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生会堂•电影分享会】《白马姐妹》：跨越24年的生命传奇与文明守望

摘要：但直到2023年，当他在灾后重新拍摄村民在文县和重建后的寨子里跳曹盖时，他才突然明白了第三层意义：曹盖是白马族的“狂欢节”。这种观照方式不仅体现了纪录片伦理，也让影片具有文学的力量——观众在观看中成为“共同作…

地点

中央美术学院5号楼A104教室

主讲人

张同道

对谈嘉宾

何贝莉

（中央美术学院实验艺术学院副教授）

活动策划

吴啸海

（中央美术学院研究生院副院长、教授）

活动主持

齐鹏

《白马姐妹》：从“偶然相遇”到“生命之作”

《白马姐妹》是张同道导演历时二十四年跟踪拍摄的纪录片，记录了中国四川白马藏族四位姐妹从少女到中年的生命历程。影片不仅是一部个人成长史，更是一部民族变迁史，透过一家人的命运，折射出白马藏族在现代化进程中的文化坚守与身份困惑。

张同道坦言，这部片子是他“所有作品中唯一的例外”——最初并未计划拍摄，却在时间的流转中自然生长而成。1999年，他因拍摄《中国文化之谜》追寻“三星堆人”的迁徙线索，意外进入白马藏村寨。当地族群奇特的服饰、仪式和舞蹈深深吸引他，让他第一次意识到这是一片“谜一般”的文化现场。

偶然进入白马藏区，被其独特的服饰、民俗与自然景观吸引。在拍摄当地“跳曹盖”仪式时，四位少女在人群中脱颖而出，成为影片的自然主角。

“纪录片与故事片相反，不是先有剧本，而是主人公自己浮现出来的。就像农民种庄稼，种子在四季流转中发芽、长大、结果。”张同道如是说。

从“奇观”到“生活”：拍摄者与被拍者的共同成长

何贝莉指出，影片最动人的地方在于它不刻意强调文化对立，而是自然地呈现了白马藏族在二十四年中的渐变过程。从传统服饰到现代着装，从原始寨落到旅游开发，从自然灾害到灾后重建，每一段变迁都有其内在合理性。

张同道承认，自己的拍摄视角也经历了深刻转变：“从一开始的猎奇、奇观化拍摄，到后来将其视为日常生活。我直到2022年、2023年才真正理解‘跳曹盖’对白马人的意义。”

他特别强调，影片中没有任何摆拍镜头：“她们要跳舞就穿民族服装，这是她们自己的要求。但生活中年轻人已经不穿了，老人还穿。我排斥任何形式的摆拍。”

灾难中的回归：2020年洪水与影片转折

2020年8月20日，白马藏区发生特大洪水，整个寨子被毁。这个意外事件成为影片的重要转折点，也促使张同道在中断18年后重返白马。“二姐的小女儿给我打电话，说妈妈失联三天了。”张同道回忆，“她以为北京的叔叔能解决问题，其实我和她一样无能为力。”

那一刻，他意识到自己不仅是纪录片导演，更是这个家庭的朋友。进入灾区那天，目之所及的破坏让他震撼：“电视里看到的灾难，是别人的；在现场才知道灾难有多真实。”在灾难现场，张同道面临着救助与拍摄的抉择，这种真实困境的呈现，让影片超越了简单的文化记录，触及生命本质的思考。在接下来的四年间，摄制组总共进行了200多天的拍摄，最终在超过90分钟的纪录片电影中，将白马藏族的历史、神话、祭祀等人类学知识呈现出来。导演透露，这个故事也将剪辑为6集的电视纪录片，在后续播出。

曹盖仪式：神灵、生活与狂欢的三重意义

曹盖是白马族最重要的集体仪式。白马语的“曹盖”翻译成汉语，就是面具的意思。因此，“跳曹盖”就是“带着面具跳舞”。

影片用二十余年的持续记录，让曹盖的意义在镜头中逐渐清晰。最初，张同道只将它理解为“敬神”和“驱邪”——一种祭山神、祛晦气的仪式性行动。但直到2023年，当他在灾后重新拍摄村民在文县和重建后的寨子里跳曹盖时，他才突然明白了第三层意义：曹盖是白马族的“狂欢节”。

