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电影《包氏父子》讲述了上世纪三十年代，一个在公馆里干了三十几年、深受主人信任的“义仆”——老包，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儿子包国维身上，散尽家财，到处借债供儿子上洋学堂。
电影《包氏父子》讲述了上世纪三十年代，一个在公馆里干了三十几年、深受主人信任的“义仆”——老包，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儿子包国维身上，散尽家财，到处借债供儿子上洋学堂。
他梦想着儿子从洋学堂里毕业出来就是“洋老爷”，可以“做大官”了，那时自己就可以安享老太爷的晚福啦。
望子成龙的老包不仅自己省吃俭用：一件棉袍穿了七年“油腻腻的有几十斤重”，一双棉鞋“在他脚汗里泡过了三个冬天”；还得老着脸皮四处告贷，去银行、学校哀求免缴制服费，甚至不惜玷污自己“三十年来没干过一桩坏事”的清白品格，为了让儿子打扮体面一点而去偷主人家的头发油。
可是，包国维却让他失望了。因为儿子和他同样做着一个梦，一个荒唐可笑的梦。
作为下人的儿子，却整天梦想成为阔少爷。所以，他讨厌自己那个灰暗寒碜的家，讨厌自己那个猥琐无能的父亲和他的那些穷朋友。
包国维把精力放在讨好阔少爷郭纯的身上。为了在郭纯面前显示自己的勇敢，在大街上公然拧女学生的腿；为了所谓的哥们义气，他动手打了郭纯的情敌，也因此被学校开除。
而影片的最后，郭纯和其他公子哥在自家别墅里赌钱；被学校开除的包国维和负债累累的老包在公馆昏暗的宿舍里，默默无言。
《包氏父子》剧照
电影里，老包因为带着儿子住在公馆，被老爷扣掉三块钱做伙食费，所以工资只有七块钱。而在原著中，老包的月薪一直是10块钱，一年的基本工资是120块钱。
这篇文章创作于1934年。此时正值“废两改元”时期，市面上流通的主要货币是银元。120块钱就是120块银元。
除开每月的固定工资外，老包肯定还有额外收入，例如三节（端午、中秋、春年）的赏金。
原文写了，过年那天，老包能拿到十来块赏钱；公馆做客的姑太太，舅姥爷，表少爷，过年过节一赏就是三五块。
粗略计算，老包一年至少有150块银元的收入。在公馆干了三十年，按理说老包应该攒下不少钱。
有网友说，老包属于中产阶级。但在当时，年收入150银元，远远达不到中产阶级的标准。
毕竟像祥子那样体面的人力车夫，每天有五六毛进项，一年能挣180块大洋左右，还不是照样是底层苦力。
但是，老包和人力车夫的不同之处：
车夫的收入要除去车厂车租、伙食费和住宿费。祥子三年才存了100块银元，一年到手的钱大概是33块银元。而老包父子俩吃住都在公馆里，住宿费和伙食费是大头花销，都不用花钱，那150块银元相当于净收入。
如果硬要分阶层，老包应该属于“下层阶级”的中上阶层。
这里的“下层阶级”，套用《北京的人力车夫：1920年代的市民与政治》里的说法：“1920年代北京人口的阶层分布呈金字塔形。根据一项1926年的警方普查，富有家庭仅占城市总人口的5%。富商、银行家和政府要员占领了尖顶部分。在此之下，铺垫着一个相对庞大、殷实的“中产阶级”(22%)和一个更加巨大的“下层阶级”(47%)。在下层阶级之下，还挣扎着少数“贫困人口”(9%)和更大的一块“赤贫家庭”(17%)。”（ps：1930年代的江浙地区不是1926年的北京，属于生搬硬套）
作为父亲，老包给包国维创造的物质条件还是不错的。
