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许多人是从《烈火中永生》这部影片开始知道江姐、许云峰、华子良这些名字的。这部根据罗广斌、杨益言所著小说《红岩》改编的影片，因成功地塑造了一批英雄人物而影响深远。这部影片是如何诞生的，它的背后又有哪些曲折的故事呢？本文试就此作一披露，以飨读者。

许多人是从《烈火中永生》这部影片开始知道江姐、许云峰、华子良这些名字的。这部根据罗广斌、杨益言所著小说《红岩》改编的影片，因成功地塑造了一批英雄人物而影响深远。这部影片是如何诞生的，它的背后又有哪些曲折的故事呢？本文试就此作一披露，以飨读者。

剧本写作陷困境

夏衍出面施援手

1961年底，电影演员于蓝因病住院时，偶然从《中国青年报》上看到了长篇小说《红岩》的连载，仅仅看了几期，她就被小说中的江姐、许云峰等英雄人物的革命斗争故事所深深吸引，并当场读给同室的病友听，病友们听了也感动不已。“这部小说写得这么好，应当将它搬上银幕才是。”在此之前，于蓝曾参加了电影《革命家庭》的拍摄，对革命题材的作品自然也是格外关注。

其实，想将这部小说搬上银幕的不止于蓝一人。不久，曾任电影《革命家庭》副导演的欧阳红英以及著名导演水华先后给于蓝打来电话，邀请于蓝与自己合作将这部小说拍成电影。水华在电话中说：“你看过那个《红岩》没有？这个小说好极了，我听说你跟欧阳红英要把它拍成电影……不过，我也想拍这部影片，能让给我拍吗？”水华是当时颇为有名的导演，他要拍这部影片，于蓝自然是再高兴不过的了，她回答说：“好啊，我们一起干吧！”

一部好的影片，剧本是个关键。为了写出一个好本子，水华、于蓝、欧阳红英花了一年多时间，多次到北戴河、重庆、成都、贵州收集资料，并写下了30多万字的笔记，还采访了小说《红岩》的作者罗广斌、杨益言以及小说中原型及与原型接触过的许多人。然而，材料虽然有了，剧本写起来却并不顺利，他们前前后后写了三稿，都不满意。于是，于蓝找著名剧作家夏衍来帮这个忙。夏衍是个爽快人，听了于蓝的汇报后说：“我问你们一个问题，你为什么不写江姐呀？你们知道江姐的命运是最为老百姓关心的了，你看，她有丈夫有儿子，丈夫牺牲了她又要去就义，她的命运是老百姓最最关心的。好了，你们别再打扰我了，我就要关起门来自己写了，你们就玩去吧。”

夏衍在戏剧界是个有名的“快刀手”，接下来的几天里，他闭门不出，全身心地投入了剧本的创作。四天以后，他就拿出了《红岩》的电影文学剧本。剧本的故事情节是这样的：1948年，在重庆解放前夕，共产党员江雪琴（江姐）的丈夫彭松涛被敌人杀害。江姐怀着满腔悲愤，深入华蓥山区开展农村武装斗争。由于叛徒甫志高的出卖，江姐和中共重庆秘密组织负责人许云峰被捕。敌人威逼利诱，企图从江姐、许云峰身上找到秘密党组织的线索，但不管是敌人的甜言蜜语还是种种酷刑都丝毫动摇不了革命者的坚强意志，江姐和许云峰在革命胜利前夕大义凛然地走向刑场，用自己的生命和鲜血阐示了革命胜利的来之不易。

