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今年看完最后一场片子时,我在影院门口站了好久。外面是冬夜的风,裹着爆米花和散场人群的余温。脑袋里转的不是票房榜单也不是谁拿了哪个奖,而是两个看起来矛盾的事实并行:国内票房在攀升,影市却不像往年那样有“热闹的共同体感”;小众与作者性作品在国际影展和城市电影院里活
今年看完最后一场片子时,我在影院门口站了好久。外面是冬夜的风,裹着爆米花和散场人群的余温。脑袋里转的不是票房榜单也不是谁拿了哪个奖,而是两个看起来矛盾的事实并行:国内票房在攀升,影市却不像往年那样有“热闹的共同体感”;小众与作者性作品在国际影展和城市电影院里活得像两个世界。
国家电影局公布的年度数字告诉人们,市场总量回暖,500多亿元这个门槛被官方数据写进里。你从数据表格里看到的是增长,是复苏的GDP式喜悦。但影院里我看到的是不同的故事:大片在一线城市的豪华厅刷着特效,二三线城市的观众却在寻找更接地气的叙事;好几部在戛纳、威尼斯、柏林上被媒体刷屏的影片,在国内却只有小范围讨论。为什么会这样?不是审美的简单分裂,而是结构性的问题。
先说发行与放映。这两年,院线排片越来越像一场权力游戏。档期竞争、屏幕分账、宣传资源向头部集中,造成了“票房优先”的筛选机制。资本愿意为有高票房预期的项目投入海量宣传,换来的是短平快的票房爆发和随后迅速消失的观众记忆。另艺术片和节展片虽然在国际上拿奖、得到电影节策展人的青睐,但回到国内,院线与营销并不给它们足够的上座空间和话语资源。观众如何找到这些影片?靠影展、靠艺术电影院、靠口碑链条,而不是靠铺天盖地的投放。
再说制片逻辑。近年来,动画与类型片逐渐成为本土电影工业的命脉。《罗小黑战记2》《哪吒之魔童闹海》这些头部动画不仅带来了票房,也带出了一种观影习惯——家庭观众的回流。但它们的成功并不能自动转化为产业内部对艺术探索的风险偏好。投资方计算的是确定性与回报率;导演要的往往是时间与空间,两者本就难以兼容。于是我们看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导演愿意冒险去国际影展争取作者性口碑,而商业片团队在国内市场做“稳稳的开心”。
也别忽视政策与历史记忆的影响。战争题材、历史纪实、民族叙事在国民影像文化里有着特殊位置。2025年内地上映的若干历史片把观众带回了集体记忆中,这既是市场选择,也是话语权的体现。国家媒体与院线对某些题材的偏好,会影响资金流向与放映机制。这并非简单的审查问题,而是文化治理与公共记忆构建的一部分。电影不是孤立的艺术品,它总在更大的政治、社会语境中被消费。
有一点我特别想提:影史与下沉。过去只有在北上广那些影展里,才能看到《蓝》《红色沙漠》《特写》这样的历史片单。2025年看到这些片子被下沉放映到二线城市,是件小确幸。那种感觉像是把一个长期被精英圈占据的文化资源,慢慢还给更广泛的观众。放映组织者、地域博物馆、院线社区放映项目,都在改变观影的地理分布。结果不是立刻产生票仓,而是让某些审美与讨论在更大的社会层面扎根。长期这比一次票房爆发更有可能改变公众的影像识别能力。
影片质量的提升,很大程度上来自创作者自我要求的回归。所谓“轻质量重票房”的撤出,带来的并非单纯的净化,而是一种市场自我筛选。没有了那么多靠噱头上榜的作品,观众对叙事、表演、影像语言的敏感度在潜移默化中被拉高。导演们也开始有更多勇气去做实验,不再把所有精力都放在短期票房回收上。你能在国产片里看到更多微妙的表情、现实主义的小细节,甚至是有点不讨好的叙事节奏。
国际影展带来的“溢出”同样值得观察。获奖能给导演带来国际话语权和海外发行渠道,也为影片带来更长的生命周期。但这种光环并不自动转换为国内市场的流量。节展的评审逻辑与国内大众口味往往不一致。电影人需要在两条线之间找到平衡:既要满足电影自身的艺术追求,也要想办法和更多观众对话。
说到观众。其实变化最慢但最关键的还是他们。观众分化并不是坏事。有人追求形式的先锋,有人爱热闹式的大片,还有人钟情于能在屏幕上看到自己生活样貌的小成本影片。未来的景象可能是一个更复杂的生态:既有高投入的商业片,也有把观影当成知识共享的放映活动,还有路演式的下沉与社区影像的复兴。
我从不相信一刀切的悲观,也不信单纯的乐观。电影生态的修复需要时间,需要制度、资本和文化共同发力。今晚离开影院的时候,我并没有。只记得有人在影厅里轻声说了一句:好久没看见这样的片子了。那句话像个伏笔,等着明年去证明或者推翻。
来源:直率沙滩wU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