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看到一半，妻子不想看了，说忍受不了电影反应的中国人如此“没有血性”。她愤然到：“这么多的中国人，怎么就能被区区三个日本兵吓得哆哆嗦嗦，其中还有国民党正规军？”

12月14日和妻子到电影院看《得闲谨制》。

看到一半，妻子不想看了，说忍受不了电影反应的中国人如此“没有血性”。她愤然到：“这么多的中国人，怎么就能被区区三个日本兵吓得哆哆嗦嗦，其中还有国民党正规军？”

《得闲谨制》的确不是一部歌颂天生勇者的抗日神剧。

她的不解，恰恰指向了这部电影的真正内核。《得闲谨制》确实不是一部歌颂天生英雄的抗战传奇，它呈现的，是一群一开始几乎毫无斗志的人：主角畏缩退避，散兵游勇各自逃命，众人心中唯一的念头，是“就算死，也要死在离家近的地方”。然而，当逃亡的路彻底被切断，当最后的侥幸也被现实碾碎，他们竟在绝境中爆发出近乎本能的勇气，从只想活命的普通人，蜕变为敢于赴死的战士。

观影后，我对妻子说：这部电影最触动人的，或许正是它残酷的真实。它不回避战乱中普通人最普遍的状态——不是慷慨激昂，而是恐惧、犹豫、自保，甚至随时准备屈服。唯有当“投降也无法存活”成为共识，反抗才成为唯一的选择。

这种描写并非虚构。历史上的相似情景，教科书中没有，但现实存在：几个日本兵控制一座县城，一两个日军在村庄里肆意横行，地方士绅却只能陪笑设宴。为什么？

对个体而言，在刺刀面前，“理性”的排序往往是清晰的：最先选择配合，以换取生存的可能；其次是沉默，避免成为第一个被注意的目标；最后，才是反抗——因为最先站出来的人，往往最先倒下。电影中那三个日本兵，背后代表的是成体系的暴力与随时降临的屠杀；而百姓手无寸铁，溃兵弹药见底，在无人组织、无人指挥的情形下，自保成为最直接的反应。

普通人成为战士，通常需要两个条件的叠加：一是外在的组织与武装，给予他们行动的方向与集体的依托；二是内在的绝境——当“反抗也是死，不反抗也是死”成为共识，拼死一搏才会从个体的偶然，转化为群体的必然。

历史中确有这样的悲剧：百姓乃至被俘士兵，在明知走向刑场时仍不敢集体反抗。这并非因为他们天生懦弱，而是因为在那一刻，他们仍是被孤立的个体，仍未形成“我们”的意识。

英雄从来不是天生的。更多的时候，他们最初只是寻常人，甚至是所谓的“懦夫”。抗战期间，“抓壮丁”成为常见现象，许多被强征入伍的农民只为活命，并无战意。然而经过训练、教育，尤其是有效的组织与思想动员，其中不少人逐渐成长为勇敢的士兵，乃至真正的英雄。

这里的关键在于“如何唤醒”。共产党的部队之所以能在艰苦环境中凝聚战斗力，不仅依靠纪律与训练，更依靠深入的思想工作、平等的官兵关系，以及对“为何而战”的清晰阐述——这本质上是一种政治启蒙，是将个体命运与国家命运联结起来的叙事构建。相比之下，单纯的强制征召、指标摊派，只能聚集人身，却很难凝聚人心。

《得闲谨制》的真正价值，或许正在于此：它通过一群小人物的生存抉择，追问了一个更深层的问题——百姓何以成为战士？电影给出的答案并不浪漫：英雄气概并非与生俱来，而是在绝境中被逼出的生存智慧；但仅靠绝境并不足够，更重要的是，要有人将散落的个体组织起来，赋予他们共同的信念与可见的方向。

历史也在后续篇章中印证了这一点。

抗美援朝战场上，不少原国民党部队的士兵曾士气低迷、一战即溃，但经过系统的思想改造与组织整训，他们逐渐成为能打硬仗、敢打恶仗的队伍。例如由原国民党第六十军改编而成的第五十军，在朝鲜战场上屡次承担关键任务，打出威名。这再次说明：没有注定的懦夫，也没有天生的英雄。真正的转变，始于被唤醒的尊严，成于坚定的组织，终于共同的信仰。

因此，《得闲谨制》不仅仅是一部抗战题材电影，更是一部关于“觉醒何以可能”的冷峻叙事。它让我们看到：英雄往往来自最普通、甚至最怯懦的人群——只要他们被真正地唤醒，被有力地组织，被赋予值得坚守的意义。

我们的百姓，何尝不是如此？

和平年代，他们关心柴米油盐，计较得失利害，在有些人眼中，或许只是“碌碌庸常”甚至“难以管理”的芸芸众生。然而每到历史关头，真正承载苦难、迸发力量的，也正是他们。所谓“仗义每多屠狗辈”，从来不是浪漫化的想象，而是民众熟读历史后的客观总结。

善待百姓，不是在太平岁月视其为负担，而是在承平之时就看见他们之中蕴藏的力量与尊严。这或许已超出《得闲谨制》的表达，可能是题外话。

来源：影视大咖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