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对他家族记忆那部分更感兴趣一些，尤其他的童年。他如何利用他有限的童年经验为自己展现天赋找到了一个路径——当然这只是其中功利性的一方面，更大的价值在于他用他驾驭画面感文字的能力把他的战后生活经验描摹出来，为我们展示了世界被破坏后的景观。当然，就像卡普钦斯基的文

赫尔佐格这本回忆录中，有一半作品是货真价实的旅行文学，他说他的电影都是走出来的，对于有志于纪录片的人来说，这里面显然可以有无穷的启发。

我对他家族记忆那部分更感兴趣一些，尤其他的童年。他如何利用他有限的童年经验为自己展现天赋找到了一个路径——当然这只是其中功利性的一方面，更大的价值在于他用他驾驭画面感文字的能力把他的战后生活经验描摹出来，为我们展示了世界被破坏后的景观。当然，就像卡普钦斯基的文字，人们总是对这些文字将信将疑。我觉得那些怀疑是有道理的。他引用了纪德的一句话：“我改变事实，是为了让它们更接近真实，而不是接近现实。”这其中需要费一些思考才能明白纪德和赫尔佐格究竟在说什么，但无论如何有助于我们认识或者更进一步理解这个世界的本质。

我们摘选了部分内容分享给读者。

慕尼黑

搬去慕尼黑之前，我们只去过那里一次。那时主火车站周围还满是堆积如山的瓦砾和碎片。我和哥哥在街上向每个路人打招呼，就像我们在萨赫朗的乡村街道上做的那样，向上百个人打了招呼。我们还解开皮裤的围兜，在人行道边上撒尿。那可能是母亲一生中唯一一次抛弃我们，假装和我们不认识。几年后，我们和父亲一起住在维斯滕罗特，母亲还在为我们寻找住处，并通过打零工来维持生计。她当过清洁工，还和一个朋友一起当过小贩。她们两个人在城外的盖塞尔加施泰格卖尼龙袜子给群众演员，那儿有一个重新投入使用的制片厂。

母亲凭借她务实的意志力，毫无怨言地做着一切。她给一个美国占领军军官当过很长一段时间女佣，后来她几乎从未谈起过这段经历。她要打扫公寓、洗衣服、做饭，军官的夫人还不断刁难她。母亲还得遛狗，有时那家人吃了顿大餐，那名夫人就会把剩饭剩菜倒进碗里给她。“伊丽莎白，这是给你和狗的。”我母亲是我见过最勇敢的女人，她还有着匹配她勇气的坚强的性格。许多年后，蒂尔和我已经十九二十岁了，我们买了一辆摩托车，但每周都会发生一些小事故。蒂尔在电车轨道上滑倒，平稳地滑到一辆公共汽车下面，只是肘部受了些擦伤，而我在农村公路的一处下坡弯道上绊倒在碎石上，最后落进一片田地里。

那时候戴头盔还不是强制性的。我们总是出事儿，搞得母亲对摩托车有了根本性的反对意见。她可不想有朝一日要把她的儿子埋在墓地里。然而我们太喜欢摩托车了。我们管它叫“大机器”，德文写作D扢aschin，大写D，一撇，然后是Maschin。“大机器”不是用来骑的，而是用来“干”的。啤酒也不是用来喝的，而是要像结婚仪式一样从厨房里“娶”过来。煎猪排不是用来吃的，而是像肉布一样用来撕咬的。觉也不是睡过去的，而是打呼噜打过去的。一天晚上，晚饭后，母亲抽起了烟。她成年以后一直是个大烟鬼。但她这次只抽了几口，就把烟头插进烟灰缸灭了。然后她跟我们说，让我们卖掉摩托车，放弃它，也永远不要再买了。这是她的最后一支烟。之后她就再也不抽烟了，一个星期后我们就处理掉了“大机器”。

