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中国电影史上，有一类影片常令影迷困惑：出品方是甲厂，导演栏里写的却是乙厂的名导。其实，这并非笔误，而是一种延续数十年的行业惯例——导演跨厂借调。从建国初期的《南征北战》到八十年代各省电影制片厂的第一批故事片，一批又一批“外厂导演”在别人的地盘上拍出了传世经典

在中国电影史上，有一类影片常令影迷困惑：出品方是甲厂，导演栏里写的却是乙厂的名导。其实，这并非笔误，而是一种延续数十年的行业惯例——导演跨厂借调。从建国初期的《南征北战》到八十年代各省电影制片厂的第一批故事片，一批又一批“外厂导演”在别人的地盘上拍出了传世经典。这背后，既有计划经济时代“全国一盘棋”的行政协调，也有地方小厂借大厂人才突围的生存策略，更无意中催生了第五代导演的横空出世。

跨厂执导的最初动因，来自上级部门的统一调配。即使同为“大厂”，也会因题材需要而互相借调导演。1951年，上影厂开拍《南征北战》。作为新中国首部军事巨制，中央电影局认为上影厂缺乏战争片经验，特意从北影厂借调了以《钢铁战士》闻名的成荫，与上影厂的汤晓丹联合执导。一部电影，南北两大导演联手，开风气之先。

1964年的《霓虹灯下的哨兵》更为特殊。这部由上海天马厂出品的影片，导演却是八一厂的王苹。周恩来总理亲自点名，他认为只有拍过《柳堡的故事》的王苹，才能将这部话剧搬上银幕时保持细腻与温情。于是，一位八一厂的女导演走进上影厂，留下了一部红色经典。

进入改革开放时期，这种大厂间的借调仍在继续。1979年，上影厂拍摄《从奴隶到将军》，请来北影厂的王炎执导。王炎早年是《南征北战》的副导演，又独立执导了《战火中的青春》《独立大队》等影片，他的加盟让这部史诗有了沉甸甸的分量。次年，八一厂拍摄《今夜星光灿烂》，却主动邀请北影厂导演谢铁骊执导，谢导演参加过淮海战役，他的战场经历保确了这部战争片的真实性。八一厂不启用本厂导演，而请北影厂的名导来执导，也反映了人才流动的开放心态。

八十年代初，中国电影迎来了一个空前的大发展时期。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电影生产不再局限于几大国有电影制片厂，各省纷纷建立或恢复电影制片厂，开始尝试拍摄本省的第一部故事片。然而，这些地方小厂普遍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厂房可以建，设备可以买，但导演、摄影师等核心创作人才却无法一蹴而就。于是，“从大厂借人”成了最现实的选择。

广西电影制片厂的故事最为传奇。这家偏居西南的小厂，在八十年代异军突起，几乎全靠外来的创作力量。1983年，广西厂拍摄《一个和八个》。导演张军钊虽然已分配至广西厂，但整个创作团队的灵魂摄影张艺谋、何群等人，均是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后被分配来的“外来人才”。更重要的是，该片大胆的影像风格完全不是广西厂的传统，而是一群外来年轻人碰撞出的火花。1984年的《黄土地》更是典型。导演陈凯歌的关系在北影厂，是被借调到广西厂才拍出这部作品的。一位北影厂的导演，在广西厂的宽松创作环境下，拍出了第五代导演的开山之作。此后，广西厂继续借力打力：1986年拍摄《血战台儿庄》，从八一厂借来军事片名导杨光远与翟俊杰联合执导，这部正面反映国民党抗日的巨制成为中国战争电影史上的里程碑；1991年拍摄《周恩来》，导演丁荫楠来自珠影厂，他此前因执导《孙中山》而闻名，该片后来创下了当年票房冠军并获得第12届金鸡奖特别奖和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大奖。

山西电影制片厂同样是起步艰难的地方小厂。1983年，山西厂拍摄了本省第一部彩色故事片《神行太保》，导演是来自长影厂的罗国良（与石玉山联合执导）。一位长影的导演被请到山西，为这家小厂执掌第一部故事片。1986年，山西厂拍摄第二部故事片《天涯孤旅》时，又特约了长影厂的导演广布道尔基前来执导。至此，山西厂的前两部故事片均由长影导演执掌。

