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真正的叙事正在消失。尽管我们所处的社会表面上充斥着各种“故事”，但这些所谓的“故事”不过是消费主义驱动下的“故事化”营销，而非能够赋予生命以意义、联结共同体的真实叙事。

任何的故事化形式，都无法重新点燃那团把人聚在一起相互讲述故事的篝火。篝火早已熄灭。

—— 韩炳哲

真正的叙事正在消失。尽管我们所处的社会表面上充斥着各种“故事”，但这些所谓的“故事”不过是消费主义驱动下的“故事化”营销，而非能够赋予生命以意义、联结共同体的真实叙事。

韩炳哲对叙事危机的剖析始于一个关键区分：“讲述”与“故事化”的本质差异。在他看来，真正的“讲述”是一种能够创造意义、联结时间、构建共同体的叙事实践。它通过将随机事件转化为必然性，为生命提供方向和目的性。

信息社会是叙事危机的加速器。信息与讲述在本质上是相互排斥的：信息是碎片化的、追求新奇且迅速过时，它强化了世界的偶然性；而讲述则需要时间深度，能够将碎片化的事件编织成有意义的整体。社交媒体上的“故事”功能恰是这种“故事化”的典型代表——它们转瞬即逝。

资本主义借助故事化将讲述占为己有。它让讲述听命于消费。故事化生产出消费形式的故事。在故事化的帮助下，产品被赋予了情绪，向消费者承诺独特的体验。我们消费的不再是产品本身，而是附着其上的叙事与情绪承诺。然而这种消费无法带来真正的满足，只留下更深的空虚和对新故事的渴求。

存在的缺失，对存在的遗忘，是信息社会所固有的。信息只能进行叠加和累积，不承载意义。讲述才是意义的载体。

由此可列表格：

在传统叙事中，时间是有结构、有方向的。例如，基督将时间组织成一个富有意义的序列，每一天都在一个更大的故事中拥有其位置。我们的幸福源自对过去的拯救。拯救过去需要一种叙事张力，将过去置入当下，让它对当下继续产生影响。然而，信息社会将时间切割成一连串孤立的“当下”，我们不断追逐最新信息，导致“过去不再影响现在。未来收缩成了现时的持续更新”。这种时间碎片化使生活衰退为“从一个当下到下一个当下，从一个危机到下一个危机”的被动反应，失去了历史的连续性和未来的开放性。回忆不是对经历的机械重复，而是一种必须一再重演的叙事。回忆必然充满裂隙，因为它以远方和近端为前提。如果一切过往经历都丧失间隔，存活于当下，也就是说当它们变得可支配，回忆就消失了。

节日的蜕变是时间碎片化的一个显著标志。韩炳哲指出，节日本质上是“叙事的亮点和高潮”，它与特定的叙事语境紧密相连，赋予时间以节奏和强度。然而在后叙事时代，节日被商业化和景观化，沦为消费主义的事件。传统的“节日时间”及其所带来的“程度更深的存在感”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工作与休闲、生产与消费”的机械交替。节日失去了其神圣性和共同体凝聚力，变成了又一个消费机会，其原有的叙事内核被掏空，只剩下空洞的形式和喧嚣的场面。

世界逐渐被祛魅。神话的火焰早已熄灭。我们不再会祈祷，也不再懂得如何秘密冥想。森林里的神话之地也被遗忘。如今又更退了一步：我们正在失去能让我们唤回神话般事件的讲述能力。看似高度“互联”的社会，实则面临着共同体瓦解的危机，个体被困在自我的回音室中，感到前所未有的孤独和迷失。

智能手机彻底剥夺了来自现实的目光，即宣告他者存在的目光，从而形成最有效的屏障，成功地将我们隔绝在真实之外。数字屏幕则完全将我们与真实屏蔽开来，从而隔绝一切。它是浅薄的。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兴起加剧了知识的浅薄化，大数据“并不解释任何事物，它只揭示事物之间的相关关系”，这是一种“认知的最原始形式”。智能可以计算和计数，但唯有“精神”才能进行讲述和创造新秩序。当理论被数据驱动的研究所取代，当深刻的叙事被肤浅的信息关联所淹没，我们便失去了通过讲述理解世界和自我的能力。智慧是叙事性的真理，它蕴含在作为讲述的生命里；当生命不再可讲述时，智慧便颓败了，取而代之的只是“解决问题的技术”。

早在1936年，本雅明在《讲故事的人》一文中就预言，讲故事的艺术正在消亡，其原因是经验的可交流性降低以及大众报刊带来的信息文化的冲击。本雅明区分了“故事”与“信息”：故事来自远方，具有时间和空间的深度，要求人们沉思和回味；而信息则追求新奇、即时和可支配性，它依附于那一刻，价值转瞬即逝。韩炳哲完全继承了这一批判路径，并将分析对象扩展到数字媒体时代。他指出，智能手机和社交媒体不仅加速了信息的流通，其技术特性（如点击和滑动）本身就与叙事的姿态相悖。本雅明所珍视的“光晕”——即艺术品在特定时空中的独一无二性、那种距离感的神秘氛围——在韩炳哲看来，也正是叙事所具有的特质。信息的“无间隔性”摧毁了远方和近端，使世界失去了光晕，变得赤裸、可支配，从而不再值得讲述。

韩炳哲的批判锋芒主要指向了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塑造的西方消费社会。他明确指出：“在新自由主义制度下，共同体讲述明显已经崩解，成了自我实现模式的私人叙事。”新自由主义将人孤立，鼓励自我优化和竞争，从而阻碍了共同体的形成。社交网络上的“私人故事”本质上是自我营销，破坏了政治的公众性，使得以叙事为前提的、面向未来的政治行动变得不可能。因此，韩炳哲所批判的“叙事危机”，其根源在于一种将一切（包括叙事和情感）商品化的逻辑。

在集体层面，核心任务是重建真正的“讲述共同体”。讲述产生社会凝聚力。讲述蕴含着意义来源，并且传递促进共同体的价值观，因此它区别于建立制度的叙事。这意味着要创造面对面交流的空间，让人们能够围坐在一起，倾听彼此的故事。这种共同体不是基于消费的“社群”，而是基于共享的经验和价值的“共同体”。

生活即讲述。人作为一种叙事动物与动物的区别在于，人能够通过讲述实现新的生活方式。讲述具有“重新开始”的力量。任何改变世界的行动都以讲述为前提。相反，故事化只了解一种生活方式，那就是消费主义的生活方式。

只有讲述才能让生命超脱纯粹的实事性，让生命脱离赤裸状态。讲述赋予时间一个有意义的过程，让它有始有终。在这个意义上，寻找“叙事的锚地”不仅是为了对抗迷失感，更是为了开启一个更具意义、更有希望的未来的主动选择。尽管篝火已熄，但我们仍可以尝试点燃新的火种，在信息和数据的海洋中，重新锚定存在。

来源：一品姑苏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