在狂欢的过程中，抹灰动作将所有人的身份消解，让人们获得暂时的平等；舞蹈让压抑释放，让人重拾生活的力量；仪式让被摧毁的岁月重新拥有秩序。白马人的狂欢是生活的出口，是现代人早已失去的生命能力。影片里跳舞的老人、年轻人、女人、男人，都带着扑面而来的真实喜悦。这种喜悦，不是表演给游客的，而是深植于他们精神生活的源泉。

影像方法：以平等观看生命，而非制造意义

《白马姐妹》的影像风格别具一格。张同道坚持不使用画外音、不解释、不评价，只通过镜头的选择与人物的原声，让影像本身“说话”。他不使用仰拍来赋予权威，也不通过剪辑制造“好人”与“坏人”对立。即便在灾后争吵的场景中，影片也呈现三种声音：希望多分补贴的村民、强调公平原则的干部、表达不满的人群。他不给任何一方贴标签，因为生活的复杂本就如此。这种观照方式不仅体现了纪录片伦理，也让影片具有文学的力量——观众在观看中成为“共同作者”，在没有“官方答案”的情况下自行思考意义。

文学与电影的互文：结构背后的深度思考

张同道强调，纪录片的叙事在方法上更接近文学而非新闻。影片结构由四条人物线、两条时间线（1999–2001、2020–2023）及灾难线索交织构成。意象、象征、记忆、时空交错等文学手法，与影像结合得极为自然。他引用维尔托夫“电影是高等代数”的观点，认为影像不是按线性叙述，而是通过结构“唤起对话”。因此，影片不是“把故事讲清楚”，而是让观众与影像、文化和时代进行一次深度的心灵对话。

文明反思：什么是幸福？现代人缺的是什么？

影片引发了一个更深层的思考：在物质丰沛但情感匮乏的现代社会，我们究竟失去了什么？

张同道在对谈中说：“我们生活在特写里，看不到更大的风景。”白马人虽然物质不多，却在仪式、共同体和大自然的关系中找到了生活的节奏与意义。影片中那句“我们要找一个能让所有人安住的地方”，道出白马人在灾后寻找的不仅是住所，更是“心之归处”。这种文明反思，让《白马姐妹》超越了民族影像的范畴，成为一部关于人类共同命运、关于生命本真的影像诗篇。

影像之外：纪录片与被摄者的情感延续

完成影片后，张同道把四姐妹全家接到北京参加首映，这是她们一生中第一次离开大山。观看自己的影像时，她们一会儿大笑、一会儿落泪——那是自己二十多年的生命浓缩，是灾难、成长、奋斗与幸福的真实见证。张同道说：“纪录片不是拍完就结束的，而是一种长久的生命关系。”对白马人而言，影像成为一种记忆；对张同道而言，影像成为一份责任。

生命的故事，文明的注脚

《白马姐妹》不是关于“白马藏”的故事，而是关于生命、时间与世界的故事。正如影片所展示的，那些在大山中跳舞的人们，他们哭、他们笑、他们争吵、他们重建，他们在困境中寻找意义，在废墟中寻回力量。他们的生命质地，提醒我们：文明的价值，不在于宏大叙事，而在于每个个体的真实感受。《白马姐妹》让人深刻意识到：所谓“文明”，从来不是抽象的理论，而是由无数人的生命状态共同构成的现实。影片结束时，回荡在观众心中的不只是震撼，更是一种温热而深刻的理解——理解生命的脆弱与坚韧，理解人的局限与力量，理解文化的变迁与守望。

这是一部纪录片，也是一部关于生命的故事。它的意义，会在每个观看者心中，继续生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