水华看了夏衍写的本子后，大为赞赏，决定马上投拍。片中江姐一角不用说是由于蓝来出演了，至于影片的另一个重要角色许云峰，大家也一致主张由赵丹来饰演。当时，赵丹因刚刚拍完的《青山恋》被江青视为宣扬“资产阶级人性论”、“阶级调和论”而受到批判，情绪很低落，接到北影厂邀他北上拍《红岩》的电报后，大为振奋，立即起程北上。赵丹曾在一篇文章这样写道：“他们来电邀我去拍《红岩》，这是同志们把我从痛苦的大海中拉上岸，是给予精神上莫大的支撑，于是我怀着感激之情，兴奋地立即答允了。”江姐、许云峰演员到位后，剧中其他人物的扮演者也都有了着落，其中，反派人物徐鹏飞由著名演员项堃扮演。

于蓝表演刚柔相济

赵丹创新好评如潮

一部好的影片除了要有一个好剧本之外，演员的表演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作为影片主演之一，于蓝算是一个老演员了，自1949年在影片《白衣战士》中第一次走上电影银幕后，她已参加了多部电影的拍摄。1961年，她更是凭借在电影《革命家庭》中的出色表演获莫斯科第二届国际电影节最佳女演员奖。因为有这些经历垫底，开始时，于蓝对自己出演江姐一角很是自信。然而，一旦真正进入排演，她的心情却一下子变得沉重起来。因为与以前她所饰演的革命者相比，江姐一角在戏中的重要性和出场份量是前所未有的，这个角色的成功与否直接关系到《红岩》的成败。江姐在影片中应当是个什么样子呢？能不能用以前自己饰演革命者的套路来演这个人物呢？于蓝心里很是没底。自从走上银幕以来，她还从来没有对自己的角色感到如此的迷茫。正当她为此苦恼不已时，突然想起了夏衍曾对她说的一句话：“于蓝，你可千万别把江姐演成刘胡兰式的英雄，也不要演成赵一曼式的英雄。”夏衍的叮嘱使于蓝那颗迷茫的心立即变得亮堂起来，她突然明白了夏衍的话，江姐和刘胡兰、赵一曼的人物表现手法应该是不同的，刘胡兰、赵一曼，都是战斗在前线的女英雄，她们革命者的气质应该是得到强烈表现的。江姐与她们不同，她每天生活在重庆这样一个大城市中，每天都在人群中间走来走去，谁也不知道她是共产党员，但她又是那么真诚地生活在人民之中，并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奉献自己的一切。

于蓝之所以能很快找到自己在戏中的定位，这与她和江姐有着相似的经历是分不开的。江姐小时候因为穷困，做过童工（织袜子），后来凭自己优异的成绩免费在一个慈善贫民小学校里读书。于蓝早年家庭也很贫困，受过不少苦，而且与江姐一样，也有过被捕并与敌人周旋的经历。正是这种相似的经历，使得于蓝在饰演江姐的过程中很好地把握了角色的内心世界，在片中成功地塑造了一个成熟、勇敢、刚毅、机智的革命者形象。值得一提的是，影片中，江姐形象的光彩与丰满，不仅来自她的宁死不屈，也在于于蓝将女性的温和细腻融入到人物的举手投足之中，使大家感受到了作为女性英雄人物温情的另一面。不过，由于当时受“左”的思潮影响，于蓝对于自己所饰演的江姐也有遗憾的地方，如在影片中演到江姐得知丈夫牺牲的那场戏时，本应在双枪老太婆面前痛痛快快地大哭一场。然而，于蓝出于顾虑并没有这样做，这个不符合常理的镜头令于蓝一直耿耿于怀，痛心不已。这也难怪，江姐是于蓝饰演的所有角色中最为成功的一个人物，也是她在银幕上所演的最后一个人物（由于伤病的原因，于蓝在出演此片之后再也没有接过戏）。

