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得闲谨制》是一部无法用既定抗战题材电影的话语来概括的新片。它的视听语言与造型艺术显现出一种属于“Z世代”的认知,用抽象的话语形式将丰富的战争细节呈现出来。既没有回避全民抗战的艰难,又凸显了人性在战争中的坚韧,把伟大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表达得富于时代色彩。在近年
潮新闻客户端 林玮
《得闲谨制》是一部无法用既定抗战题材电影的话语来概括的新片。它的视听语言与造型艺术显现出一种属于“Z世代”的认知,用抽象的话语形式将丰富的战争细节呈现出来。既没有回避全民抗战的艰难,又凸显了人性在战争中的坚韧,把伟大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表达得富于时代色彩。在近年来的抗战影像中显得与众不同,又殊为难得。从历史性与时代性的角度来解读这部没有宏大叙事,又不是平凡人的苦难叙事的“新抗战电影”,是影视批评里非常必要的工作。
“理要讲,人要杀”:人性是如此复杂
“抗战”是中华民族现代叙事的一个基本母题。不同时期的抗战电影有不同的历史任务,也产生出了不同叙事范式。从《地雷战》(1962)、《地道战》(1965)展示全民抗战的“汪洋大海”,显现人民智慧的无穷无尽,到新时期《血战台儿庄》(1986)、《百团大战》(1991)等史诗性宏大架构,既是影像技术的发展使然,更是时代话语的变化表征。随后,《巧奔妙逃》(1995)、《举起手来》(2005)等黑色幽默电影,《风声》(2009)、《悬崖之上》(2021)等精巧构思的谍战片,以及《鬼子来了》(2000)、《南京!南京!》(2009)等带有探索意味的实验电影,让抗战影像变得丰富而多元。其中,最值得称道的是电影对人性的表达愈显深沉:中国人民内在的品性中,除了智慧、勇敢、民族大义之外,也有善良、坚韧和不敢为天下先。这是人性的复杂,而战争中,这种复杂性无疑得到了放大。
《得闲谨制》延续了这种复杂性思维,用多种现代视听艺术的独特手法,重新架构了一个属于“人民”的抗战。电影从一条挤满了“人民”的船,逆长江而上写起——这里的“人民”是逃难的人民,谋生本是他们的第一要务,然而“非也”;这里的“人民”是未启蒙的人民,附势本是他们的第一选择,然而“非也”。
“浪急靠人压”:人民是如此坚韧
在《得闲谨制》中,“人民”一改《地道战》《地雷战》里的“智慧”面貌,转而成为了惜命、狡黠的“死老百姓”;“战士”也不如《八佰》(2020)里那般骁勇,而是用“只打飞机”作为托词,实际上“五年没有打过仗”的“渣兵”。当然,“渣兵”也是人民。在这样的故事架构中,莫师傅登场了。他代表了百年前以当时的国都南京为前沿的中国现代化基本水平,围绕着他,一家四口以及随同逃难的人们,体现出了那个时代“人民”,乃至群体性中国人民的品格。
一是传承性。“得闲”是片名,也是莫师傅的名字。在电影中,当金陵机械制造厂的八级钳工莫师傅把“得闲谨制”四个字焊印在其手作物件上时,一种谨慎而强烈的传承感就出现了。人要对得起自己的名字,因为名字背后是家族,乃至民族的传承。所以,即便逃难,莫太爷也要背着神祖牌;刚到宜昌,得闲就组建家庭,儿子等闲呱呱坠地;敌人来临,夫妻俩不是找太爷,就是找儿子,一家人一定要在一起。此外,莫太爷对文言名句信手拈来,无不是传承的象征。
二是专业性。“乌合之众”是精英用来形容普罗大众的常用词。在《鬼子来了》等荒诞见长的抗战电影中,这种“乌合性”极为明显。可是,《南京照相馆》《得闲谨制》等近年来出现的抗战电影却高度关切现代意义上的人的“专业性”。摄影师、钳工,都是现代社会分工的产物。它不同于《巧奔妙逃》里弹棉花、种地或《金陵十三钗》(2011)里的风尘女子等传统职业,而是现代化中国在民国时期的雏形。这当然带有想象的成分,是为了让Z世代更好理解那个时代的艺术创构。而它恰说明了至少在当代人对抗战叙事的理解中,“人民”是嵌构性的。钳工莫得闲是人民,他有自己的专业。这种专业来源于现代社会,也是现代人实现自我救赎的“本钱”。就此,甚至可以说,《得闲谨制》是职场与战场的叠加。
既有历史文化的传承(如鸭血粉丝),又有现代社会的专业(如留声机),“人民”在《得闲谨制》中变得极有坚韧性。莫得闲一面高呼“大家躲起来”,一面运用专业知识反击真枪实弹的日本兵。他是典型的“莫得闲”,始终在为一家人和一队兵能“活下去”卖力。而那些士兵与百姓,也在这种动员与鼓舞中觉醒。
“闲”作为一种理想:艺术是如此有力
显然,《得闲谨制》演绎的不是历史的真实,而是这个时代对抗战的理解。它是一个时代对另一个时代的想象性认同,也是一代人对前一代人的艺术性致敬。这种艺术性表现在电影中,就是话语的“抽象”。这是一个网络用语,强调的是反逻辑、反常规,用反差和解构凸显其存在。电影中,诸多台词都显得那么不真实,譬如临死的士兵用指代性的修辞问长官“你是会顺着水流,还是逆着水走”,说“闭嘴,不是闭眼”之类的俏皮话;莫得闲在被追杀中大喊“他们不够我们害怕,不够我们难过,所以他们会杀光我们”之类缺乏直观逻辑的话语;以及太爷爷的种种荒诞行为、儿子莫等闲的听觉时好时坏等,都是“抽象”艺术的表达。
这种表达可能会让熟悉之前抗战题材电影话语的观众产生不适,以为《得闲谨制》故弄玄虚或是匠气十足。这多少是一种艺术表达上的“代沟”。电影中,既有“像一个人一样慷慨赴死,像一群人一样前赴后继”等宏大叙事的抗战话语,又有“他咋个把脑壳往前凑,没见过炮子啊”等平凡叙事的抗战话语,更有“理要讲,人要杀”等充满Z世代抽象意味的话语表达。它是一个充满隐喻的混杂存在,把抗战讲得既让人落泪,又让人深思,并常有出戏的“间离”之感。譬如“莫得闲”与“莫等闲”的父子之名。这两个三字词,都是“忙”的意思。但“莫得闲”是人被卷入时代(如战争、工厂流水线)之中,不得不为之的状态;而“莫等闲”则是人掌握着自我,主导着时代,向更高境界迈进的成长状态。电影把此二者并置,显现出Z世代对“闲”的理解——它不是虚无,而能生万物。就此而言,《得闲谨制》作为一种充满Z世代抽象意味的影视艺术,有力地表征出了属于他们这一代人的“抗战”。“得闲”是一种状态,“谨制”是一种态度。电影的名称或可理解为,它是一群人得闲之后,以严谨敬畏之心,创作出来的文本,有待另一群的“得闲谨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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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影视大咖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