在为我们寻找住处的过程中，母亲找到一间小寄宿房，就在我出生头几天所住的阁楼的下面一层。在这段时间，屋顶已经被修复，但伊丽莎白大街上几乎所有邻近的房子仍然处于废墟状态，或者正在重建中。一辆又一辆的卡车仍在清理着瓦砾，把它们运到越垒越高的瓦砾山上。最大的瓦砾山后来成为慕尼黑奥运会场地的一部分，上面长满草和树木，还有一个小人工湖，几乎延伸到了体育场的透明房顶顶部。我所有在慕尼黑长大的朋友们都能热情地回忆起战后最初那几年。那时候有着最真实的冒险乐园。孩子帮就是国王，是所有被炸毁的街区的领主。他们收集有色金属，再倒卖给收废品的。他们还能找到武器，比如手枪和手榴弹。

有一次，他们在废墟的横梁上发现了一个吊死的人。他们在很小的时候就能对自己负责，而且对此都很兴奋。我总能听到对这些孩子充满怜悯的说辞，但这和他们的现实经历并不相符。就像我在山区一样，战后的城市儿童拥有你所能想象的最美好的童年。比如迪特·登格勒，后来我为他拍了一部电影—实际上是两部电影，1997年的《小小迪特想要飞》（Little Dieter Needs to Fly）和2006年的《重见天日》（Rescue Dawn）—他在黑森林的维尔德贝格与世隔绝地长大，他的说法也完全一样，尽管他比我们过得更困难。他回忆说，母亲带着他和弟弟进入被炸毁的房子，撕下废墟墙上的墙纸。然后他母亲把墙纸给煮了，因为粘在上面的胶水含有营养物质。我远远没有把这个时代理想化，这是一场德国人所造成的可怕的战争和可怕的罪行。

我们记得的只是自己的感受，但战争本身是可怕的，而且随着战争工具的发展而变得更加可怕。有两件事作为那个时代的回声留在了我身上。首先，当你有东西吃的时候，必须要快，否则兄弟们总是会先把东西吃光。时至今日，我吃饭仍然很快，尽管我也试着好好咀嚼，仔细去吃。其次，我很难扔掉食物，尤其是面包。我总照看着我的冰箱，把它管理得很好。不可思议的是，在工业化的世界中，百分之四十的食物是被扔掉的，而据统计，在美国这个数字高达百分之四十五。我只能默默地看着，因为几乎没有人和我有着一样的童年经历。餐厅里分量巨大的食物被端上来，有一半最终是要被扔进垃圾桶的。整个工业化世界里蔓延的消费主义正在对地球的健康造成巨大的损害。许多人的肥胖症只是消费主义的一个表象。并不是说我不会偶尔在冰箱里发现枯萎的生菜，只是我很少扔东西。

位于慕尼黑伊丽莎白街的那间寄宿房是一栋老建筑里的宽敞公寓，其中有五六个房间对外出租。房主叫克拉拉·里特，年轻时曾活跃于富有创造力的施瓦宾区，20世纪20年代，那里是这座城市著名的艺术家聚居区。然而现在，这里已经没有艺术家了，就像巴黎蒙马特的艺术家聚居区最终凝结成一个神话，为游客们保存着19世纪末的韵味。然而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年轻的德国电影正在崛起，几乎所有的电影人都住在施瓦宾区。慕尼黑是当时德国的文化首都，直到柏林取代外省城市波恩成为首都后，几乎所有人又都迁往了柏林。克拉拉对艺术和戏剧非常感兴趣，穿得很不寻常，把头发染成亮橙色，就跟几十年后的朋克一样。

在她公寓的大走廊里，有一个隔间被厚厚的帘子隔开，后面住着我母亲的朋友，她曾经和母亲一起卖过袜子。还有一个房间住着一个土耳其工程师，他隔壁的房间里住着我们四个人：我母亲、蒂尔、卢基和我，全都住在一个单间里，与共用的浴室相连。使用浴室的时间必须和室友们一起协商安排。克拉拉要给她所有的客人做饭，这是含在房价里的。她经常这样描述自己：“我做饭用的是爱和黄油。”但事实证明她夸张了，她用的只是人造黄油而已。在那间公寓，我永远地学会了如何在狭小的空间里生活，也学会了如何完全沉浸在自己的世界，即便我周围的房间经常一片混乱。至今，我仍然可以在嘈杂的人群中阅读或者写东西，不会注意到有其他人在场。当外部环境的力量迫使我要改变方向的时候，在片场无数人的高压和要求下，我可以在几分钟内改写一整段剧本。

