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中国，阿尔巴尼亚这个国家的名字几乎已无人提及。许多年轻人甚至不知道它的存在，更不知当年中阿两国的交情远超“巴铁”的那段经历。其实，这个弹丸小国真正进入国人视野，还要从中苏关系恶化说起。当时，在恩维尔·霍查的领导下，阿尔巴尼亚在反对赫鲁晓夫“去斯大林化”路线、

为何调侃阿尔巴尼亚电影莫名其妙？

在中国，阿尔巴尼亚这个国家的名字几乎已无人提及。许多年轻人甚至不知道它的存在，更不知当年中阿两国的交情远超“巴铁”的那段经历。其实，这个弹丸小国真正进入国人视野，还要从中苏关系恶化说起。当时，在恩维尔·霍查的领导下，阿尔巴尼亚在反对赫鲁晓夫“去斯大林化”路线、以及其推行对美西方“三和一少”路线，与中国立场高度一致。所谓“三和一少”，即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以及减少对外革命输出。那会儿，世界上公开支持中国的国家寥寥无几，阿尔巴尼亚便是最铁的一个。正是因此，它曾被毛泽东誉为“欧洲的一盏社会主义明灯”。

在“文革”那段文化生活极度匮乏的岁月里，从社会主义国家引进的影片，成为了人们精神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提及那个年代能看到的电影，有段流传甚广的顺口溜，以形象诙谐之笔，勾勒出这些电影在观众心中的独特印象：“中国电影新闻简报，越南电影飞机大炮，朝鲜电影哭哭笑笑，罗马尼亚电影搂搂抱抱，阿尔巴尼亚电影莫名其妙”。越南的“飞机大炮”、朝鲜的“哭哭笑笑”、罗马尼亚的“搂搂抱抱”都极易从电影中找到答案。那么，阿尔巴尼亚电影为何“莫名其妙”呢？

《海岸风雷》电影发行广告

根据中国电影资料馆及译制片研究文献统计，1950年代至1970年代，共译制并公映的阿尔巴尼亚电影约30部。其中《海岸风雷》（1966年引进）、《宁死不屈》（1967年引进）和《第八个是铜像》（1970年引进），在文革期间广泛放映，成为中国观众最熟悉的阿尔巴尼亚电影。不妨先浏览一下这几部电影的片段，一是唤起您的记忆，二是再感觉一下那种“莫名其妙”的滋味：

《第八个是铜像》电影发行广告

《宁死不屈》电影发行广告

文革时期，中国电影市场受到严重冲击，文艺界呈现出“百花凋零”的局面。在这一背景下，阿尔巴尼亚电影作为少数被引进的外国电影之一，其独特的叙事风格和主题内容与中国观众的观影习惯形成鲜明对比，导致理解上的困难，从而产生了“莫名其妙”的调侃。这一调侃不仅反映了当时中国观众对外国电影的接受程度，也折射出文革时期文化政策的局限性。不妨从这三部影片中看看究竟是不是“莫名其妙”：

《海岸风雷》

《海岸风雷》核心剧情是老渔民姚努兹一家，大儿子赛力姆是为意大利法西斯效力的叛徒，二儿子迪尼是反法西斯地下工作者。在民族大义前，父亲姚努兹最终觉醒，亲手击毙了叛徒儿子。

老渔民姚努兹

这部影片的“莫名其妙”点有二：

1、

结局太突兀

。结局是影片高潮，老大带敌兵到家里捉人，与老二对峙。在经历了一段冗长的、舞台剧式的激烈辩论后，父亲姚努兹突然拔枪击毙了这个叛徒儿子。大义灭亲的枪声刚落，尚未等观众反应过来，就秒变迪尼和战友们驾船出海，配合游击队主力，用炸药包炸毁了整艘敌舰。此种从家庭伦理剧，突然跳接到战争奇观片，此转折的极其生硬，以至于观众搞不清楚此次击沉敌舰船的战斗与这场大义灭亲的戏到底有何关系。

二儿子迪尼

2）

人物描述过于简化。

影片给观众的印象，儿子赛力姆就是个贪图享乐的天生坏种，而未交代其演变的大致经历，这对于习惯了追究阶级根源或愿意了解坏人蜕变过程的中国观众来说，影片的描述得过于简单和脸谱化，好像赛力姆稀里糊涂地就叛变了。

大儿子赛利姆与特务接头

《第八个是铜像》

在中国公映的阿尔巴尼亚影片里，《第八个是铜像》堪称是最“莫名其妙”的一部了。单看片名便足以令人云山雾罩、一头雾水。影片自始至终，皆围绕着“七人抬一人返故乡”这一脉络徐徐展开。直至影片临近尾声，观众方才恍然大悟：

原来“七人抬一人”中的那个“第八个”，非人也，而是一尊铜像。

原来铜像是为英勇牺牲的游击队队长易卜拉欣所塑造的。

原来片名《第八个是铜像》竟是这个意思。

或许导演认为影片情节与结局的铺陈尚不够纷繁复杂，竟在影片中插入了七次回忆。这七次回忆分别源自七个抬着铜像的战友，从每位战友独特的视角娓娓道来。每一段回忆的风格皆大相径庭，有的是炮火纷飞的战斗场景，有的是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有的是惊心动魄的锄奸行动，有的是纯真无邪的孩提记忆，而最后一次回忆则是易卜拉辛壮烈牺牲的战斗画面。导演借助闪回的手法，将易卜拉辛的革命事迹串联起来。

游击队队长易卜拉欣

直至影片落幕，观众才得以厘清与铜像相关的如下要点：

其一，易卜拉辛牺牲后，他的遗体被妥善掩埋，而那尊铜像是游击队员们后来为缅怀他而精心制作的。七位战友抬着铜像踏上归乡之路，这尊铜像不仅象征着易卜拉辛不朽的精神，更代表着所有那些未被历史铭记的游击队员。

