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岁擦玻璃导演选中，22岁遭批斗疯癫“阿诗玛’人生比电影还刺激

摘要：你敢信吗？上世纪最火的“国民女神”，不是科班出身，不是星二代，竟然是个擦玻璃的17岁小姑娘！她靠两部电影就火到没人不知道，拿奖拿到手发软，却在22岁被逼到精神出问题；低谷的时候被高材生丈夫宠成宝贝，58岁可惜走了，如今儿子们干的事让所有人都红了眼——这个女人就

你敢信吗？上世纪最火的“国民女神”，不是科班出身，不是星二代，竟然是个擦玻璃的17岁小姑娘！她靠两部电影就火到没人不知道，拿奖拿到手发软，却在22岁被逼到精神出问题；低谷的时候被高材生丈夫宠成宝贝，58岁可惜走了，如今儿子们干的事让所有人都红了眼——这个女人就是杨丽坤，你记忆里那个笑起来比蜜还甜的“阿诗玛”，她的人生比你看过的任何一部苦情戏都要起起落落！

1959年，长春电影制片厂的导演王家乙快愁秃了头，手里攥着《五朵金花》的剧本，却找不到能演“金花”的演员。这部戏讲的是云南大理的故事，要的是那种少数民族姑娘天生带的淳朴灵气，不是装出来的那种。

他带着团队在云南跑了快一个月，见了不下200个专业演员，要么太洋气，要么太僵硬，就是没那股子“天生就有的”劲儿。眼瞅着经费快花完，团队准备收拾东西回长春，王家乙还不死心，最后去了一趟云南省歌舞团，想着“再看一眼，不行就撤”。

刚走到排练厅门口，他无意间往里面扫了一眼——一个小姑娘正踮着脚，胳膊伸得老长，费劲地擦着高处的玻璃窗。身上穿的练功服洗得有点发白，马尾辫扎得紧紧的，阳光从窗户外面照进来，给她全身裹了一层淡淡的金边。

等小姑娘擦完一块玻璃，转过身准备拿抹布时，王家乙一下子就愣住了：这姑娘没涂一点粉，脸蛋白净得像刚剥壳的鸡蛋，眼睛亮得像装了星星，笑起来的时候还有两个浅浅的梨涡。他当场拍了下大腿，对着身边的人喊：“找着了！这就是我要的‘金花’！”

这个擦玻璃的姑娘，就是当时才17岁的杨丽坤。她1942年生在云南普洱的彝族家庭，家里有9个孩子，她排第九，大家都叫她“小九”。因为家里太穷，她从小就被送到昆明的二姐家生活，12岁那年歌舞团招人，她凭着长得高、身段软，还有对跳舞的喜欢，一下子就被选上了。在团里她特别能吃苦，别人练1小时，她能练3小时，没几年就成了挑大梁的，跳的《春江花月夜》每次演完，台下掌声都能响半天。

接到导演的邀请时，杨丽坤吓得连连摆手，说自己只会跳舞，不会演戏，而且普通话讲得不好，一开口就是浓浓的云南口音，怕观众听着别扭。

可王家乙认准了她，说：“你身上的劲儿是别人演不出来的，口音能练，演戏能学，你别担心！”之后导演组专门派了个老师，天天陪着杨丽坤，一个字一个字地教她念台词，纠正发音。那段时间杨丽坤除了排练舞蹈，嘴里就没停过，吃饭的时候都在念叨台词，硬是把“云南普通话”改成了能上银幕的标准话。

1959年《五朵金花》上映，直接火成了“所有人都看的电影”。电影院里场场都坐满，有的观众为了再看一遍，连着买了3天的票。这部电影不仅在国内拿了好几个奖，1960年还去了埃及的亚非电影节，杨丽坤凭着“金花”这个角色，拿了“最佳女演员银鹰奖”，埃及总统纳赛尔还亲自给她颁了奖。

17岁的杨丽坤，一夜之间从歌舞团的小演员，变成了全国人都认识的大明星。走在大街上，总有人围着她要签名；去商店买东西，老板都不肯收她的钱。那时候的她，以为日子会一直这么顺下去。

