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国产恐怖片长期陷入特效堆砌、剧情套路、为吓而吓的创作困境中，导演马凯以7万元低成本、非专业演员、手持伪纪录片的形式，交出了《中邪》这部极具突破性的作品。影片于2016年FIRST青年影展斩获最佳艺术探索奖，凭借本土化的民俗恐怖、沉浸式的视听体验与对人性黑暗的

by：烤雪

在国产恐怖片长期陷入特效堆砌、剧情套路、为吓而吓的创作困境中，导演马凯以7万元低成本、非专业演员、手持伪纪录片的形式，交出了《中邪》这部极具突破性的作品。影片于2016年FIRST青年影展斩获最佳艺术探索奖，凭借本土化的民俗恐怖、沉浸式的视听体验与对人性黑暗的深刻挖掘，打破了观众对国产恐怖片的刻板印象。它没有华丽的视觉特效却将中式乡土恐怖的阴冷与窒息感根植于真实的乡村土壤，让恐惧从银幕蔓延至观众的内心深处。本文将从叙事结构、视听语言、民俗内核与人性表达四个维度，深度剖析《中邪》的艺术价值与创作意义，解读这部小成本电影如何成为国产恐怖类型片的标杆之作。

《中邪》最核心的创作手法，是采用伪纪录片的叙事形式，这一选择贴合低成本的创作条件，也成为影片营造恐怖氛围的关键。影片以大学生丁鑫和刘梦拍摄乡村民俗纪录片为叙事切入点，全程以手持摄像机的第一视角、针孔摄像头的监控视角、纪录片跟拍视角交叉呈现，模糊了电影与现实的边界，让观众以记录者的身份沉浸式参与故事，这种“在场感”是传统恐怖片无法比拟的。前半段以生活化的镜头记录乡村日常、暗访算命先生、跟随王婆前往偏远村落，节奏舒缓且充满烟火气。临沂乡村的土路、破旧的二层老宅、村民的方言对话、王婆口中的“还人”仪式，这些极具乡土气息的细节，让故事扎根于真实的生活场景，消解了恐怖片的刻意感。当观众逐渐适应这种“纪录片式”的平淡后，导演突然调转叙事节奏，从“还人”仪式上陈丽的突然失控开始，恐怖氛围层层递进，从诡异的声响、模糊的人影，到深夜的追逐、血腥的冲突，情绪张力不断拉满，形成强烈的观影反差。

这种叙事结构的精妙之处，在于戏中戏的嵌套设计。影片中存在三重拍摄视角：导演的主摄像机、大学生的纪录片摄像机、烟盒里的针孔摄像头。三重视角相互补充、相互印证，既丰富了叙事层次，又强化了真实感。尤其是针孔摄像头的夜视黑白画面，粗糙的颗粒质感、微弱的光线、模糊的人影，将中式恐怖的未知感与压抑感发挥到极致。当观众通过针孔摄像头看到深夜游荡的陈丽时，那种偷窥禁忌的心理恐惧，远比直接的恐怖画面更具冲击力。影片的叙事反转打破了民俗恐怖的常规套路。观众以为这是一个“恶灵附身、因果报应”的灵异故事，结尾的真相揭晓颠覆了所有认知。所谓的“中邪”不过是陈丽与弟弟大庆精心策划的复仇骗局，王婆夫妇是靠谋财害命的骗子，而姐弟二人的母亲正是死于王婆的骗局。这一反转让影片摆脱了“封建迷信”的桎梏，将恐怖的内核从“超自然力量”转向“人性之恶”，完成了从民俗恐怖到社会批判的升华。

《中邪》的视听语言摒弃了商业恐怖片的精致包装，以极简、粗粝、原生态的方式，构建了独属于中式乡土的恐怖美学，这种“去特效化”的表达，让恐惧更具穿透力。在画面呈现上，影片全程采用自然光与手持摄影，低饱和度的色调、摇晃的镜头、粗糙的画质，还原了乡村生活的真实质感。偏远村落的荒无人烟、老宅的昏暗逼仄、红灯笼与破旧木梁的色彩碰撞，构成了压抑的视觉基调。导演刻意避开了血腥暴力的特写，转而用留白与暗示营造恐惧：深夜老宅里的脚步声、门缝中闪过的人影、洋娃娃的诡异声响、汽车反复故障的绝望感，这些“看不见的恐惧”，让观众的想象力成为恐怖的放大器。正如香港国际电影节上有观众被影片吓晕，其根源并非视觉冲击，而是这种根植于心理的压迫感。在声音设计上，影片全程采用同期声录制，没有后期配音与模拟音效，这是其视听语言的一大亮点。乡村的虫鸣、风声、木门的吱呀声、人物的喘息与尖叫、王婆做法时的咒语，所有声音都源于现场，真实且极具代入感。尤其是在追逐戏中，刘梦急促的喘息声、慌乱的脚步声、尖锐的尖叫声，与手持镜头的晃动完美结合，将观众的情绪推向顶点。这种“原生态”的声音设计，让恐惧不再是刻意营造的音效，而是源于生活本身的不安，契合了中式恐怖“于无声处听惊雷”的内核。

影片对民俗符号的运用，让视听语言更具文化底蕴。“还人”仪式、纸扎人、符咒、桃木剑等元素，都是中国乡村民间驱邪的经典符号，导演没有将其作为猎奇的噱头，而是融入叙事之中，成为推动剧情、营造氛围的关键。王婆进行“还人”仪式时的动作、台词，都严格遵循民间习俗，这种本土化的细节处理，让影片的恐怖感有了文化根基，区别于西方恐怖片的血腥与猎奇，形成了独特的中式恐怖美学。