其二，七位战友抬着铜像的行程是从波罗瓦医生家启程的。影片中的七段回忆里，有一段讲述的是易卜拉辛受伤后曾在此处养伤的情节。在此期间，他助力医生一家与村民觉醒，这段经历通过闪回的方式在影片中生动呈现。那尊铜像的雕塑家是医生的儿子，且铜像是在波罗瓦医生家中完成制作的。

为游击队队长易卜拉欣塑像

《宁死不屈》

《宁死不屈》的剧情很简单。1939年至1944年期间，于阿尔巴尼亚南部的纪洛卡斯特城，因叛徒出卖，反法西斯地下工作者——女中学生米拉和女游击队员阿费尔蒂达不幸被捕。面对敌人的威逼与利诱，两人宁死不屈，英勇就义。

米拉（右）与阿费尔蒂达（左）

从中国观众的视角审视这部影片的剧情，尽管两位女反法西斯战士展现出了宁死不屈的崇高气节，其牺牲过程英勇壮烈、可歌可泣，但她们的牺牲似乎更多地呈现为一种精神层面的象征，与实际发生的革命斗争的关联性却显得模糊不清。在中国同题材的文艺作品里，不乏有血有肉、令人印象深刻的实际行动范例，如《红灯记》中承载重要情报的密电码，《永不消失的电波》里传递关键信息的秘密电台，以及《潜伏》中为保全组织毅然咬断舌头的邱掌柜等。对于习惯了“牺牲必定换来关键胜利”这一叙事模式的中国观众而言，这两位女战士的献身仿佛是一场弥漫着无力感的悲剧结局，她们的牺牲并未直接换来任何实质性的胜利。中国观众最直白的疑问就是：她们的牺牲换来了什么？

米拉被捕

这部影片最大的败笔在于，将九段回忆嵌入女中学生米拉在狱中的经历之中，破坏了故事的连贯性。这种碎片化的倒叙与插入手法，不仅令中国观众一时之间难以适应，更极大地加剧了中国观众对影片的“莫名其妙”。然，若编剧或导演真的摒弃这些回忆情节，整个剧情或许会变得更加乏味单调。但加入的有些回忆情节，却似乎不经意地冲淡了残酷地下斗争应有的氛围。如影片不惜耗费大量篇幅去展现米拉在学校弹吉他、唱歌、读诗的场景，字里行间都弥漫着青春与浪漫的气息。在“文革”时期“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极端文艺环境下，这一切让中国观众既感到新鲜，又充满困惑。新鲜的是，这种对“小资情调”在那个特殊时期实属罕见。困惑的是这种个人情感的细腻表达，与当时样板戏中革命者“胸怀天下、毫无私情”的刻板形象大相径庭。人们不禁会问：这些与革命斗争有什么关系呢？

即便如此，在中国公映的阿尔巴尼亚电影中，最受中国观众青睐的当属《宁死不屈》。尤其是影片的那首插曲《赶快上山吧，勇士们》，阿尔巴尼亚语直译为《游击队之歌》，更是脍炙人口，传唱至今。

阿尔巴尼亚影片《宁死不屈》镜头集锦：《赶快上山吧，勇士们》旋律已成经典

中阿关系的急剧升温起始于1960年6月的布加勒斯特会议。彼时，在中苏分歧的复杂局势下，阿尔巴尼亚立场坚定地支持中国，成为东欧诸国中唯一公开反对赫鲁晓夫的国家。1961年12月，苏联与阿尔巴尼亚关系宣告破裂，此后，中国旋即成为阿尔巴尼亚最大的援助国。自1954年至1978年，尽管当时中国普通工人月薪不过区区几十元，但中国依旧慷慨解囊，对人口仅200万的阿尔巴尼亚给予了高达90亿人民币的经济与军事援助。若将这一援助金额平均分摊至该国每人头上，竟达4000多元。然，“升米恩，斗米仇”这句箴言不幸一语成谶。阿方逐渐将中方的援助视为理所当然，当时阿尔巴尼亚领导人霍查甚至理直气壮地宣称：“中国有的，我们也要有。”一方面，阿方狮子大开口，不断要求增加贷款与援助金额；另一方面，却对中方援助的物资肆意挥霍、浪费无度。

恩维尔·霍查

自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后，中阿关系开始出现罅隙。1978年7月13日，中国政府宣布终止对阿尔巴尼亚的援助，并撤走所有在阿的中国专家，中阿关系由此降至冰点。现在看来，中阿曾牢不可破的兄弟之情之所以仅维持了24年便戛然而止，都是“意识形态高于一切”的外交政策惹的祸。失去中国援助后，阿尔巴尼亚的工业体系陷入瘫痪，经济持续低迷。1990年东欧剧变时，其人均GDP仅200美元，被联合国列为全球最贫困国家之一。时至今日，阿尔巴尼亚的经济状况虽已有所改善，但其人均GDP仅6000美元，与欧盟平均水平的3.5万美元相距甚远，故而仍被拒于欧盟大门之外。

与中阿两国“分道扬镳”同步，自1978年起，中国终止了对阿尔巴尼亚影片的引进。阿尔巴尼亚电影如同阿尔巴尼亚这个国家，自此渐渐从中国人的视野中淡出。阿尔巴尼亚电影人的命运，也随着阿尔巴尼亚之后动荡不定的政局而跌宕起伏、饱经磨难…… 从当年参演《宁死不屈》的那些阿尔巴尼亚演员们的自述中，或许能管中窥豹，略知一二。

参演影片《宁死不屈》阿尔巴尼亚演员们的命运和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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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心若沉浮安之若素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