有一天，我从学校回来的时候，听到楼梯上有骚动。我打开公寓的门，首先注意到的是帮厨赫米娜，她大约十八岁，很结实，来自下巴伐利亚地区的乡下。她正在追着一个我从没见过的年轻人，用一个木制的托盘打他。正在逃跑的男人发出尖锐的叫声。他把手伸进了她的裙子下。那就是克劳斯·金斯基。许多内容我都在很久以后的1999年，在电影《我的魔鬼》（Mein liebster Feind）中描述过，大部分内容人们可能已经很熟悉了，但我要在这里重述一下我对他的记忆。心地善良的克拉拉·里特在街上偶然认识了金斯基，当时他正在把自己塑造成一个饥饿的艺术家。金斯基那时候已经通过在各个剧院演小角色有了些名气，让人们知道他是个不寻常的演员。他挣得不多，但总喜欢扮演被鄙视的、饥饿的天才那种角色。

他曾经强占附近不远处一栋旧住宅的空阁楼，宣称要把那儿当成自己的家。房主想把他轰出去，但被他简单地用狂躁症发作给吓跑了。在这个阁楼里，他没有家具，只有散落着的枯树叶，最后堆到了膝盖那么高。他就睡在这堆树叶里。和我父亲一样，他在公寓里从来不穿衣服，觉得穿衣服是一种文明的强迫，会让我们无法体验到纯粹的自然。

邮递员来敲门的时候，金斯基会赤裸地穿过树叶，沙沙作响。而在舞台上，他引起一个又一个丑闻，这些事早已传开。一旦他发现任何人有丝毫的走神，甚至听到一声紧张的咳嗽，他就会对观众大喊大叫，用最粗俗的方式侮辱他们。他朝观众席上扔过燃烧着的蜡烛台，还因为自己没有记住台词卡了壳而一次又一次地狂躁症发作。他在演出一场独白表演的时候，只背下了第一句台词，干脆就把自己卷在地毯里一动不动，直到观众开始抗议，剧院不得不拉下幕布。

后来我和他一起拍电影的时候，也三番五次地经历他这样发疯，但当时我对电影还没有一丝一毫的想法。那时候我只有十三岁，他大概是二十六岁。作为一个否认所有文明的人，他也拒绝用餐具吃饭。在寄宿公寓的客桌上，他趴在盘子上用手吃着饭，狼吞虎咽地把食物塞进自己嘴里。“狼吞虎咽可真是种兽行。”他冲吓坏了的克拉拉吼道。而有一天，他发现克拉拉真的是在用人造黄油而不是黄油做饭，便砸碎了厨房里的餐具，还把一个生铁锅从紧闭的窗户扔了出去。我还非常清楚地记得克拉拉为了帮助金斯基，邀请了一位戏剧评论家来吃晚饭。

那位评论家叫弗朗索瓦，他非常胖，连腰带都不能完全扣住。他完全站在金斯基那一头，称赞他前一天晚上的演技：“您太棒了，真是魅力四射！”随后发生了一件事，那动作之快，人们只有在动画片里的啄木鸟身上才见到过—金斯基把桌上盘子里几个热气腾腾的土豆猛地扔到那名评论家的脸上，同时跳了起来，脸色煞白。接着他从同桌人手里夺过刀叉，也扔了过去。这是名副其实的快速射击，而当所有这些同时发生的时候，金斯基大吼道：“我不棒，也没有魅力。我是不朽的，我是划时代的。”

