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4月25日下午，电影节行程结束，在北京东四北大街的一家咖啡馆，《南方人物周刊》的记者和摄影师见到了他。车子停在窄道上，欢迎他的人自动排成两列。他身形佝偻，拄着拐杖，神色疲惫，但笑容温和，坚持推开前来搀扶的人，自己行走。
匈牙利导演贝拉·塔尔生前最后一次来到中国是2025年4月。他被邀请担任第15届北京国际电影节“注目未来”单元国际评审团主席。
4月25日下午，电影节行程结束，在北京东四北大街的一家咖啡馆，《南方人物周刊》的记者和摄影师见到了他。车子停在窄道上，欢迎他的人自动排成两列。他身形佝偻，拄着拐杖，神色疲惫，但笑容温和，坚持推开前来搀扶的人，自己行走。
“啤酒？”他坐下后问。
没有得到回复，他又说，“有啤酒吗？”
喝下啤酒，他的精神仿佛好了些。他告诉我们，他做过九次脊椎手术。他声音缓慢，词一个一个蹦出来，带着鼻音。
那一周，他看了许多电影，但觉得很多没有那么好，浪费了时间和生命。他骂了一句脏话。翻译没有听懂，交流变得滞涩。他换了一种更简单的说法。这不是他第一次表达对当下电影的不满。在几年前的一次受访中，他说，现在的电影大多看起来像漫画。它们都忽略了“时间”。
被我们包场的小小的咖啡馆里挤满了人，有带着得意门生前来的北京电影学院教授苏牧，他对贝拉极为推崇；有带着大小机器和前来追星的助理们的学生编导，他们想为贝拉的中国行拍摄一部纪录片。在镜头的记录下，教授向贝拉·塔尔展望，他们可以一起怎样帮助河北一所学校的学生实现电影梦想。第二天，两人就要去河北授课。贝拉·塔尔说，自己或许可以每个学期来两周，和学生们一起创作。
贝拉·塔尔在波黑的首都萨拉热窝的工厂电影学校担任教授和策展主管，也在几所电影学院担任客座教授。他对我说，他想让学生真正去做自己的作品、感受自己的经验，而不是重复、重复。“我不想让他们（学生）变成电影工业的奴隶。”他说。
贝拉·塔尔认为，可以用超低预算拍电影，就用一台摄像机，甚至是一部手机，不需要有很多明星，“你不能成为金钱的囚徒。”他说。但是，要找到“真正的人”做演员。他以《撒旦探戈》（1994）里的小女孩为例，他第一次见到她时，她是个11岁的孤儿。电影里，他把这个小女孩变成了完全不同的另外一个人。
1994年，《撒旦探戈》上映，其独特的长镜头、对于时间和政治的哲思让它成为一部不褪色的、超凡的作品，正如苏珊·桑塔格那句著名的评语，“片长七小时却每一分钟皆雷霆万钧，引人入胜。”
哪怕这七个小时让观众不解、走神、犯困，但它的开头和结尾令人难以忘记。它开始于一个荒废的集体农场，一个男人从床上爬起来、走到窗前、探寻着教堂的钟声；七个小时后，一位医生将自己的房间用木板封起来，教堂的钟声回荡，银幕变黑。这多像普通人的一生，饱受痛苦和折磨，又毫无意义。
《撒旦探戈》
贝拉·塔尔曾经说过，他爱勃鲁盖尔的作品。《撒旦探戈》里有个著名的舞蹈场景，集体农庄的酒馆里，人们喝得烂醉，有几个人起身跳舞，在一团死气的地方大家一下子生动起来，这一幕让人想到勃鲁盖尔的画。我提起勃鲁盖尔，贝拉·塔尔眼前一亮，我问他是否记得第一次看勃鲁盖尔的作品是什么时候。“原作吗？是1984年，在荷兰鹿特丹。触感真的很不一样，”他感叹，如果有另一种可能，他重新上学的话，也许会成为一名艺术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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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贝拉·塔尔来说，电影是“灵魂的探索”。
从1987年开始，他所有电影都拍摄于11月到3月之间。我问他，你讨厌冬天吗？恶劣寒冷的天气，在你的电影里为什么这么必要？“当然，谁爱冬天呢？谁喜欢下雪呢？没有人。我是说，好吧，我非常讨厌这样的天气，以至于我不得不刻画在那种情境下、那种天气里的人物。”
在电影《诅咒》（1988）里， 在衰败的煤矿小镇，一个角色说：霾雾侵入角落，吸进肺里……占据了你的灵魂。在贝拉·塔尔的影片中，角色的内心与外在的环境有非常深的联系。
自《秋天年鉴》（1984）以后，属于“贝拉·塔尔”的独有的辨识度更高了，可以识别的特征包括长镜头、荒凉的黑白画面、与世隔绝的环境、压抑的场景，还有孤苦而愤懑的人物，这些元素逐步成为了他风格中不可缺少的部分。
