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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丨球球

编辑丨竹林阁楼

毕赣的新片《狂野时代》刚上，看完我最大的感觉是，那个拍《地球最后的夜晚》的“诗意疯子”，好像长大了。

不再是飘着的梦境，这次他用一个“电影怪物”，把一百年的故事都串了起来，沉得很。

之前总有人说他“重形式轻故事”，这次看完访谈才知道，人家根本是“故事魔怔人”。

从剧本到拍摄，连一支钢笔的来历都要开好几次会，这种较真劲儿，藏都藏不住。

2020年之前，毕赣本来在啃一个剧本。

讲的是杀人凶手的心理状态，细节抠得特别细，每个动作的动机都想透了。

他本来想换种“实”的风格，结果疫情一来，坐在书桌前突然卡住了。

“是不是创作得重新想？”这个念头一冒出来，他直接把写好的稿子全搁了。

本来以为会接着找个现实题材，没成想他转头就扎进了“百年故事”里。

用他的话说，就是想搞清楚“我们这种基因的人，到底要面对什么”。

这个核心想法，最后变成了电影里的“电影怪物”。

不是恐怖片里的那种怪兽，是个勾着背、让人看了就心疼的形象。

有点像钟楼怪人，看着丑，心却软，它在一百年里飘着，视觉、听觉一点点被拿走，最后连意识都没了。

我觉得这种“先推翻再重建”的创作，反而比一开始就定死的剧本更有生命力。

疫情让很多人重新想“活着”这回事，毕赣把这种思考放进电影里，让怪物代替所有人去漂泊，去经历。

这哪是拍电影，分明是用光影写了篇关于命运的散文。

怪物的故事定了，但怎么拍出来，毕赣又开始“不按常理出牌”了。

他在片场的操作，让主创团队天天捏把汗。

毕赣有个毛病，头天跟主创开会把拍摄细节定得明明白白，第二天一到现场，准保全推翻。

团队都快被他搞出焦虑症了，问他为啥，他就说“现场感觉不对，不够动人”。

这话听着像任性，其实是真懂电影。

文字里的想象，跟灯光架起来、演员站好后的实景，根本是两回事。

有次拍一场戏，他提前三天就画好了分镜，结果演员一入镜，他当场喊停：“镜头再往低一点，情绪得沉下去。”

这种“即兴革命”，最考验的是演员。

易烊千玺这次一人分饰五个角色，刚进组时快被他绕晕了。

前一天说角色是沉稳的，第二天开拍前突然通知“改成冲动型”。

千玺一开始也慌，后来跟毕赣说“我睡一觉就好”。

第二天回来，状态真的全调过来了。

毕赣对演员的方式很有意思，不摆导演架子。

跟千玺这种职业演员，他就把“为什么要这么演”讲透，跟舒淇拍罂粟花那场戏，干脆就说“你就当在跳舞，转圈就行”。

舒淇也厉害，就凭着这两句提示，拍出来的效果跟最终成片没差。

代价就是毕赣得天天“现编”，演员问“下一场演啥”，他可能前一秒还在想，下一秒就编出个方向。

但这种“现编”不是瞎编，是基于他对故事核心的把握，不管怎么变，都得绕着“动人”走。

电影里那个四十分钟的长镜头，很多人以为是炫技，其实是他的“省力招”。

提前跟团队说死，就在这块区域拍，不用换场景，反而成了全片最顺的一段拍摄。

现在再看毕赣，跟拍《路边野餐》时的业余状态完全不同了。

他得考虑电影工业的规则，得对团队负责，但又不想丢了自己的创作自由。

这种矛盾，反而让《狂野时代》更有味道，他总说“电影是建筑，观众是住客”。

很多人看完只盯着镜头多牛、长镜头多震撼，就像只看建筑的柱子多粗，却不进去住一晚。

其实他最想让观众感受的，是“住进去”后的那个梦，世界就算崩溃了，也还有人带着深情来告别。

《狂野时代》结尾，怪物变成了最朴素的人。

没有深刻的大道理，只有一句“再会”，这种简单，是毕赣用无数细节堆出来的。

从推翻剧本到现场改戏，从调教演员到打磨镜头，他做的所有“折腾”，都是为了让观众在黑暗里，摸到那份最真的情感。

十年前，他用《路边野餐》让我们看到电影的诗意，十年后，他用《狂野时代》让我们读懂电影的深情。

这个越来越“职业”的导演，没丢了自己的初心。

下一个十年，真挺期待他还能搞出什么“怪物”故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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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史观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