜力市场有效。说明“越用越爱”需建立在文化解释充分的前提下，否则媒介接触可能反向削弱认同。

综上所述，实证分析揭示了中国电影在不同市场的传播路径存在系统性分化：认知向兴趣的转化依赖语境解释，兴趣向购买的转化受互动入口制约，购买向忠诚的转化受情感迁移与UGC参与影响，传统AIPL的线性逻辑在数字游牧语境中被改写为非线性的、多路径的动态机制。

（二）讨论

本研究基于周边十国Z世代受众的跨文化消费实践，从认知、兴趣、购买、忠诚四方面，系统揭示了中国电影国际传播的机制特征与市场级差。实证结果显示，Z世代的媒介实践呈现出高度流动、即时与碎片化特征，他们的文化接触不再是单向的内容接收，而是持续的意义协商与身份重构过程。在此背景下，传统AIPL模型所预设的线性转化逻辑被解构，代之以具有显著市场异质性的多路径传播机制。

1. 路径断裂：文化资本转化下的工具理性失衡

中国电影海外传播的AIPL路径并非传统线性转化模型的复现，而是嵌入数字游牧语境下的市场级差化机制，且在路径转化上发生断裂。借助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的资本理论框架解读，中国电影所承载的文化价值在进入海外Z世代的认知领域时，遭遇了深刻的转化危机。

布尔迪厄将文化资本区分为三种形态：具体的状态、客观的状态和体制的状态。在此框架下，中国电影的海外传播本质上是一种文化资本的类型转化过程——从以电影为载体的“客观的状态”，转化为Z世代受众的“具体的状态”。这一转化过程亦在不同市场呈现出系统性的分化。主要市场中文化资本转化得相对成熟，但文化认同的深层冲动被驯服为对符号及社交价值的追逐。在数字场域中，文化资本必须转化为社交资本才能获得可见性。新兴市场陷入“表层循环”，视觉符号等客观化资本被消费，却因缺乏转译机制未能转化为具身化认同，导致行为断层；潜力市场的消费多源于渠道限制等结构性约束，属被迫数字资本交换，无内生文化认同驱动。究其本质，数字时代AIPL路径已从文化价值培育机制异化为工具理性主导的量化交换，延续了阿多诺（Theodor Wiesengrund Adorno）“文化工业”（culture industry）的批判逻辑。

摆脱困境的核心是重建“价值理性主导、工具理性赋能”的传播机制，实现传播链路与用户行为精准匹配。一方面，需解构“泛化受众”认知，解构异质文化下用户的媒介习惯、内容偏好与符号解码逻辑，深度理解其背后的符号解码逻辑、价值排序与意义生成结构，以构建多维度、动态化的受众画像体系，为分众策略的制定提供理论支撑，以实现传播—行为精准适配，“面向对多重‘多’的差异化、精准化的信息传播”；另一方面，突出传播场景性，在新的传播生态中，“场景”的概念已从物理空间或简单的使用情境，升华为意义生成的存在论条件。传播中场景性的突出，其实质是基于用户所处的特定空间位置情境所提供的视听内容信息的个性化适配服务。

当中国电影试图深度融入对象的日常数字实践时，其本质是一场旨在实现生活世界与媒介内容有机融合的深刻实践。在这一过程中，需以用户数字实践为出发点，推动电影文化符号、叙事逻辑与用户生活场景深度互嵌，在双向对话与意义共建中，实现从地理抵达向文化共生的跨越，深化文化认同与情感共鸣。

2. 认知逻辑：“流动接触”与“碎片化锚定”的辩证冲突

数字游牧对Z世代电影文化认知的影响，绝非“跨平台迁徙”的行为表象，而是液态现代性下认知生产机制的根本转向。鲍曼（Zygmunt Bauman）在《流动的现代性》中勾勒的“流动、不确定、短暂”图景，为理解这一转向提供了理论起点，但他未言明的是，这种“流动”并非无边界的解放，反而可能催生新的“认知固化”。但从实证数据分析来看，不同市场所呈现出结构迥异的认知形态，如主要市场表现为“深度解读、内核偏好”模式，新兴市场呈现“批判解构、浅层调适”特征，潜力市场则呈现“局部突破、认知碎片”的断裂形态，恰恰揭示了这种“自由”本质是算法精心设计的“伪自由”。正如在荷兰技术哲学家彼得—保罗·弗尔贝克（PeterPaul Verbeek）“技术中介”（technological mediation）理论的语境下，技术物并非中性工具，而是积极介入人类道德感知、行为方式以及与世界关系的调解者。在西方主导的全球媒介技术体系中，中国电影数字化传播本质是异质文化编码环境中的意义旅行，技术形式可被普遍接纳，文化内涵却遭遇认知阻滞。数字技术通过工具理性筛选逻辑，将Z世代文化认知困于“浅层符号的牢笼”，其核心机制体现为认知筛选的双重偏向，而流量逻辑成为数字时代文化传播的价值取向，也是文化内容可见性的重要尺度。一方面，算法优先推送低理解成本的本土适配性浅层符号，形成“社交符号等同于文化内核”的认知闭环；另一方面，隐性屏蔽高理解成本的深层内核，即便潜力市场63.73%用户通过笔记本电脑接触长视频，但其低完播率、低互动率导致算法转向“剧情速看”等即时反馈内容，形成“符号堆砌等同于文化认知”的浅层状态。

