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又出口碑爆款，“东北宇宙”的极致故事凭啥总拿捏观众
空气被冻得发脆，一吸气，像在吞咽细小的冰碴。远处的天空是一块铅灰色的旧粗布，矮矮地覆在烟囱和铁轨上。靴子踩在雪上，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
坐在电影院的暗处，尽管暖气开得很足，人们还是能隔着银幕感到那股寒冷。最近，改编自双雪涛小说的电影《我的朋友安德烈》与《飞行家》相继上线，豆瓣开分分别为6.8分和7.2分，人们再次步入那个充斥着工业气息的东北宇宙。
《我的朋友安德烈》剧照
东北已然成为文艺创作的重地，“新东北作家群”以双雪涛、班宇、郑执为代表，近年来，他们笔下的作品接连被搬上银幕。
然而，在这股东北文艺浪潮中，趋同的视觉布景与叙事主题也催生出一种倦怠感。有网友看完《飞行家》后表示：“这是一部完成度很高的东北叙事电影。无关电影，但真的有点东北审美疲劳。”
早在2018年，班宇便在《未来文学预言》一文中写道：“2065年，文学将进入智能定制模式，足不出户，即可下一单文学作品，以供阅读。可对语言、流派、字数、地域、姓名、故事模型等多种项目进行勾选和填写……”
《飞行家》剧照
当东北图景可以被一键生成时，这片土地的故事该如何讲下去？在那些被反复复刻的景观深处，究竟还有什么能打动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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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起来，世界就变了
从2500米的高空跳下，会发生什么？
气压钻入耳道，一阵闷痛袭来，空气坚硬地抵住胸廓。随后，视野边缘的景观迅速坍缩、模糊，快到达终点时，李明奇的身体先是悬浮，然后一坠，砸在了地上。
这是《飞行家》的开幕。生活在20世纪70年代的李明奇，坐在自制的热气球里，身后背的也是一副非专业降落伞。被问起为什么要飞，他说，
飞起来，视野就变了，视野一变，想法就跟着变，想法一变，世界也就彻底变了
。
《飞行家》剧照
故事的轮廓清晰起来，这是一个“疯子”想飞上天的故事。
蒋奇明饰演的东北普通工人李明奇，毕生都活在父亲遗留的飞行梦里。少年时期，他和老丈人约定，飞进红色圆圈，便可以娶回高雅风。那时的飞行梦，轻盈地浮在天上，那时的工厂是一个稳固的共同体。
到了青年时期，李明奇和妻子开了一家舞厅，为了揽客，他再次坐着热气球飞上天。“佐罗舞厅”4个字大大地印在热气球上，李明奇抓着厚厚的传单，一张张往地上发。
人至中年，家中遭遇变故，为了凑齐给侄子治病的钱，李明奇接下奖金挑战，从599米的高塔一跃而下。与其说是飞行，不如说是下坠。眼看着即将平稳落地，他又重重地摔在了地上。这一次，他的全身都印着别人的商业广告。
《飞行家》剧照
随着李明奇故事的展开，他的个人史一并被嵌入东北工业时代、改革开放和工厂改制的历史之中。
几次不连贯的起飞，更像是被时代重力反复拉扯出的弧线。
从影片叙事的角度看，完整、直白、易读。在中国电影资料馆举办的映后会上，鹏飞提到，因为观众对飞行的共情感不强，于是，他决定让李明奇的一辈子和更多的时代产物挂钩。
比如李明奇第一次飞行夭折，是因为撞上了20世纪70年代末降落在吉林的“吉林一号陨石”；第二次飞行，他在长白山的原始森林里，阴差阳错地闯入86版《西游记》的拍摄现场。这些看似离奇的桥段在历史中均有据可查。鹏飞说，这也是试图将梦幻与写实缝合在一起的叙事方法。
《飞行家》剧照
相较于直接用符号说话，《飞行家》小说更像是添了一层幕布。
在原著小说里，高家幼子高旭光的儿子是第一叙述者——“我”在北京工作，代表与故乡历史存在断代的新一代东北人。二姑父李明奇走丢后，“我”才请了年假，回家找人。
小说在时空与人称间不断切换，一会叙述“我”在当下的寻找和观察，一会又跳到第三人称，补全李明奇当年提亲、做飞行梦的陈年往事。
在小说的结尾，“我”找到了李明奇，他即将搭上热气球，再飞一次，也由此隐喻生命的终结。但在电影里，李明奇平稳步入老年，与妻子共享天伦之乐。
《飞行家》剧照
有学者指出，“新东北作家群”常以“子一代”的感知，刻画20世纪90年代东北的变化。比如郑执的小说《仙症》，便是以一位口吃少年“我”的视角，讲述“精神病患者”王战团的故事。历经变化的王战团因独立不羁，成了家庭和时代的异类，是“我”与他达成了某种理解。