在对谈中，主持人频频盛赞贝拉·塔尔。面对赞誉，贝拉·塔尔有些心不在焉
贝拉·塔尔还活着时，已经被全世界的影迷尊奉为大师。
贝拉·塔尔是塔可夫斯基的信徒，又有许多导演是贝拉·塔尔的信徒，比如格斯·范·桑特。
2022年，我因为塔可夫斯基诞辰90周年，采访了研究东欧电影的北京电影学院学者王垚。王垚提到，与其他国家可能稍有不同的是，塔可夫斯基、贝拉·塔尔在中国成为“文化英雄”般的存在——在坚硬的水泥地里，他们破土而出，创作出了世界级的杰作。“这是我们够不着的，没有人会为电影奉献到这个程度。他们特别疯狂，特别虔诚。影迷就会把这个东西阐释出一个宗教性。说白了，大家首先还是觉得，我们的电影不行，我们有不满，得找一个人来替我们做这些事情。我们觉得老塔特崇高，贝拉·塔尔特崇高。” 王垚说。
2017年夏天，贝拉·塔尔受邀到FIRST青年影展担任训练营导师。他的生日是7月21日，正好在影展举办期间。影展主办方、从业者、影迷们给贝拉·塔尔过了一个令他惊喜的生日。在王垚的印象中，似乎是FIRST影展的创始人李子为在一个放映结束的场合说，大家别走，放了一个“特别煽情的音乐”，最后全场人眼含泪花。“大家都好像在做一个特别了不得的事情。因为这里有一个导师。”贝拉·塔尔脖颈上挂着一条哈达，王垚和其他影迷们都有这个感觉，在很多后辈心里，他是仁波切一样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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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鲸鱼马戏团》
2024年初春，中国电影资料馆进行了《鲸鱼马戏团》（2000）和《都灵之马》（2011）的学术放映。七百余人的影厅，观众坐了大半。影迷自发地印了《鲸鱼马戏团》和《都灵之马》的小卡片，散放在场馆外银杏树下的休息椅上，供观众自取。我也拾取了两张，都是黑白的影像，都是两个在荒凉风景里茕茕孑立的人。看完《鲸鱼马戏团》，有很多事情我仍然觉得模糊不清，无法解释：为什么镇上的居民如此害怕这一酗酒的马戏团和其神秘莫测的领袖王子？经过了骚乱、暴力，这部电影要把观众带往何处？
《都灵之马》是一部伟大的、残忍的寓言，正好与上帝用了七天创造世界相反，父女二人在七天的时间里迎来末日。他们在狂风中吃着越来越少的土豆，度过相似的又一天。在那种单调中，电影传递出一种深刻的绝望感。《都灵之马》全片只有29个镜头。这是贝拉·塔尔的最后一部电影。他说，随着《都灵之马》，他到达了工作完结的地方，他不想用他的电影语言去表达重复的事情。
《都灵之马》
2019年，因为纪录片《缺席者》（2019），贝拉·塔尔公开接受采访，说这部纪录片是讲述“资本主义和我们所身处的非人性体系。如果你不够高效，你就得出局”。片中的人们过着日复一日枯燥乏味的生活，日间收容所，夜间收容所，乞讨。“但这里有一个存在主义的问题：我们跟他们不同吗？或许我们的生活只是比他们稍大一点的日复一日的循环而已。我们是这个社会的一部分——但是我们生产出了一些什么东西？只是该死的利润而已吗？”这部纪录片在维也纳博物馆区的E厅放映，展厅如散场的社交舞会，杯盘狼藉。在4天内放映了8场后，《缺席者》再没放映过。贝拉·塔尔坚决地表示，这部作品不是他向电影的回归，而是“我的作品的一个真正的尾声”。
2025年那个见到贝拉·塔尔的下午，我们的摄影师一直在簇拥着导演的那个圆圈外走动、蹲下、拍照，如此反复。贝拉·塔尔在他的镜头下像一个耐心的导师。
贝拉·塔尔与夫人
两小时的茶叙结束，贝拉·塔尔神色更加疲惫了。穿着洋装的年轻妻子陪他坐在咖啡馆靠墙的一排长椅上，轻声跟他沟通接下来的行程。有学生提出想给贝拉·塔尔拍一些他不用说话的镜头。贝拉·塔尔把他的眼镜推到脑门，露出大而友好的眼袋。接着，终于有那么几分钟，贝拉·塔尔的周围没有人了。有人在拆设备，有人在室外抽烟，贝拉·塔尔坐着，拄着拐杖，上半身前倾，好像在发呆，又好像在看着我们。征得同意后，摄影师在贝拉·塔尔身前蹲下，连续拍了三分钟，记录下他沉思的、微笑的模样。接着，他要起身出门，还会听到一些客套的话，比如请他再次出山，继续拍注定影史留名的电影。
北京时间2026年1月6日晚，世界各地的影迷看到了一则消息：贝拉·塔尔去世，享年70岁。
来源：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