于蓝演的江姐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赵丹饰演的许云峰也同样给人印象深刻。赵丹曾在新疆坐过军阀盛世才的大牢，对于饰演许云峰这个角色有着较为深刻的体会。在拍摄前，他连续看了几个剧团改编演出的话剧《红岩》，对许云峰这个角色仔细揣摩。当时无论是小说，还是话剧，都将许云峰这个人物处理成“外向”的性格，在舞台上着力表现其机智、率真、热忱、平易的形象。但赵丹看后总觉得有些不对劲。经过一番考虑，他决定将许云峰这个角色的性格特征由“外向”变成“内向”，戏中着力表现其性情中坚毅、果敢、沉着的一面。事实证明，赵丹对许云峰性格的这一改造是很有见地的，它对塑造一个成熟的革命者形象起了很好的作用。赵丹拍戏很投入，在电影界有“戏痴”之称。为了使自己真正进入角色，他多次参观“渣滓洞”“白公馆”，用心去体验英雄在敌人面前那种大无畏的精神。他在《许云峰形象的创造》一文中写道：“当我每次听讲解员同志讲到江姐被特务残酷地用竹签子插进她的十个指头时，我的泪和恨凝结成一股誓为她报仇的意志；当又听到杨虎城将军一家大小惨遭杀害的情境：大儿子才十几岁，小儿子才七八岁，那些特务们，对着跪在地上向他们苦苦求饶的两个孩子，用尺把长的锋利匕首先朝一个孩子胸膛直戳到背后，再从一个小孩子的背后直穿到前胸膛，天呀！我实在受不住这种刺激了！我几乎疼得晕了过去！……记得在那些日子里，夜夜都被恶梦惊醒，我梦见自己又被关在新疆的监狱里，梦见了蛇，梦见火……久久失眠，不能复睡。”正是这种血与火的体验，使得赵丹的表演具有强烈的真实感和生活化，使影片中的许云峰既有内在的英雄气概，又有一种平易近人的亲切感。许多专家在评价他的角色时说：许云峰是赵丹所创作的银幕形象中最不“过火”、“舞台化”痕迹最少的一个角色。

水华拍片重细节

人物性格鲜明，场景逼真

《红岩》（后改名《烈火中永生》）的成功，导演水华可以说是功不可没。水华是新中国最优秀的导演之一，他导演的影片《林家铺子》堪称新中国电影史上的经典之作。他导演风格上简洁严谨、细腻含蓄的特质也同样体现在影片《红岩》中。在拍摄《红岩》之初，他就为影片确定了这样的风格：以革命现实主义为基调的含有革命浪漫色彩的一首壮烈颂歌。在拍摄中，他避开豪言壮语式的表现，注重挖掘生活细节，在真实感人的细节中展现英雄人物的精神风貌。光是为了影片中许云峰出场（接江姐）的那个镜头，水华就费了很多心血。为了给许云峰一个“上场风”，他与剧组摄影师、演员反复研究，最后决定了这样一个方案：先让观众看到的是许云峰的背影，随着他的略微一动，摄影机移转拉成中近景，观众才看见他的半侧面，而后大侧面。此时许云峰看了一下手表，就改变了节奏，急切地穿过马路，走到对面的人行道上，此时警车呼啸声（画外音）由远至近，街上行人紧张地来回窜跑，许云峰驻足张望……这场戏通过细节刻画，将在白色恐怖笼罩下许云峰的机智果敢表现得入木三分。这段场景中还有一个小镜头让人印象深刻。当许云峰穿过街心时，导演安排了两个拣烟头的小孩，从他腿边爬窜而过，去抢那支尚未踩灭的烟头，许云峰下意识地看了几眼这两个苦难的孩子。这个动作的插入，一方面填补了画面前景的构图，使之饱满，更增添了时代气氛，同时也体现了许云峰对穷苦人民的深切关怀。水华在导演过程中这种刻画人物的细微笔触，也使一些只有寥寥几笔的次要人物变成了颇具光彩、令人难忘的银幕形象，如在狱中装疯多年的地下工作者华子良和天真可爱、富有正义感的小萝卜头等。