《中邪》的恐怖，根植于乡土社会的民俗迷信与现实困境，影片以“中邪”为表象，揭开了乡村迷信背后的人性贪婪、愚昧与复仇的悲剧。影片中的核心民俗符号“还人”，是临沂当地真实存在的驱邪仪式，导演将其作为叙事的核心载体，不仅营造了恐怖氛围，更折射出乡村社会对迷信的盲目信仰。在偏远的乡村，医疗资源匮乏、科学认知落后，“中邪”成为人们解释疾病、意外的方式，王婆这样的“神婆”，利用民众的愚昧与恐惧，大行骗术、谋财害命。影片中，王婆夫妇先给目标人物下毒，使其出现“中邪”的症状，再通过“还人”仪式给予解药，营造“驱邪成功”的假象，这种骗局在乡村社会中具有极强的现实性，也让影片的批判意味不言而喻，影片通过人物的命运，展现了迷信对人性的异化。王婆夫妇沉迷于骗术带来的利益，丧失了基本的良知，最终自食恶果；大庆与陈丽在母亲被害后，被仇恨裹挟，以“装神弄鬼”的方式复仇，从受害者变成了施暴者；而大学生丁鑫与刘梦，从最初的“科学质疑”到后来的“恐惧盲从”，也展现了普通人在未知与恐惧面前的脆弱。这些人物的转变，揭示了迷信不仅是一种文化现象，更是一种能够扭曲人性、引发悲剧的社会问题。影片对乡村封闭环境的刻画，也深化了民俗恐怖的现实意义。偏远的村落、废弃的老宅、与世隔绝的环境，既是物理上的牢笼，也是精神上的桎梏。在这样的环境中，信息闭塞、观念落后，迷信得以滋生蔓延，而复仇与罪恶也得以隐藏。这种封闭性，营造了“无处可逃”的恐怖氛围，也隐喻了乡村社会在现代化进程中，传统与现代、迷信与科学的冲突与困境。

如果说民俗与视听是《中邪》的外壳，那么对人性黑暗的挖掘则是其灵魂。影片最终告诉观众，世间本无鬼，真正的“中邪”，是人心的贪婪、仇恨与愚昧，这也是影片超越普通恐怖片的核心价值所在。

影片中的人物，没有绝对的善恶之分，每个人都被欲望与仇恨裹挟，展现了人性的复杂与多面。王婆夫妇并非天生的恶人，他们的恶源于贪婪，利用民间迷信谋取利益，最终被自己的恶行反噬；大庆与陈丽是悲剧的受害者，母亲的惨死让他们陷入仇恨的深渊，以极端的方式复仇，也让自己沦为暴力的囚徒；而丁鑫与刘梦，代表了普通大众的人性弱点，在恐惧面前，他们从理性变得盲从，从勇敢变得懦弱，丁鑫最终弃刘梦独自逃生的情节，更是将人性的自私与脆弱展现得淋漓尽致。这种对人性的刻画，摒弃了恐怖片“非黑即白”的人物塑造模式，让每个角色都有其行为的合理性与悲剧性。影片没有批判某一个人，而是批判催生这些恶的社会环境与人性弱点：迷信的土壤、贪婪的欲望、复仇的执念、人性的自私，这些因素交织在一起，构成了比鬼神更可怕的“人间邪祟”。同时，影片通过“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复仇逻辑，完成了对人性的终极拷问。大庆与陈丽用王婆最擅长的“装神弄鬼”复仇，看似是正义的伸张，实则是人性的沉沦。这种复仇方式，没有带来救赎，反而让他们与仇人一样，陷入了迷信与暴力的泥潭，这也揭示了一个深刻的道理，以恶制恶，最终只会让自己也变成恶的一部分。

作为一部低成本的处女作，《中邪》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创作局限。非专业演员的表演略显生硬，部分情节的逻辑存在漏洞，结尾的真相揭晓略显仓促，为了符合审查要求的“科学解释”，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影片的恐怖余韵。但这些瑕疵，丝毫不影响其在国产恐怖类型片发展中的重要价值。《中邪》为国产恐怖片的本土化创作提供了范本。它摒弃了对西方恐怖片的盲目模仿，扎根于中国乡土文化，挖掘民间民俗与社会现实，打造了属于中国人的恐怖美学，证明了国产恐怖片不必依赖特效与猎奇，也能凭借真实感与文化内核打动观众。影片打破了国产恐怖片“低质化”的刻板印象，证明了小成本也能出精品。7万元的成本、非专业的团队，凭借扎实的叙事、精妙的视听与深刻的主题，赢得了业界与观众的认可，为青年导演的类型片创作提供了信心与思路。《中邪》将恐怖类型片与社会批判相结合，让恐怖片不再是单纯的感官娱乐，而是成为反思社会、挖掘人性的载体，提升了国产恐怖片的艺术格调与思想深度。《中邪》是一部用真诚与勇气创作的国产恐怖佳作，它以伪纪录片的形式、极简的视听语言、本土化的民俗内核，构建了一场根植于乡土的恐怖体验，更以深刻的人性表达，揭开了比鬼神更可怕的人心之恶。它没有华丽的包装，却有着直击人心的力量；它没有复杂的剧情，却有着耐人寻味的思考。

在国产恐怖片陷入创作瓶颈的当下，《中邪》的出现，不仅为类型片市场注入了新鲜血液，更证明了国产恐怖片的无限可能。它告诉我们，真正的恐怖，从来不是视觉上的刺激，而是源于现实的不安、人性的黑暗与文化的共鸣。

来源：三半撩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