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并不如烟：银幕“正面战场第一枪”：《血战台儿庄》创作始末

摘要：1965年7月20日，原国民党代总统李宗仁自海外归国抵达北京。当晚，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设宴款待李宗仁夫妇。席间，周恩来将曾执导影片《南征北战》的著名导演成荫引荐给李宗仁，并对成荫说道：“今天李先生从海外回来，我看他有两件事今后可以拍电影。一个是1938年李

银幕“正面战场第一枪”
《血战台儿庄》创作始末

1965年7月20日，原国民党代总统李宗仁自海外归国抵达北京。当晚，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设宴款待李宗仁夫妇。席间，周恩来将曾执导影片《南征北战》的著名导演成荫引荐给李宗仁，并对成荫说道：“今天李先生从海外回来，我看他有两件事今后可以拍电影。一个是1938年李先生指挥国民党杂牌军在徐州会战中的台儿庄大捷，一个就是今天李先生归根。”

李宗仁海外归来，周恩来机场迎接

遗憾的是，周恩来和李宗仁在世之年却未能见到这部影片的问世。这一憾事的成因，并非导演成荫的疏失，而是受制于彼时之政治环境，加之随后席卷而来的十年浩劫。1984年4月26日，成荫因病离世。尽管改革开放后，成荫曾执导了反映国民党进步将领张学良、杨虎城的影片《西安事变》，但周总理当年嘱托的台儿庄大捷题材影片，终究未能在他手中实现。

导演成荫

然，导演成荫未竞的使命，冥冥之中却“自有后来人”。1981年，在文化部供职的田军利，偶然读到了由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执笔的《李宗仁回忆录》。这部耗时三载完成的著作中，台儿庄血战的壮烈场景与中国军民惊天地、泣鬼神的英雄壮举，深深震撼并打动了田军利。一个念头由此萌生：“一定要把这段历史搬上银幕。”

于是，田军利找到自己的好友，也是此事的志同道合者，时任电子工业部电视录像室编导的费林军。这两位非专业编剧的年轻人志趣相投，一拍即合，随即携手开启了电影剧本创作的历程。时，田军利28岁，费林军26岁。本文将从这两位全然不知晓周恩来总理拍摄台儿庄大捷影片夙愿的年轻人，投身《血战台儿庄》剧本讲起，细述剧本创作所经历的日日夜夜，走过的沟沟坎坎……

田军利与费林军

一、最初的剧本什么样？

或许您有所不知，最初剧本的情节与最终搬上银幕的故事可谓大相径庭。或许您难以想象，早期剧本的核心人物与叙事线索并非指挥台儿庄战役的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而是其麾下、来自西北军的第59军军长张自忠。至于蒋介石、李宗仁、白崇禧等更高层指挥官，在剧本中仅被提及姓名，并未安排实际出场。

张自忠

田军利与费林军之所以作如此编排剧本情节，显然是两人的心存忌惮。这背后的缘由，在当时看来似乎顺理成章，但如今看来却显得荒诞不经。似乎顺理成章的是，如此处理无非是为了让剧本更易通过审查。其一，张自忠将军堪称举世公认的抗日民族英雄，且未曾涉足与中共的内战。以他为主角，无疑将大大减少审查时遇到的阻力。其二，张自忠将军的个人经历极富戏剧冲突，尤其是在台儿庄战役中，他不计前嫌，救仇人庞炳勋于水火的那段高风亮节，无疑将成为剧本的高潮。从历史的视角审视，荒诞不经的是，撇开李宗仁去讲述台儿庄大捷，无疑是喧宾夺主、本末倒置，完全罔顾历史事实。台儿庄战役的主帅是李宗仁，他才是这场战役的核心人物。

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

正如后来影片导演翟俊杰所言，《血战台儿庄》最初的剧本并非我们最终看到的模样，而是以张自忠为线索展开。创作者选择这条主线，也是为了规避潜在的审查风险。然，张自忠将军参与的战斗仅仅是台儿庄战役的一部分，以李宗仁为主线来展现这场战役，才是尊重历史、还原真相的正确做法。

翟俊杰

二、拯救《血战台儿庄》剧本的“贵人”们

《血战台儿庄》剧本虽几经易稿，但终在1982年定稿。同年，剧本发表在了八一厂刊物《八一电影》第4期上。然，世事难料。剧本发表之后，竟遭遇长达约三年的无人问津之尴尬境地。想起曾满怀热忱，将无数心血倾洒于《血战台儿庄》的创作之上，如今竟落此结局，这令田军利与费林军倍感沮丧和无望。难道这部凝聚着他们梦想与汗水之作，真的要在尚未问世便胎死腹中了？然，天无绝人之路，苍天怜英才，贵人自然来。八一电影制片厂导演杨光远和广西电影制片厂文学部主任陈敦德，便是拯救剧本的贵人。他们的到来使田军利与费林军濒临流产的剧本获得了生机......