新的传播技术必然带来新的文化认知尺度，而当前的技术架构本质上承载着特定的文化认知模式。破解技术流动与文化认知的矛盾，关键在于实现技术中介的“文化驯化”——将东方美学、叙事逻辑与情感结构嵌入算法设计、交互界面与沉浸体验的底层架构。在叙事维度，需以“和而不同”的话语策略与“价值转化”路径，将“天人合一”“天下大同”等中华文明核心理念转化为全球关怀的公共议题，传递“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中国话语；同时借助高质量内容激活跨文化受众普遍情感经验，让中华文化价值观在情感共振中获得可感形式，实现中国叙事从“概念传递”到“情感经验”的生成性转变。

3. 认同路径：从“固态归属”到“动态适配”的认同转化

基于文化本质主义与跨文化适应理论假设的固态认同归属路径，以“稳定文化框架、长期浸润积累、固定身份标签”为核心特征，强调认同作为文化归属的静态确定性。但在数字游牧语境下，这一路径已难以充分解释Z世代受众与中国电影之间复杂多变的互动关系。本研究揭示，Z世代对中国电影的认同路径正经历从“固态归属”迈向“动态适配”，认同不再是一次性固化的身份归属，而是指向一种“流动的、协商的、情境化的”意义生成过程。

这种鲍曼式“液态此在”的存在方式，直接决定了认同的流动性，而受众与中国电影的关联是即时的、情境化的因缘，不同情境激发差异化的文化需求，进而驱动认同的持续动态调适。但这种临时意义并非“对文本原意的被动复制”，而是“解释者与文本的视域融合”。Z世代对中国电影的认同，本质是自身视域与中国电影符号视域的临时融合。认同的“动态性”正源于“前理解”与符号意义的持续协商，当场景、议题或前理解变化时，视域融合的结果也随之调整，认同自然呈现动态特征。

霍尔的“编码—解码”理论进一步补充了这一逻辑，提供了关键性的权力维度。Z世代的协商式认同，可理解为在“对抗式解码”与“主导式解码”之间的动态徘徊，是解码者与编码者之间持续进行的文化权力协商。在这一过程中，文化认同无法通过单向传播强加，而必须在开放的社会网络中共生性地构建。而“参与共创”路径的强调，旨在超越“坚守—妥协”的二元困境，转而将文化传播视为一个在跨文化接触地带不断进行意义协商与再生产的动态过程。国际化的参与主体是中华文化视听传播“去他者化”的重要行动者。其中，“桥梁群体”，包括跨文化创作者、海外策展人、本土影迷社群等，在中国电影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中扮演着发挥关键性触媒作用的角色，他们借助合拍、影展、虚拟社群等社会化媒介节点，将中华文化符号与价值理念融入地方性知识体系，实现全球性与在地性的创造性结合。最终，中华文化认同的生成，并非依赖内容输出规模的扩大，而是通过共建意义语境、共构叙事话语、共享情感结构，在参与性实践中逐渐消解“他者”屏障，培育出基于理解与共鸣的情感归属，从而使文化认同成为一种社会建构性的、具备持续再生产能力的认同形态。

（三）研究局限与未来展望

尽管本研究通过量化分析较全面地揭示了中国电影的跨文化传播机制，但仍存在若干限制。首先，部分关键变量如使用强度、UGC互动频率及衍生品接受度依赖自陈式数据，未来可结合平台行为日志以提升信度。其次，样本主要覆盖东亚与东南亚Z世代群体，后续可扩大至欧美市场与不同年龄层，以检验外部效度。最后，本研究为横截面设计，未来可采用追踪调查或事件研究方式增强因果推断。

展望未来，中国电影的国家传播应当以Z世代为核心受众群体，以周边市场为战略支点，通过多语种解释、互动衍生品与共创机制，构建“参与式文化传播”体系。只有当文化内容在受众语境中被重新阐释，传播才能从“技术触达”走向“意义生成”，从“流量传播”转化为“文化认同”的积累，实现真正的文化共鸣与认同共生。

（全文详见纸版）

作者黄会林系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王赫玺、熊景青系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博士研究生

本文引用格式参考：

① 黄会林,王赫玺,熊景青.数字游牧与文化认同:中国电影周边Z世代触达机制研究——2025年度中国电影国际传播调研报告[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26,48(01):67-78.

②黄会林、王赫玺、熊景青：《数字游牧与文化认同：中国电影周边Z世代触达机制研究——2025年度中国电影国际传播调研报告》，《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26年第1期，第67-7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