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河对岸的英国士兵第一个看见，激动地脱下钢盔挥舞，苏州河南岸的难民群中，爆发出山呼海啸般的欢呼声：“中国万岁！中国万岁！”

1937年10月28日凌晨，上海苏州河北岸，四行仓库。

天还没亮，一个16岁的女童子军冒着枪林弹雨，匍匐穿过铁丝网，把一面12尺长的旗帜送到了仓库里。

三个小时后，这面旗帜在四行仓库楼顶升起。

河对岸的英国士兵第一个看见，激动地脱下钢盔挥舞，苏州河南岸的难民群中，爆发出山呼海啸般的欢呼声：“中国万岁！中国万岁！”

日军恼羞成怒，机枪、步枪一齐向旗帜扫射，一名旗手中弹倒下，另一名旗手立刻冲上去接住旗杆，又倒下，再换一个。

旗帜上被打了无数个弹孔，但它始终飘扬着。

这是世界战争史上极为罕见的一幕——上千名日军包围着一栋孤楼，楼上只有四百多个中国军人，而苏州河南岸，成千上万的民众隔河观战，如同在看一场露天电影。

有人爬上屋顶，有人站在树上，有人举着黑板通报战况：“敌人从西侧进攻！”“我军又击毙三名日军！”

四天四夜，他们打退了日军十几次进攻，毙伤敌人200多人，自己牺牲十余人和伤数十人。

这是抗战史上最悲壮的一页——八百壮士死守四行仓库。

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四行仓库的战斗只是他们悲壮命运的开始，真正的苦难，在后面。

1937年10月，淞沪会战进入尾声，国军主力撤退，留下一支部队在苏州河北岸死守，掩护大部队撤离。

这支部队，是第88师524团的1个加强营，营长叫杨瑞符，团附（副团长）叫谢晋元。

全营加上几个散兵，一共多少人？

根据战后统计：420人，但为了迷惑日军，谢晋元对外宣称“八百人”。

就是这四百多人，扛着步枪、机枪和手榴弹，面对的是日军第3师团的精锐部队，还有飞机、坦克、大炮的轮番轰炸。

四行仓库是六层钢筋水泥建筑，墙厚楼高，易守难攻，谢晋元把部队分成几个战斗组，分守各个楼层。

10月27日，日军第一次进攻，一个排的日军冲到仓库门口，被楼上的手榴弹炸得尸横遍野。

28日凌晨，日军派工兵潜到仓库墙下，企图用炸药包炸开墙壁，紧急关头，21岁的士兵陈树生身上绑满手榴弹，从五楼纵身跃入敌群，与十几个日军同归于尽。

他在遗书上给母亲写了八个字：“舍生取义，儿所愿也。”

轰的一声巨响，陈树生壮烈牺牲，那一年，他21岁。

10月30日，日军调来平射炮，对准四行仓库猛轰，谢晋元下令全体官兵写下遗书，四百多封遗书，有的写给父母，有的写给妻儿，有的写给未出生的孩子。

“余一枪一弹，亦必与敌周旋到底。”这是谢晋元写下的誓言。

如今，“八百壮士”留下的298封遗书，静静地陈列在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中，这些信件，字字铿锵，句句热血。

10月30日，谢晋元接到命令：撤入英租界。

为什么撤退？不是打不过，而是因为四行仓库紧邻两个巨型煤气罐，日军炮火一旦击中，半个上海都会炸上天，同时，租界当局也担心战火波及，再三请求中国政府下令撤退。

谢晋元不想撤，他在给妻子的遗书中写道：“我神州半壁河山，日遭蚕食，亡国灭种之祸，发之他人，操之在我，一不留心，子孙无噍类矣。为国杀敌，是革命军人素志也。”