福建电影制片厂的第一部故事片《小城春秋》（1981年），导演罗泰来自长影厂。罗泰1948年便调入东北电影制片厂（即后来的长影），是一位资深的电影工作者，既当过演员，也做过导演。福建厂作为一家新成立的地方小厂，借助长影导演的丰富经验，完成了建厂后的第一部故事片。

龙江电影制片厂的情况也颇为典型。1980年，龙江厂正式建厂后，拍摄了黑龙江省第一部彩色故事片《她从雾中来》。该片由长影厂导演何可人执导，为黑龙江电影事业开了先河。同一时期，辽宁电影制片厂于1982年拍摄第一部故事片《生活是美好的》，导演陆建华和于中效均来自长影厂。长影作为老牌大厂，在八十年代初几乎成了周边各省小厂的“导演输出基地”。

河北电影制片厂于1982年正式成立，为改变河北省长期没有故事片的现状，河北厂选择与北影厂合作，拍摄了戏曲电影《哪吒》，之后又于1984年独立推出彩色故事片《乌纱梦》，导演陈方千来自北影厂。河南电影制片厂的第一部故事片《小城细雨》（1981年），导演路振隆虽然属于河南厂，但其背景来自上海海燕电影制片厂。他1964年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后，被分配到上海海燕厂从事摄影工作。一位上海培养的电影人才，成为河南电影事业的开路先锋。

浙江电影制片厂的故事同样生动。1958年，刚成立的浙江厂要拍摄第一部故事片《人小志大》，却苦于无人可用，便向上海天马电影制片厂求援。上海方面立即派出一支完整的小分队，导演吴向之等人全套上阵，协助拍摄。浙江厂的第一部故事片，从导演到摄影、美工，几乎全是上海天马厂的班底。1983年，浙江厂拍摄的反映个体户创业故事的影片《何处不风流》，导演朱文顺是从长影厂借调的。

天山电影制片厂的情况更为典型。1978年天山厂重新开始拍摄故事片时，厂里连一名正式导演都没有，只能到内地招兵买马。1981年，导演广春兰被借调到天山厂，执导《幸福之歌》，该片成为第一部反映新疆当代少数民族青年生活的影片。此后她继续留在天山厂，又执导了《热娜的婚事》《不当演员的姑娘》等多部作品，成为天山厂故事片创作的中坚力量。

天津电影制片厂的故事片起步稍晚，1981年由天津科教电影制片厂筹拍了第一部故事片《大虎》，导演是刚刚由长影厂调入天津的著名演员郭振清和印质明联合执导的，而天津厂后来出品了谢飞导演的《香魂女》等名作，谢飞本人来自北京电影学院，同样属于“外来力量”。南京电影制片厂1983年拍摄的《月到中秋》则由长影厂老导演严恭执导，8岁的梅婷参加了此片演出。

内蒙古电影制片厂则是另一种模式。1995年，他们拍摄《悲情布鲁克》，是一部关于草原反抗日本侵略者的史诗。导演塞夫和麦丽丝是著名的蒙古族夫妻档，但他们的关系原属于北影厂。两位北影厂的导演为内蒙古厂拍出了这部草原经典，影片后来获得金鸡奖多项提名，成为内蒙古厂的骄傲。

这些案例并非孤立现象。据统计，八十年代初期，全国有近三十家省级电影制片厂陆续投入故事片生产，而其中绝大多数第一批故事片，都不同程度地依赖了长春、北京、上海、八一四大老牌电影制片厂的人才支援。长影厂尤其扮演了“黄埔军校”的角色——龙江厂的何可人、山西厂的罗国良和广布道尔基、辽宁厂的陆建华和于中效，浙江厂的朱文顺均来自长影。长影以其深厚的人才储备，为周边各省的电影事业起步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人才支援。

九十年代后期，随着电影体制改革的深入，导演与制片厂之间的隶属关系逐渐松动。“借调”这个词慢慢退出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是更自由的签约、合作与工作室模式。但那些“借来的导演”留下的作品，依然是中国电影史上最独特的风景。

来源：莲乡情影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