作为故事的外来者，读者可以借助“我”好奇、迷茫的目光，重新看待斑驳的工厂和偏执的父辈。
“子一代”的记忆往往是碎片化、滤镜化的，“我”无法还原父辈那些疯狂举动背后的完整逻辑，小说也因此蒙上一层魔幻色彩。
《刺猬》（由《仙症》改编）剧照
小说将故事隐伏于时空交叠和视角错位的褶皱里，电影将其展开、捋平，装上一条线性时间轴，并提炼出李明奇这一人物。
只可惜，影片未能给李明奇填上足够密实的血肉。他像是一个被净化过的、服务于背景的符号——仗义、深情，细想不出缺点，甚至在最后一次飞行中，成了救人英雄，而不是一个偏执的梦想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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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是一个比喻
在南方，山峦的褶皱可以藏住秘密，但在东北，平原一望无际。电影中那座599米的高塔，成了视觉上唯一的参照物。
李明奇一次次起飞，想立在高处看世界，却从未想过走出这片土地。
降落时，他还在原地，东北已经飞速向前。
“就好像是一个人在等地铁，这班来了没赶上，要去追下一班，结果错过，又要去追，李明奇不追，他始终在原地等着下一班再过来，他相信自己一定会上车。”鹏飞在接受《界面文化》采访时说道。执着等待的飞行家、理想凋敝的安德烈，为什么极致的故事总是发生在东北？
《钢的琴》剧照
在那个时代，李明奇的传奇故事一度在现实上演——1997年，为了庆祝香港回归，特技演员柯受良驾着一辆白色三菱跑车飞越黄河；2001年，北京申奥成功，北京体育大学教师张健受到鼓舞，成功横渡英吉利海峡……
那是一个梦想腾飞的年代，每个人都在时代的指引下向上，再向上。但因为工厂改制，东北从工业重地转型。
正如李明奇的后两次起飞，并非受到宏大叙事的号召，而是迫于无奈的选择。
《钢的琴》剧照
时代落差带来的矛盾，一种体现在外在的人际冲突上，比如父辈和子辈。
在电视剧《漫长的季节》中，曾经的火车司机王响对钢铁厂极有归属感，但是他的儿子王阳却想做个诗人，一心要离乡；另一种则体现在内在的心理挣扎中，把难过都咽下去，直到成为他人口中的“疯子”。当时轰动全国的几起东北案件都是双雪涛等东北作家的现实养料，悬疑也成了东北文艺创作的重要载体。
厂区共同体的瓦解，不仅切断了社会关系，还预示着人生价值的转向，东北的阵痛成了现代人精神境遇的隐喻。
《漫长的季节》剧照
华东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黄平在一次对谈中指出，在班宇、双雪涛等作家出现之前，以上海为中心的“青春文学”是主流，它指向全球化、都市化和个体化，充满对现代生活的想象。但近年来，青年的心态发生微妙的变化，一种怀旧感在群体中蔓延。在这个意义上，东北焕发出了古怪的魅力，“东北文艺复兴”开始崛起。
“
‘东北’是一个比喻。理解‘东北’，意味着如何理解、如何正视普通人的尊严。
”
黄平曾在《当代作家评论》中写道，“怎么理解父辈的东北，会改写我们对今天的自己的理解。通过对父辈的回望，‘子一代’将重新确认尊严的价值，把尊严这个词，从成功学那里重新夺回来。”从世俗的角度看，李明奇和他父亲的飞行梦都是无用甚至有害的，人亡，家也破了。
飞起来，世界并不会改变。但他们的尊严从来不在于“飞成”，而在于“要飞”。
《钢的琴》剧照
除此之外，东北故事还包着一层冷幽默。从二人转到赵本山，东北的幽默基因一直一脉相承。
在《漫长的季节》里，秦昊饰演的龚彪约丽茹去看电影，为了显摆，旁征博引弗洛伊德。丽茹问：“他分房了吗？”龚彪说：“那没有，他不是咱厂的。”在《飞行家》中，李明奇飞行成功，紧张的台长松了口气，观众以为他是为李明奇捏一把汗，下一秒，他却说，“我要去省台了”。
讽刺在四两拨千斤的笑话里完成了，这种轻巧的解构，就像脱口秀的段子。
《落叶归根》剧照
某种程度上，“飞行家”这个名字更像是东北气质的呼应。
这片土地的故事几乎都有下坠——命运的跌落、朋友的离散、时代的远去。
但它更愿意用飞行讲故事。
如果重力无可违抗，那就把这场下坠活成一次起飞。
来源：小爱侃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