我们就这样跟他做了几个月的室友。克拉拉给了他一个很小的房间，屋里有个狭窄的窗户，可以看到后院，这是她的寄宿公寓里唯一的空房。他免费住在那儿，克拉拉给他吃的，不收他钱，还给他洗衣服、熨衣服。我还记得他能锁着门在屋里做好几个小时的发声练习，没完没了。但听起来更像是歌手在练声，调整吐字、音高和音量。这与他后来的说法是矛盾的，他说他的一切素质都是浑然天成的，仿佛他真的是德国文学狂飙突进时期的产物。

金斯基能喊得比我认识的所有人都更大声。若他用尖锐的音调喊叫，能把酒杯喊出裂缝，把杯子“喊碎”。有一次晚饭，金斯基的座位一直空着。然后他突然出现，仿佛是一个迟到的轰炸中队朝我们扔下个什么巨大的东西。他肯定是冲过了整个长长的走廊，随着一阵可怕的咔嚓声，他把整扇门从合叶上拽了下来，平放在餐厅里。金斯基像频闪一样抽搐着，挥舞着手臂。不对，他是把衣服甩到了空中，发出刺耳的尖叫，就是那种尖叫把克拉拉的玻璃杯震碎了。当衣服像树叶一样落在餐桌和地板上的时候，金斯基的叫声才逐渐变得可以理解。他喊道：“克拉拉，你这头母猪！！！”只有在这一幕结束后，大家才发现他是因克拉拉没有熨好他的衬衫领子而大发脾气。

我不记得我的哥哥弟弟当时是什么反应。但我知道，除了母亲之外，就数我不怕他。这种感受更像是人们面对一场龙卷风过境后留下的一片狼藉的惊叹。大约三个月后，金斯基有一天把自己锁在共用的洗手间里。从里面传出的轰鸣声穿透到外屋。然后是一通撞击声，接着是一阵奇怪的寂静。克拉拉从外面拍打着门，试着让他平静下来。我至今仍不清楚引起他愤怒的事情是什么，但在克拉拉的干预下，他的破坏性只会更加强烈。

我们在外面只能知道，他一直在破坏着浴室里的一切。好在走廊里还有一个带小洗手盆的厕所可以用。金斯基对瓷器的狂暴行为持续了好几个小时。后来，当所有东西—水槽、马桶、镜子、一部分浴缸—都碎成小碎片时，金斯基一脸沉醉地出现了。克拉拉害怕得要死，母亲就接手了把他轰出去的任务。她很不客气地做到了。惊吓结束了。十五年后，当我开始和他一起工作的时候，我已经知道自己会陷入什么境地。

蒂尔和我去了慕尼黑的马克西米利安人文文理中学上学。这所学校有很高的声誉。除了八年的拉丁语课程和六年的古希腊语课程之外，它在数学、物理、文学和艺术方面也有很高的水准。20世纪的两位伟大的理论物理学家马克斯·普朗克和沃纳·海森堡都毕业于这里。今天我们很难去解释古老的语言有什么意义—比如拉丁语，它表面上顶多只对律师、神学家和历史学家有用。从实用层面上讲，这些语言是相当无用的。但是对这些语言的训练使我们对西方文化的起源、文学、哲学以及对世界的思潮变迁有了更深的理解。然而那时候，和其他来自慕尼黑本地的高知资产阶级家庭的同学们相比，我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总像是个外来人。我极少感到自己很穷，这种阶级社会的矛盾并没有明显到我无法应对。

即使在上学的时候，我就已经注意到，周围的人竟然好像都在为他们的事业而努力。我的朋友很少，讨厌学校，一度讨厌到幻想着趁晚上教学楼没人的时候放火把它烧掉。世上有一种东西叫校园智慧，而我显然不具备。智力总是由一系列素质组成的：抽象思维、逻辑思维、语言能力、推理能力、记忆力、音乐感知能力、同情心、联想能力、计划能力，等等，但在我身上这些素质的组合方式是不一样的。然而我哥哥的情况更糟，他更不适应这个框架。人们很快就看出他完全不开窍，虽然他是一个智力超群的男孩，但他那部分“其他”方面的智商表现在他的领导力上。在学校里，我们所做的一切违反校规的事情，都是由他领导的。