可谁能想到，4年后的1964年，一场噩梦悄悄来了。那年上海电影制片厂要拍《阿诗玛》，这部戏是中国第一部彩色宽银幕立体声音乐歌舞片，剧组直接把拍摄地定在了云南石林。因为杨丽坤之前演得太好，女主角没找别人，直接定了她。

石林里全是尖尖的石头，杨丽坤拍戏的时候，要在石头上跑、跳，有时候还要从高高的岩石上跳下来，下面连个保护垫都没有。有一次她跳下来的时候没站稳，膝盖磕在石头上，青了一大块，她揉了揉，接着又拍。

电影拍完后，在北京、上海小范围试映，看过的人都说好，等着公映的时候去电影院二刷。可就在这个时候，意外发生了——这部戏被说成是“宣扬爱情最重要”的“坏电影”，直接被禁了。22岁的杨丽坤也被安上了各种奇怪的罪名，天天被人批评，有时候还要被拉去游街。

曾经围着她的鲜花和掌声，一下子变成了扎人的刀子。杨丽坤受不了这样的折磨，精神慢慢出了问题，有时候会突然发呆，有时候会自言自语，曾经那个眼睛里有光的姑娘，变得眼神呆滞，连路都走不稳。

就在杨丽坤最惨的时候，一个叫唐凤楼的男人走进了她的生活。唐凤楼是上海外国语学院的高材生，当时被下放到湖南的一个矿区工作，经朋友介绍，他去郴州见了杨丽坤。

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唐凤楼心里也有点打鼓：眼前的杨丽坤身材有点浮肿，穿着宽大的衣服，眼神空洞，跟电影里那个光彩照人的“金花”完全不一样。可他看着杨丽坤安安静静待在角落里的样子，心里突然有点疼，觉得这个姑娘太可怜了，应该有人好好照顾她。

身边的人都劝唐凤楼别傻了，说杨丽坤精神不好，以后可能会拖累他。可唐凤楼没听，1973年的时候，他带着杨丽坤去领了结婚证，没有婚礼，没有祝福，只有两个人简单的承诺。

婚后的日子比唐凤楼想的还要难。杨丽坤有时候会突然情绪失控，有时候连吃饭都需要人喂。唐凤楼又当爹又当妈，每天早上先给杨丽坤穿衣服、洗脸、喂饭，然后再去上班；晚上回来还要给她洗澡、洗衣服，陪她说话。他怕杨丽坤闷，每天都会读报纸给她听，周末的时候还会带她去公园散步，学着做她爱吃的云南菜。

就这样过了5年，1978年的时候，杨丽坤终于被平反了，还被调回了上海电影制片厂。1979年，被禁了15年的《阿诗玛》终于在全国公映，电影院里又挤满了人，很多观众看着银幕上的阿诗玛，忍不住哭了。1982年，这部迟到的电影还去了西班牙的电影节，拿了“最佳舞蹈片奖”。

所有人都盼着杨丽坤能重新回到银幕上，可多年的折磨早就掏空了她的身体，她连站都站不稳，更别说演戏了。唐凤楼没有抱怨，依旧每天陪着她，照顾她的生活，直到2000年7月21日，58岁的杨丽坤在上海的家里安静地离开了。

杨丽坤走的时候，她的双胞胎儿子还小，不懂妈妈为什么总是躺在床上，也不懂妈妈为什么是“大明星”。直到他们长大后，看了妈妈演的电影，听了爸爸讲的故事，才知道妈妈这一辈子有多不容易。

兄弟俩长大后都去了国外留学，学的是经济和管理，毕业后有机会留在国外工作，但他们都选择了回国，陪在爸爸唐凤楼身边。现在兄弟俩快50岁了，和爸爸一起打理着家族生意，还一起创办了“杨丽坤文化产业公司”，公司就开在云南，专门做和“阿诗玛”文化相关的事。

他们会在云南举办“阿诗玛文化节”，邀请彝族的艺人来唱歌跳舞，还会放《五朵金花》和《阿诗玛》这两部电影，让更多年轻人知道妈妈的故事。有时候他们还会跟着爸爸一起，去北京卫视、湖北卫视录访谈节目，在节目里讲妈妈私下里的样子：妈妈清醒的时候，会教他们唱云南的民歌，会给他们讲《阿诗玛》里的故事，还会做云南的米线给他们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