其实，《血战台儿庄》剧本在《八一电影》上刊出不久，便被杨光远注意到了。曾担任影片《地道战》摄影的他，对拍摄战争题材影片可谓驾轻就熟。当他看到剧本后，内心深处涌起一股强烈的冲动，渴望将这一远比《地道战》更为宏大的战争题材搬上电影银幕。岂料，当他向厂领导提出这一想法后，却遭到断然拒绝。理由简单亦直白：堂堂人民解放军的制片厂，怎能拍摄国民党反动派打仗的电影呢？

《地道战》摄制组部分成员合影

影片顾问工程兵副参谋长王耀南（左一）、八一厂副厂长夏川（左二）、导演任旭东（右二）、摄影杨光远（右一）

在抗战胜利40周年的1985年，官媒已开始对抗战期间国民党军正面战场有所宣传，《人民日报》更是刊载了《台儿庄光照人间》的文章。杨光远似感时机已到，再次找到了厂领导，重申自己拍摄《血战台儿庄》的想法。但八一厂却难以逾越那个雷池一步。尽管屡次受挫，杨光远对拍摄《血战台儿庄》的痴心却丝毫未改，心中的那份执着未有半分磨灭。多少年后，当回忆起当时的心境，他感慨地说：“我要拍《血战台儿庄》也是想通过电影银幕展现我们中华民族史诗般重大历史事件，这是民族自强的需要，也是时代发展的需要。”

杨光远

然，杨光远并不知晓，还有一个名叫陈敦德的，也在关注着《血战台儿庄》这个剧本。尽管他看到剧本的时间远晚于杨光远，但其行动力却更快、更果决。当他第一次看到剧本时，便想起1982年在北京电影学院进修时，导演成荫曾对他说过的那番话：“李宗仁先生是广西人，台儿庄战役时他是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希望你将来回广西电影制片厂后，能配合我进行这部戏的拍摄。” 遗憾的是，两年后，成荫便离世，陈敦德未能等到与这位大导演合作的那一天。

陈敦德

1984年底，陈敦德将剧本推荐给了时任广西电影制片厂第一副厂长、作曲家杨少毅。两人仔细研读后一致认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所坚持的路线，不仅仅是国家命运变化的新起点，也必然成为电影事业发展变化的新起点。很重要的一条，就是不能只搞“小桥流水人家”，或者只搞那些拳打脚踢的警匪、功夫影片，而是需要搞些“大江东去”的作品。” 《血战台儿庄》就是这个“大江东去”的作品。

杨少毅

于是乎，这个被八一厂拒之门外的活儿，广西厂接了。1985年3月初，陈敦德怀揣着3000元人民币，从广西千里迢迢赶到了北京，从田军利、费林军手上买到了剧本版权。3000元在那个年代绝对是高价了。3月8日，买下剧本的陈敦德直奔八一厂找到了杨光远。一方面，邀请八一厂导演及技术团队参加拍摄《血战台儿庄》这部电影。另一方面，告知广西厂放弃投资影片《落山风》，把两百万资金转投这部当时颇具风险和争议的影片上的决定。即《血战台儿庄》的拍摄是“小厂扛旗，大厂支援”的合作。广西厂作为项目的发起方和主要出资方，在八一厂的专业力量支持下，共同完成了这部影片。

广西电影制片厂

三、《血战台儿庄》剧本是怎样炼成的？

影片拍摄的大局已定，这项大业的起点又回到剧本了。不言而喻，无论是在导演杨光远的眼里，还是在文学部主任陈敦德的心目中，田军利与费林军在《八一电影》上刊登的那个剧本能叫响的只有那个《血战台儿庄》这个名字了，因为若真按照这个本子拍出来的电影是没法看的。换言之，这个本子必须脱胎换骨地改变模样。

首先，在陈敦德要求下，故事的主线必须从张自忠改为李宗仁。也就是把剧本改为以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为主线，并且把写人物的命运改变为表现整个台儿庄战役的背景、过程与结果的纪实性风格，按照历史事实来写，使影片具有一个宏大的历史感。这无疑是一个颠覆性的改动。杨光远对作者提出了影片不用闪回、要按时间顺序前进的要求。其用意是突出历史的真实性，强调影片的纪实风格，通过事件本身的生动、感人、真实，来增强银幕的冲击力量。这个构想，对于未来影片的基调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程思远（左二）与广西厂副厂长杨少毅（右二）、编辑部主任陈敦德（左一），编剧田军利（左三）、费林军（右一）一起讨论剧本

其次，八一厂参与执导拍摄的另一位导演翟俊杰，将陈敦德与杨光远对于剧本修改的要求进一步细化落实。他匠心独运地把台儿庄战役在影片中凝练为三个经典场面：其一，临沂增援战，表现的突出人物就是张自忠将军；其二，滕县保卫战，突出人物就是122师师长王铭章；其三，台儿庄保卫战，突出人物是30军31师师长池峰城。他还为剧本定下了“真实再现”的原则。即“从总指挥李宗仁到下面的营长，所有重要人物都是真实的，只有部分小人物虚构。”

第三，两位导演和陈敦德强调，剧本里呈现的故事情节，尽可能取自台儿庄战役中真实发生的事件。为此，除了大量采访了像郑洞国、李仙洲等当年参加台儿庄战役的国民党高级将领外，还从荷兰纪录片导演尤里斯·伊文思于1938年摄制的知名纪录片《四万万人民》中萃取了海量素材。如影片中“人梯渡桥”“运河鏖战”等诸多感人至深的场景，皆取材于这部纪录片。又如影片中蒋介石参加王铭章葬礼时遭遇敌军空袭，他却临危不乱，泰然自若地发表讲话的那场戏，并非凭空虚构，而是完全依据真实的历史档案资料记载拍摄而成。

《血战台儿庄》剧照：蒋介石参加王铭章葬礼

1985年11月1日，文化部电影局局长石方禹在北京京西宾馆主持召开《血战台儿庄》剧本座谈会，从政策层面为剧本定调、把关，给予明确支持。至此，该剧本已历经多达十七次重大修改。当剧本通过审查，会议结束前，当年李宗仁的秘书，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程思远，意味深长的一番话发人深省：“未来的这部影片，将拍出两个形象：一是在银幕上拍出当年国民党官兵抗战的形象；二是在银幕之后，拍出中国共产党人胸怀博大、高瞻远瞩、实事求是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