但军令如山。

10月31日晚，谢晋元带领最后一批官兵撤入租界，日军在背后开枪，又有几十名官兵伤亡。

撤退时，谢晋元最后一个离开仓库，他望着被炮火熏黑的四行仓库，流下了眼泪。

他不知道的是，等待他们的，是比战场更屈辱的命运。

按照国际法，撤入租界的中国军队应该被送归部队，但日本人施压，租界工部局背信弃义，把八百壮士软禁在沪西新加坡路（今胶州路）一座废弃兵营里，称为“孤军营”。

孤军营四周是铁丝网，门口有外国士兵把守，谢晋元和四百多个弟兄，成了“战俘”又不是战俘，被关在里面整整四年。

但这四年，他们没有一天放弃抵抗。

谢晋元把孤军营当成军校，每天出操、训练、上课，官兵们自己种菜、做肥皂、织毛巾，靠卖毛巾养活自己，他们还办夜校，学文化、学历史、学军事。

为了杜绝外界关于“克扣捐款”的流言，谢晋元于1938年11月在《申报》刊登启事，声明孤军不接受各方捐款，后来收到的捐款捐物，也都定期在报上公开鸣谢，接受社会监督。

1938年8月，谢晋元在孤军营里升起了国旗，租界工部局派人来阻止，谢晋元说：“我们是中国人，在自己的土地上，为什么不能升自己的旗？”

工部局派来几百个白俄士兵冲进兵营，用刺刀逼迫他们降旗，八百壮士誓死不从，双方发生冲突，当场有4名士兵牺牲，100多人受伤，这是孤军营里的“八一三”惨案。

四年孤军营生活，谢晋元的身体每况愈下，他在日记中写道：“昨夜不知何故又不能睡。现在精神不能受一些刺激，稍为刺激，即觉不安，极易兴奋，又易萎顿，此之谓神经衰弱乎，16个月的重失眠症，身体的反应不安可知。”

1941年4月24日清晨，孤军营照例出操。

天刚蒙蒙亮，谢晋元站在操场上，看着四百多个弟兄列队跑步，他心情不错——前几天刚接到消息，重庆政府要晋升他为少将。三年多的软禁生活虽然艰苦，但将士们的士气一直很高。

然而，危险正悄然逼近。

早操点名时，谢晋元发现有四名士兵缺席——郝鼎诚、张文清、尤耀亮、张国顺。他一面派人去宿舍传唤，一面令团副上官志标继续带兵跑步。

不一会儿，四名士兵姗姗来迟，谢晋元正要斥责他们违反军纪，郝鼎诚突然从棉大衣里抽出一把尖刀，朝谢晋元猛刺过去，其余三人也同时掏出凶器——尖刀、铁镐，一拥而上。

谢晋元猝不及防，当场被刺中胸部，鲜血喷涌而出，他试图后退，但四名凶手紧追不放，郝鼎诚又朝他太阳穴、喉咙、心脏连捅三刀。这位在淞沪会战中令日军胆寒的英雄，倒在血泊之中，再也没有起来。

团副上官志标冲上前去营救，也被刺中数刀，身负重伤。

这一切发生得太快，等跑步的官兵们反应过来冲过来时，谢晋元已经停止了呼吸，那一年，他36岁（1905-1941）。

凶手被当场制服，租界警方从郝鼎诚、张文清、张国顺三人身上各搜出一把尖刀，从尤耀亮身上搜出一根铁镐。

这四个人为什么要杀害自己的团长？

凶手郝鼎诚被捕后供称，是因为“受团长种种之待遇不良，食不充饥，鞭挞频加，所有外界之捐款亦不公开”。他还说自己曾写匿名信请团长改良待遇，“团长非惟不允，且将我禁闭二月，致气愤异常”。

但调查发现，这些指控并不属实，谢晋元曾于1938年在《申报》刊登启事，说明孤军不接受各方捐款，后来收到的捐款捐物，也都定期在报上公开鸣谢，接受社会监督，所谓的“克扣军饷”纯属捏造。

更关键的是，四名凶手均随身携带凶器，显然早有预谋，另一名士兵张福忠的证词更直接揭露了真相：“数月前郝精诚即有刺杀团长之心”。

当时的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朱家骅在给蒋介石的报告中指出，主犯很可能被汪精卫政府收买，因为此前汪伪政权曾多次派人劝降谢晋元，都被严词拒绝。

案件很快进入司法程序，1941年4月30日，租界捕房对凶手提起公诉，6月27日，江苏上海第一特区地方法院宣判：郝鼎诚、张国顺、尤耀亮、张文清四人死刑。其余从犯中，有的判无期徒刑，有的判有期徒刑，有的无罪释放。