从来没有人质疑过团伙里的层级划分，也从来没有人质疑过谁才是领导。即使在今天，每当蒂尔从远处走来，大家就都知道：老大来了。并不是说蒂尔要以任何形式的姿态来证明自己，就像灵长类动物中的首领必须要出来炫耀那样，而是他自然而然地就拥有这种品质。从我的角度来看，他是我们家唯一真正成功的人。我这样说是半开玩笑的。但是，早在马克西米利安中学二年级的时候，他就发现自己对拉丁文既没有丝毫兴趣，也没有丝毫天赋。

他没有通过期末考试，不得不留级一年。从那时起，比我大的哥哥被安排在我的下一个年级。他完成了被我们委婉地称为“荣誉重读”的学年，但在下一个年级，他又挂科了，于是比我矮了两级。十四岁时，他决定离开这所他不喜欢也不适应的学校，开始在一家木材公司做学徒。他在那儿进步神速。他二十一岁时，已经当上采购经理，开着公务奔驰车。几年后，他与一家主要与中国有联系的半国营南斯拉夫集团公司合作，共同创立了一家东西方贸易公司。

这家公司发展得很迅速，在中国的东北和四川建了家具厂，所有机械都直接通过蒂尔的公司出口过去。那时候，蒂尔多次和一个南斯拉夫代表团一起前往中国，并停留了好几个星期。后来，一家有着类似结构的南斯拉夫皮革制鞋公司入股了蒂尔的公司，能交付五百多万双质量很高的鞋子，这些鞋子在南斯拉夫制造，卖到俄罗斯，设计师来自意大利。皮革也来自意大利，整个项目都要由我哥哥的公司预先融资，再通过交付鞋子来报销。在这个过程中，奥地利和希腊共产党也能在财政上获利，而苏联出于声望的考虑支持这个项目。在苏联人知情的情况下，这些额外成本被加到了交货价格中。蒂尔的公司涉足的领域还包括另一家南斯拉夫汽车公司，他们在日本买了两千辆汽车，立即付了款，但交货时间只有六个月。

这单生意是以德国马克结算的，而采购则是以日元进行的。当时在南斯拉夫没有汇率对冲的手段，因此蒂尔的公司作为采购方，一下子在账户上就收到了两千万马克。蒂尔在这些汽车上没赚到钱，但当时的利率是百分之八，于是半年内他的账户上的利息就累积了八十万马克。

在生意最好的几年，他公司的销售额超过一亿马克，总有高利润的业务，尽管他们的重点始终是南斯拉夫。五十一岁的时候，蒂尔经过三十六年的紧张工作，已经筋疲力尽。他后来直言不讳地告诉我，如果事情一直这样发展下去，他可能在一年内就要死于经理病。他卖掉公司的股份，作为总经理的高薪和每年的利润分红都足够让他再也不用工作。他在自己地中海和加勒比海的豪华帆船上度过了大量的时光。后来他在西班牙的白色海岸为自己建造了一座贵族式的豪华庄园。如今，他生活在慕尼黑和西班牙两地。他幸福的婚姻已经持续了四十七年，有两个出色的儿子。

蒂尔参加工作后，我母亲在一家卖艺术品和古籍的老字号古董店找到一份稳定工作，但那几个极其有钱的老板只付给她一份低得吓人的工资。然而他们总热衷于将她作为一个拥有博士学位的学者介绍给客户们。她的收入本来就不够四个人用。我哥哥很快就成了家里主要的经济来源。如果没有他，我几乎不可能留在文理中学，尽管我自己也有一点收入。我在业余时间当帮工，负责堆木板。这是个很累人的工作。这些木板大多由热带木材制成，又长又重，我们得用两个或者四个人扛起它们，准确地横放在中间的木框上，这样它们才不会掉下去，还能形成通风良好的堆栈。

