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两部作品虽然时代背景、具体行为不同，但都深刻描绘了底层个体在结构性困境中，如何以牺牲身体为代价，换取生存与家庭希望的悲壮图景。

从核心主题、叙事结构和人物命运来看，现实题材电影《路过未来》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就像是现代版的《许三观卖血记》

两部作品虽然时代背景、具体行为不同，但都深刻描绘了底层个体在结构性困境中，如何以牺牲身体为代价，换取生存与家庭希望的悲壮图景。

两部作品的核心情节都围绕着一个极端行为展开：出卖身体健康的权利，以换取维持家庭或实现梦想的微薄资本。

许三观一次次卖血，是为了应对家庭面临的急性、大额的现金需求，如支付医药费、度过饥荒、打点关系等。

卖血成为他唯一可以换取家庭渡过难关的极端手段。

而在 《路过未来》中，在市场经济高度发达、但阶层固化的当代都市，耀婷面临的困境是高昂的房价与微薄收入之间的鸿沟。

她选择“试药”，同样是用身体健康去赌一个快速积累首付、在深圳安家的机会。

两者都将个体的身体异化为可交换的商品，揭示了在不同时代背景下，底层人民为了最基本的生存尊严所付出的惨痛代价。

两部作品的主人公，其行为的根本驱动力都源于对家庭的责任与爱，这种爱在极端环境下呈现出复杂而坚韧的面貌。

许三观卖血是他履行父职、证明自己“能扛起一家”的方式。

杨耀婷的动机同样源于家庭。

父母因她幼年的肝病耗尽了在深圳安家的积蓄，最终被迫返乡却又无法融入。

耀婷深感愧疚与责任，她拼命赚钱、甚至冒险试药的核心目标，是在深圳买一套最小的房子，把父母接回来，重新建立一个“家”。

她的奋斗，是对父母牺牲的补偿，也是对自己“异乡人”身份的挣扎——试图通过拥有房产，在都市获得扎根的“土壤”与自我的身份认同。

他们都把个人的身体和未来，抵押给了“家”这个沉重的概念。

许三观每次卖血后“一盘炒猪肝，二两温黄酒”的仪式，既是对身体的补偿，也是一种苦涩的尊严宣告。

《路过未来》中，当耀婷已经明白自己既拖垮了身体，又失去了在深圳买的机会以后，她约李新民吃饭，也点了炒猪肝。

小结尾处，她与新民踏上返回甘肃的火车，画面中出现了超现实的白马意象，导演解释这是“她对生命的挽留”。

这个开放式的结局，充满了不确定性，但却也是此类现实题材的问题所在。

比如这部电影就有高房价、制造业危机与失业、土地流转、有偿试药、整容风险以及青年精神孤独等多个社会议题，但人物动机的功能化、情感关系的巧合性，以及对社会问题批判性的回避与肤浅，都让这部电影只有议题，没有议论的过程和结果。

如果说耀婷下定决心要在深圳买房是为了弥补父母当初把买房的钱给她进行了肾移植手术，那么在自己经济状况完全无法承担一个房子的首付的前提下，她还要强行支付定金，不全面了解行情就单方面听信销售人员房子必然会涨价的恐慌性营销宣传，属实有些不合逻辑。

再者，耀婷父母一定要让二女儿耀男考上深圳的大学，也毫无逻辑可言，难道不能放开更多选择，让已然成年的孩子自己去选择？

），新民就对耀婷产生了好感。

好巧不巧剧情上还设计了让他们因为试药“奔现”，这样过于粗糙、巧合的人物关系设计，大大削弱了影片的现实意味。

影片最后是一套公式化的结尾，如此这类的现实主义题材电影大多是用一种艺术性的开放式结局收尾， 美其名曰现实的问题不可能轻而易举地彻底解决，人生只能走一步看一步，实际上是逃避对人物现实困境的深挖，没有直戳社会结构性问题的痛点，却又想强行让观众反思与共情。

现实题材影片如果只是为了堆砌社会议题，让人物动机服务于情节需要，让故事逻辑脱离人物真实的生存逻辑和现实世界的真实困境，那这样的现实题材本身就是“非现实”的，也是无法让观众代入情感共鸣与社会思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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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A大杂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