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第一个音符落下时，我想起的不是画面，而是他的声音。那是2001年的冬天，北京电影制片厂的摄影棚冷得像冰窖。翟导裹着件军大衣，站在监视器后，为《长征》里一个过草地的镜头，已经拍了十七条。第十八条，当群众演员中一位冻得嘴唇发紫的老兵突然流下真实的眼泪时，翟导没喊“

站在告别厅的入口，《十送红军》的旋律如流水般淌出，却不再是记忆中那粗粝激昂的调子。今天，它为一个人而奏——翟俊杰导演。

“一送(里格)红军，(介支个)下了山……”

第一个音符落下时，我想起的不是画面，而是他的声音。那是2001年的冬天，北京电影制片厂的摄影棚冷得像冰窖。翟导裹着件军大衣，站在监视器后，为《长征》里一个过草地的镜头，已经拍了十七条。第十八条，当群众演员中一位冻得嘴唇发紫的老兵突然流下真实的眼泪时，翟导没喊“停”。他盯着屏幕，直到那个长镜头结束，才用沙哑的、压得很低的声音说：“好。这个好。”那声音里有种抑制住的颤抖，像绷紧的弓弦。那不是满意，那是一个导演，在长征战士的苦难面前，最本能的敬畏与不忍。

“问一声亲人红军啊，几时(里格)人马，(介支个)再回山……”

“再来一遍！”这是他在片场说得最多的话。翟导对“真实”有种近乎偏执的信仰。为拍《血战台儿庄》，他让爆破组把炸点精确到米，自己却站在离炸点最近的地方；为《长征》里毛泽东一个夜读的镜头，他琢磨煤油灯火苗跳动的节奏，非要那光影“照出主席心里的山河”。我们都怕他，又都服他。因为他要的“真”，不是给观众看的，是给历史、给那些长眠青山的人一个交代。他的摄影机，是一台诚实的祭器。

“三送(里格)红军，(介支个)到拿山……”

真正走近他，是在后期机房。那里没有片场的雷霆万钧，只有屏幕幽光映着他专注的侧脸。看《我的法兰西岁月》粗剪时，放到少年邓小平离乡的码头送别，他突然抬手示意暂停。屏幕蓝光映着他花白的鬓角，他沉默了很久，才轻声说：“当年我离乡参军，母亲送到村口，也是这样，一句话没说，就是看着。”他摇摇头，没再说下去，只让剪辑师把那个空镜留长了三秒。那三秒里，没有台词，只有离人的背影和苍茫的江水。原来，他镜头里所有的告别，都藏着他自己的告别；他电影里所有的远行，都映照着他十八岁那年，头也不回地走上从军路的那个少年。

“千军万马(介支个)江畔站，十万百姓泪汪汪……”

这些年，他送走了多少“红军”呢？《大决战》里炮火连天的年轻面孔，《惊涛骇浪》里被洪水吞噬的战士，《长征》里倒在雪山的炊事员……他用胶片为无数英雄树立了纪念碑。可今天，我们站在这里送他。他成了被送别的人。历史与当下，在此刻叠合。我们这些曾在他镜头前演过军人的人，如今一身黑衣，站在他的面前，才恍然惊觉——这位拍了一辈子“送别”的人，自己也是那个时代的“红军”啊。他们那一代人，用青春和热血浇筑了一种信仰，然后，又用电影，小心翼翼地把这信仰的火种传递给后来者。

“鸿雁(里格)阵阵，(介支个)空中过……”

近些年，他老了，话少了，但眼睛依然亮。去年探病，他靠在床头，窗外是北京秋日难得的蓝天。他忽然指着天空说：“你看那云，多像咱们拍《长征》时，在夹金山顶看到的。”他喃喃自语，“那时候真苦啊，可心里真干净，真亮堂。”那一刻，他不再是声名赫赫的大导演，只是一个想念战友、想念征途的老兵。他毕生所追索、所歌颂、所信仰的，从未远离，都化作了那片他心中永远干净的云。

哀乐低回，鲜花环绕。翟导静卧在松柏之间，身上覆盖着鲜红的党旗。那红色，与他电影中漫卷的红旗、战士帽上的红星、晨曦染红的江河，是同一个颜色。那是他生命的底色，也是他艺术的终章。

歌曲终了，余音在肃穆的大厅里袅袅盘旋，不肯散去。

这不是结束。我想起他在《长征》纪录片里说过的话：“我们拍历史，不是为了留在过去，是为了让今天的人，还能找到出发时的路。”

十送红军，十叩心扉。翟导，您慢慢走。您镜头下的山河与烽火，您凝视过的牺牲与信仰，已如您所愿，在无数人心中扎下了根，长成了路标。

从此后，山高水长，每当银幕亮起，历史的风呼啸而过，我们都会想起，曾有一位导演，用他的一生，为我们——也为后世——执着地、深情地，唱着一曲不老的“十送红军”。那歌声，将穿透时光，音尘不绝。

来源：墨竹留雅意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