顺便说一下，现在我很少叫我的哥哥蒂尔贝特，也不叫他蒂尔，而是叫他菲尔伯。1971年，我在筹备《阿基尔》的时候，他来秘鲁看我，一家国内航空公司不小心给他出了一张写着菲尔伯·赫尔佐格而不是蒂尔贝特·赫尔佐格的机票，我们就开玩笑地这么叫他，这个名字以一种奇怪的方式保留了下来。后来在最危急的时刻，他用贷款挽救了这部电影，本想着再也看不到这笔钱了。但我真的把钱还上了，就如同我还清了曾经欠下的所有债务一样。当时我和蒂尔从利马出发，直接去安第斯山脉旅行。原本《阿基尔》的开场是在高海拔的冰川上，远景里有人和动物、西班牙征服者和被锁住的印第安奴隶、羊驼、一群黑猪、火枪、大炮和轿子。

这些猪扛着高原反应，沿“之”字形的道路蹒跚前行，受到高原反应的折磨，为此我本来准备和兽医做几回测试，但最终没有实现。我为了方便工作，要寻找一个离可通行道路足够近的冰川。蒂尔和我在三个小时内从利马的海平面没有停歇地开车到提契约奥山口，那儿接近五千米高。山顶已经开始下雪。我们被高原反应折磨得很痛苦。我们决定再次去寻找冰川，便沿着一条状况糟糕的小路出发。但在路上我们遇到越来越多几乎无法通行的地方，有时路被泥石流淹了，或者被部分冲走了。雪越积越厚，最后我们看到一个拥挤的小村子，打算到那儿去避雪。

但是我们一到村里的广场，就被一群愤怒的人包围。那群男人们开始用拳头殴打汽车。我看到在我们后面有人用重石堵住村子的入口，而在我们前面的出口处，有人把一块巨石滚到路上。我们感觉待在车里更危险，就下了车。我们被扯来扯去，但完全保持着冷静。

有几个讲克丘亚语的人能听懂西班牙语，我就在混乱骚动中尽可能试图弄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时至今日，我也不太清楚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这种情况，但我可以从零碎的喊叫声中分辨出，可能和附近一个矿场的事故有关，有几个印第安工人在事故中死去。他们显然以为我们是负责那个矿的工程师。最后那群愤怒的人终于意识到我们与此事无关，于是把我们送到旅馆，通过招待我们喝皮斯可酒来给我们道歉。但我们不想喝酒，我们很不舒服，都快吐了，此外，我头痛欲裂。作为补偿，他们把我们安置到一张稻草床上，带进来两个年轻女人。“这两匹小马你们可以骑一整晚。”他们对我们说。

这个奇怪的画面永远地铭刻在我的记忆里。我们面前站着的这两个女人穿着几层厚厚的裙子，光着脚。寒冷似乎对她们并没有什么影响。她们的脸上有着生活在极高海拔地区的人脸颊上常有的强烈红晕。两人都戴着克丘亚妇女特有的礼帽。她们摘下帽子，把它们高高地举向空中。就这样，她们站了很久，像雕像一样，仿佛是从另一个现实中被凿出来的。我丝毫不理解这种另类的表演，它似乎指向另一种存在。我被排除在周围的现实之外，却仍然感觉自己深深地沉浸在其神秘之中。

在文理中学上高年级的时候，我在两个班级之间转来转去，一个是天主教班，一个是新教班。这与我已成为天主教徒有关，但也与我没有遵守学校的正常程序有关。哥哥已经开始工作的那一年，我和他一起搭车去了德国北部。我们在那儿分开，过了一段时间我回到慕尼黑，直到开学后一个星期才重新开始上课。在此期间，我住过破旧的花园棚子，在埃森用我的“外科医生工具包”撬开过一栋空别墅。还有一次，我把自己的暑假延长了一个多月，那时候我才十七岁。我跟着当时的女朋友来到英国，在曼彻斯特的伊丽莎白街附近的工人区，和四个尼日利亚人（三个成年人和一个小孩），还有三个来自孟加拉的印度人一起，用相对很少的钱买了一栋砖砌的排屋。我在很短的一段时间里作为房子的所有者拥有一个房间。