“包国维是在这张桌子上用功的。一排五颜六色的书，一些洋纸簿子。墨盒，洋笔，一个小瓶。李妈亲眼瞧见包国维蘸着这瓶墨盒写字过。一张包国维的照片：光亮亮的头发，溜着一双眼——爱笑不笑的。要不告诉你这是老包的儿子，你准得当他是谁家的大少爷。”
《包氏父子》截图
150块银元放在当时算是一笔不小的资产。
在三十年代的北平，1枚铜元能买到一个鸡蛋，或者一个松花蛋，或者一个桃子；2枚铜元可以在北平买到一个小儿梨，或是一个又熟又甜的苹果，或是一个很大的糟鹅蛋。
在二三十年代的上海，6枚铜元就可以吃到一碗肉面；小洋1角半可以炒满满的一大碗素什锦；小洋2角可以买到一碗洋葱牛肉丝。
两个人去上海饭店弄堂吃饭，所费只需大半块银元：一只生煸草头要价铜元8枚，腌笃鲜要价小洋2角半，切一块咸肉要价3枚铜元，第一碗白饭要价铜元3枚，第二碗白饭要价铜元2枚。
如果不把钱投资到包国维身上，老包的生活可以过得体面些的。就像电影里的厨子胡大那样喝点小酒，抽点香烟，偶尔搞点卤肉花生当下酒菜。
《银元时代生活》写到，当时上海南市有许多家专门供应热酒为主的酒店。门前都摆满了下酒小菜，例如发芽豆、咸水毛豆、盐紧豆、豆腐干、拌海蜇、拌乌笋等。随客取用，每碟不过铜元2、3枚而已。以老包的工资，可以带着儿子天天来吃。
可惜老包非要花大价钱去培养包国维。如果包国维成器还好说，偏偏他就不是读书那块料。
原著开篇就提到包国维留过两次级，这次是第三次留级。而在这之前，包国维已经被两个学校退了学，还是老包请大少爷说情做保才进的省立中学。
“除名之后往哪里上学呢？这孩子被两个学校退了学，好容易请大少爷关说，才考进了这省立中学的。”
已经退过两次学，又在省立中学留了两次级，老包还没有醒悟，借高利贷都要给包国维缴学费。只能说老包的执念太深了。
《包氏父子》截图
关于包国维的学费。缴费单显示是51.5块。小包留级两次至少浪费了老包103块大洋。其中20元的制服费，一年要交两次，那就更多了。
除了学费外，老包还得给包国维买书，买纸笔，买点袜子等。应付包国维时不时提出的新要求，如斯丹康头油，新皮鞋，白绒运动衫，猎裤。
老包陆陆续续欠了别人的钱，有的还是高利贷。小谢10块，陈三癞子20块，胡大20块，高升7块，梁公馆车夫5块……
在这样的情况下，老包还把交学费剩下来的10多块钱给了包国维。
结果老包只知道儿子花了8.5块银元买了一双硬底皮鞋，没有交回一个铜子。他当然没敢过问其他钱去哪了。
老包身上还是那件油腻腻的破棉袍，穿了七年；那双鞋帮上破了一个洞的棉鞋，跟了他三个冬天。因为没有钱置换。
溺爱儿子到如此地步，老包还是觉得亏欠了儿子。“这小伙子做他老包的儿子真太苦了！”
包国维给他的回报是被学校开除，欠下学校50块银元的医药费；还有至少70块银元的欠款，其他不少是三分利的高利贷。
老包的父爱是真诚的，但也是盲目和扭曲的。他用自己“做奴才”的方式去培养一个“小主人”，这种错位的教育方式，加上无原则的溺爱，最终养成了包国维好逸恶劳、虚荣自私的性格。
这是对“棍棒底下出孝子”和“溺爱毁一生”两种极端教育方式的反思。
《包氏父子》截图
PS：民国的中产阶级应该是怎么样的？
《银元时代生活史》的作者表哥的终身愿望是，“希望能够在洋行中赚到三十元，那时他可以供应一家开支之外，还可以有一辆钢丝包车，连车夫的工资都在内了。”
作者陈存仁的志愿是，“希望将来做医生，每月能赚四十元，已经很满足了。要是医生不走运的话，只有进善堂做一个主诊医生，薪水虽不过三十元，也可以维持家庭。”
由此可见，当时月薪30～40银元，足可以让人过上较为体面的中产生活。
来源：布衣声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