四名主犯不服判决，提起上诉，9月6日，二审判决下达：除张国顺改判无期徒刑外，其余三人维持死刑。

然而，关于他们最终的结局，历史留下了两种说法：一说死刑已经执行，叛徒得到了应有的下场；另一说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占领上海租界，四名凶手可能被放走。真相究竟如何，至今仍是一个未解之谜。

谢晋元牺牲的消息传出，整个上海震动了，三十万民众自发前来吊唁，队伍排了十几里路，5月8日，国民政府追赠他为陆军少将。

毛泽东在1938年的《论新阶段》报告中，盛赞八百壮士是“英勇抗战、为国捐躯的民族革命典型”。

谢晋元死后，日军于1941年12月占领了上海公共租界，孤军营的四百多名官兵全部被俘，押往各地做苦力，他们的苦难，才刚刚开始。

八百壮士最后的结局，比战死沙场更惨。

被俘后，他们被分押到南京、杭州、安徽等地做苦力，挖煤、修路、扛炮弹，日军对他们百般折磨，不给吃饱、不给看病，稍有不从就是一顿毒打。

据档案记载，被押时军官26名、士兵307名。有人逃跑，被抓回来当众枪毙，有人饿死，有人病死，有人被打死。

1942年，“八百壮士”中的57人被日军从上海吴淞码头押解上船，在海上漂泊40多日后抵达巴布亚新几内亚的拉包尔，在极端艰苦的环境下修建军事工程。

幸存者田际钿晚年回忆：自己与11名同伴被编入“中国军人勤劳队”，每天要干10多个小时的重活，如挖防空壕、修公路、砍伐树木、搬运石头等，拉包尔气候炎热潮湿，疟疾等热带病横行。历经三年苦役，当年从上海出发的一千五百多名中国战俘，剩下一半不到，“八百壮士”中的57人只存活了36名。

1945年抗战胜利，全国清点八百壮士幸存者：不到一百人。

在幸存者中，有一个叫田际钿的湖北蒲圻人。

1946年12月底，他和幸存者们被澳洲政府派船、由国际红十字会遣送回国。经香港回到上海后，国民政府对他们态度逐渐冷漠，既不安排工作，也没有什么优待。

田际钿感觉国民政府当时对“八百壮士”的宣扬不过是为粉饰门面而已，从此心灰意冷。不多久，国民党当局又以升官为诱饵，诱使他们上东北战场参加反共内战，但田际钿等人以“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为借口，坚决要求解甲归田。

1947年7月，田际钿脱去一身戎装，带着一身伤痕回到故里，儿时的玩伴见到他都格外惊诧：“雀儿哥（田际钿早年的绰号），我们都认为你早没了！”

因家贫如洗，失亲少助，他只得倒插门去一寡妇家作上门女婿，对方已有3个年幼小孩。可是好景不长，女方不多时染病西去，田际钿很快成了3个孤儿的养父，既当爹又当妈。

1955年春，经好心人牵线，他又与隔村小他20岁的王移宝喜结连理，生下二女一男。孙子出世时，他执意要给孙子取名为“田靖”——“我这一生经历的苦难坎坷太多了，希望我的孙辈后人再不要重复那种漂泊流离的生活。”

在家乡，田际钿踊跃参加过蒲圻陆水枢纽和柳山湖围垦等工程建设，在工地被誉为“老黄忠”。

但是，“四清”“文革”运动接连而来，他因国民党军队退役兵的身份而被冲击，家被抄了，他自己也被当作“军痞子”挂牌游行批斗。某些证件被没收了，只有那枚“谢团长纪念章”被秘密珍藏下来。

这枚纪念章正面中央是谢晋元的头像，头像上方铸有“谢团长纪念像”6字，下书“孤军营敬制”，背面刻有“No112”编号字样。

曾有人以500元的价格想收购这枚纪念章，生活虽然困顿的田家人拒绝了。

田际钿说：“我虽然困难，但几百块钱在我眼里不算什么，钱花完了什么也没了。这枚纪念章一直跟随我到过澳洲，它是我对过去生活的纪念，也是我留给子孙后代的宝贵精神财富。再穷也不卖像章！”