这栋英国房子相当荒废，后院有大片的垃圾堆，我在壁炉里还抓到了一大群老鼠。母亲这两次都站在我这头，给学校的行政部门写请假条，借口说我得了肺炎。但是由于第二次我的班收了另一个学生，占了我的位置，班也已经满员，我就被仁慈地安排到了新教班。今天我很庆幸，因为我在那儿交到了两个对我很重要的朋友。一个是罗尔夫·波勒，他很有音乐天赋，会拉小提琴。他多年来饱受痤疮的困扰，不是在皮肤上，而是在灵魂深处。他踢足球的时候是个凶悍的后卫，就像一只犬。你在他面前带球走不了两步，他就已经在你前面了。罗尔夫后来学习了法律，越走越左，在1967年成为慕尼黑大学学生委员会的主席，在1968年慕尼黑所谓的复活节骚乱中组织了反对警方禁令的示威活动。

他因此惹上官司，在毕业考试前不久被法学院开除。这段遭遇最终使他变得更为激进。他加入了巴德尔-迈因霍夫团体，也就是红军旅，转入了地下。因为他持有有效的武器执照，便负责为暴力行动采购手枪。对我来说，他完全消失了一段时间，直到一年冬天，他在奥格斯堡附近的高速公路上造成了一场事故。他穿过雪地逃跑，然后又消失了，最后于1971年底被逮捕。我参加了他在慕尼黑长达数月、在高度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的审判。我的个人资料最终果然出现在涉嫌同情红军旅成员的名单上，但我和他们完全没有共同点。

后来他被判处六年半的有期徒刑，我去斯特劳宾的监狱看望过他。我很早就知道这个监狱，因为我在十五六岁的时候就想在那儿拍我的第一部电影，幸好并没有拍。最近我又看了看这个剧本的片段，它的愚蠢程度让人难以理解。那真的是我写的吗？访问斯特劳宾要经过安全部门设置的重重关卡，罗尔夫·波勒被完全隔离在非人的监狱里，被单独监禁了一年多。

这段隔离结束后，我才被允许去探望他。我给他带了一个小硬橡胶球，那种球可以弹得很高。我们以前在学校操场上常把这种球扔到墙上玩，得先让它在你面前不平整的石地上反弹一次，然后再接住它。这些球像发疯似的不可预测地朝各个方向反弹，你必须像冰球守门员那样有惊人的反应能力才能接住。我预感到会有麻烦，进入监狱的安全门前，我主动要求给球安检，让他们看看里面除了它本身奇怪的实体外没有别的什么。有两名警员随后会在我们见面的时候在侧面记录我们的谈话，他们很清楚地知道我带来的只是个球。

他们还知道，罗尔夫独自在院子里“放风”的时候可能真的用得上这个球，他待在一个狭窄的混凝土隔离院里，上方用铁丝网覆盖着。但球还是被没收了，没有进一步的解释。我也无法和罗尔夫真正地交谈。他在我对面的小桌前坐下，手铐和脚镣还没有从他身上取下来。而他由于已经一年没和人说话，根本没法正常地交流。我们离得很近，但他的声音太大，我直接跟他提了这点，但直到会面的最后几分钟，他才找到合适的音量。此外，他几乎只是冲我的方向喊政治口号，而不是在对话。他已经变得很不习惯于与人眼神接触。

他的刑期后来又增加了。之后，他被列入1975年用来交换柏林政客彼得·洛伦茨的六名囚犯名单中。洛伦茨是被“六二运动”绑架，以支持红军旅组织。人质交换如期完成，罗尔夫与其他获释的囚犯一起被空运到社会主义的南也门的亚丁。唯一的问题是，当他获释并要收到补助金的时候，他可能提出了比预先约定的更高的数额—至少事后人们是这么传言的。这个行为被认为是敲诈，所以他很快在希腊重新被捕，又被引渡回德国，在监狱里多待了几年。后来我再也没见过他。1982年他刑满释放，那时候我正在世界的某个地方旅行。他离开了德国，通过和他的希腊女律师假结婚拿到了希腊居留权。我听说他病得很重。2004年，他在雅典去世，官方说法是得了癌症，非官方说法是艾滋病。

我在新教班上的另一个朋友对我的内心成长有着决定性影响。他的名字叫沃尔夫冈·冯·翁格恩-斯特恩贝格·冯·皮克尔。最初那几年，我从来没有真正地注意过他，因为他在隔壁班，还因病缺席了好几个月。他身材高大，骨瘦如柴，轮廓鲜明，面容宛如苦行者，总像猎鹰一样向前伸着脖子。他是那种头脑很清醒的人，能够立刻理解复杂的过程，并从中发展出自己的大胆想法。在我早期的几部电影中，可以看到沃尔夫冈作为演员出镜。

他和他的弟弟约亨（也是我们这个班的同学）来自文理中学附近的一个新教教区。他们家四个孩子都很有天赋。年纪稍小的约亨在所有科目上都成绩出色，但与他哥哥不同，他是一个安静内向的男孩，却很有深度。他成为一名律师，有着辉煌的职业生涯，还成为联邦最高法院迄今为止最年轻的法官。沃尔夫冈则才华横溢，并不在乎自己有所偏科。他对文学的理解是我再也没有在其他人身上见过的。他十六岁的时候就能单独主导我们的德语课。

在德语课上，他通常会有礼貌地鞠躬说：“抱歉，我不这么看，我的看法不一样。”当他被点名陈述自己观点的时候，他就会再鞠躬道歉，然后开始顺着自己的观察即兴发表离经叛道的精彩演说。他从来不认同教科书上的标准化解释。他说的话用的都是一连串随时都能直接出版的复杂句式。他通常不去理会下课铃声，继续在越来越空的教室里演讲，完全没有注意到已经没有人了。

对我来说，他是个天降之才。终于有人拥有我所艳羡的火种。慕尼黑大学认识到了他的杰出才能，允许他在上中学的同时也来大学学习。他还在参加高中毕业会考时，就已经在大学里读完了六个学期的日耳曼语言学。但他和我的处事方式有很大不同，他总会细腻地论证观点，并且生动多变地展现自己想法的复杂性。这就是为什么他后来先是在他的毕业论文上，然后又在他获得教授资格的论文上无休止地钻牛角尖。而我更关心大局，直奔问题要害。但他是个热心人，他的热情也把我点燃了。也正是在他那儿，我发现了史上第一份可以用于我的电影《阿基尔，上帝的愤怒》的关于洛佩·德·阿基尔的参考资料。

那次我去拜访他，但他几乎没有跟我打招呼，就立即继续跑去打电话了。当时他正为恋情所困。我很清楚，他很难匀出时间给我，便沿着他的一排排书溜达。我几乎是随便挑了一本，因为它的样子很奇怪。那可能是一本给十二岁小孩读的关于探索发现的书。书里提到了瓦斯科·达伽马和哥伦布，但有一段几乎不到十几行的简短段落引起我的好奇。这段话讲述了一个名叫阿基尔的征服者，沿着亚马孙河一路航行，寻找名为“埃尔多拉多”的黄金之国。到达河口后，他向加勒比海进发，想从西班牙王室手中夺取整个南美洲。他自称为“大叛徒”、“朝圣者”，还有“上帝的愤怒”。

实际上，我在学校里从来没有特别喜欢过文学或者历史，但那是因为我对学校的普遍排斥。我一直都是自学成才，但我一从文理中学毕业，就立即进入大学学习历史和文学。然而，我从一开始就知道我的学业只是浮于表面的，因为我当时已经在拍自己的第一部电影了，我必须挣钱才能把它制作出来。其实我几乎没有进入过大学的大楼，有几个学期，我甚至都没有露面超过两次。

来源：正面精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