1989年3月，经当地民政局与地方志办公室等单位联名申请，田际钿才获得“在乡复员军人”、湖北省民政厅“优抚对象”身份，每月享有定补25元。

1998年，这位抗日老英雄溘然长逝。

杨养正，原名杨德馀，1914年出生于湖北随州。

1937年10月，他作为88师524团2营1连1排的少尉排长，参加了四行仓库保卫战，战斗中，他被炸伤了左眼，后摘除眼球安装陶瓷眼珠。

1944年，杨养正到重庆，被送进长寿第九残废教养院，在那里与重庆姑娘赵孝芳相识，二人于抗战胜利当天结婚，生养了5位子女。

1949年，杨养正被安排进入重庆南岸副食品水产公司担任营业员，1977年退休。退休后的他，和老伴一起住在重庆市南岸区弹子石正街尽头的一个小杂院里。几十年中，没有人过问他的历史，也没有人知道他当年的荣光。

2010年12月7日，96岁的杨养正因肺部严重感染、心功能衰竭入院治疗。12月16日下午5时25分，“八百壮士”中最后一位幸存者杨养正，在重庆与世长辞，享年96岁。

今天的上海，四行仓库还在。

西墙上密密麻麻的弹孔，被原样保留下来，据统计，西墙上有8个炮弹孔和430多个枪弹孔。走进纪念馆，能看到当年的遗物：生锈的钢盔、打穿的军服、手写的遗书。

有一面英名墙，镌刻着壮士们的姓名。截至目前，已确认的名单有354人，那些空白的名字位置，留给还没有找到名字的壮士们。

谢晋元，1905年生，广东蕉岭人，黄埔四期毕业。1937年10月，他率领八百壮士死守四行仓库，时年32岁。1941年4月，在孤军营遇刺牺牲，年仅36岁。

纪念馆门口，矗立着一尊士兵铜像——那是根据谢晋元形象塑造的守军战士，他手握步枪，背对苏州河，面向北方，那是南京的方向，是家的方向，也是他们至死守卫的方向。

2014年，谢晋元等八百壮士被列入民政部“第一批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

陈树生的那封血书“舍生取义，儿所愿也”静静躺在玻璃展柜中，字迹虽已模糊，却仍散发着撼人心魄的光芒。

谢晋元的孙女谢骏站在纪念广场上，望着身后络绎不绝前来瞻仰的人们。一群小学生正在认真临摹墙上的标语。稚嫩的笔迹，一笔一划，是新一代对“民族脊梁”最质朴的理解。

八百壮士的故事，被拍成过电影、写成过小说。电影里，他们最后撤进了英租界，音乐响起，英雄谢幕。

但真实的结局是，撤进租界只是另一场苦难的开始，他们被软禁四年，主官被自己人刺杀，幸存者被押去做苦力，活到战后的不到一百人。

他们没有成为将军，没有立功受奖，没有享受英雄待遇。大多数人在工厂、农村、街道，默默过完一生，带着满身伤疤和四行仓库的记忆。

但他们守住了什么？

守住的是一面旗，是298封遗书，是苏州河南岸那山呼海啸的欢呼声，是一个民族在最黑暗的时候没有彻底倒下的那口气。

陈树生跳下去的时候21岁，谢晋元遇害的时候36岁，杨养正活到96岁，临终前失去左眼的眼眶里装着陶瓷眼球，田际钿临终前把那枚谢团长纪念章传给了子孙。

那面旗上，打满了弹孔，但它始终没有倒。

今天，当我们站在苏州河畔，仰望四行仓库西墙上那些密密麻麻的弹孔时，依然能听见80多年前的枪声，依然能看见那面千疮百孔却迎风飘扬的旗帜。

中国不会亡，中国不会亡，你看那民族英雄谢团长……

本文参考资料：

1. 中国军视网：【英雄志 民族魂】八百壮士与298封遗书，2025年

2. 腾讯新闻：炮火之外的“四行孤军”（谌旭彬），2020年

3. 中国新闻网：抗日“八百壮士”最后一人辞世，2010年

4. 同济大学图书馆：“寻找城市和民族记忆”，2017年

5. 光明网：【抗日战争史上的今天】10月27日：“八百壮士”打响四行仓库保卫战，202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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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平叔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