在正面人物与反面人物处理上，水华也是别具匠心，他没有将镜头完全集中在许云峰身上，而是较多地放在了特务头子徐鹏飞身上，以徐鹏飞的猖狂衬托出许云峰的崇高，以徐鹏飞的慌乱衬托出许云峰的沉着，以徐鹏飞的愚蠢衬托出许云峰的机智。对许云峰的镜头则宁缺勿滥。许云峰不出则已，一出则必置敌于无法招架的境地。这种以少胜多、用反衬的手法，将正反两个人物刻画得栩栩如生，令人难忘。扮演徐鹏飞的演员项堃是个很有舞台经验的演员。在影片中，他将徐鹏飞对国民党的效忠和对共产党人的残忍表现得非常充分，同时又能从人物的心理出发，对徐鹏飞急于求成时的焦躁、最后覆灭前的歇斯底里，都做了恰当的处理，避免了反面人物塑造上的脸谱化。戏中关于许云峰与徐鹏飞的交锋有这样一个场面：徐鹏飞对许云峰“百般利诱”失败后，面对许云峰的沉默与冷静，无计可施：“我是干特工的，不喜欢绕弯子说话！”说完将两只白衬衫的袖管朝上一捋！项堃这一捋将一个流氓、痞子，胸无点墨、只以专喝人血为职业的无赖面目表现得淋漓尽致。

相信凡是看过这部影片的人，对片中的一幕幕场景一定会记忆犹新。为了拍好这部戏，画家、美工师秦威可谓费尽心血。为了将重庆的都邮大街恢复到解放前的面貌，他到处寻找道具。当时热心的重庆市民听说要拍《红岩》，非常支持，纷纷翻箱倒柜，将旧时的衣服和装饰用具都一一找寻出来。这些道具经过秦威的细心布置，将那个嘈杂、零乱、糜烂、阴霾的历史年代中的重庆又一次生动地展现在了观众面前，同时也为演员更好地入戏创造了一个良好的环境。

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1964年12月，电影《红岩》终于拍完了最后一个镜头。林默涵和周扬看了工作样片后，给了很高的评价。当时正在访华的日本电影作家代表团看了《早春二月》和《红岩》这两部影片后，对后者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代表团团长说：“此片在日本是没有的。影片告诉人应该怎样生活，这是一部好影片，我们很喜欢！”日本代表团作家井手雅人还连夜给日本国内打电话，说是看了一部好片子。文化部领导及外国友人的好评使剧组全体人员深受鼓舞。然而，令他们没想到的是，这部被大家看好的影片却差点因江青的不满而遭夭折。

影片上映受阻

周恩来出面解救

1964年12月下旬的一天，水华接到通知，说是江青要来看片子，看片地点安排在新街口北大街原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标准放映室。江青是上个世纪30年代演员，又曾担任过中宣部电影处处长，大家对她的到来自然充满了期待。谁知江青一进门便冷冷地说：“我不是你们邀请来的，我是因为别的原因，我自己来的！”江青这番没头没脑的话使在场的副厂长田方、导演水华和主演于蓝等人大感意外，大家不明白她话中的意思，心里顿时紧张起来。江青在看片时也是横挑鼻子竖挑眼，一会儿说影片中水声大了，一会儿说关门声大了，一会儿又说许云峰气质不对，一会儿又说江姐没英气……看完片子后，江青又扯着嗓子以总结的口吻说：“这部影片太糟了！不要修改了……电影不像桌椅板凳做好以后还可以锯掉一点……小改也没有用，改也改不好了，就这样上映后再批判吧！”“也不要像以往那样，一下子把影片放到仓库里，可以拿出来大家批判嘛……发行公司也可赚一点钱嘛！”

看到自己辛辛苦苦搞出来的片子被江青说得一无是处，大家一下子懵了，不知该怎么办。田方等厂领导于是抱着“救命”的心情找到文化部领导周扬，周扬听了他们的汇报后面带愁容，心事重重地说：“影片可以适当地作些修改，但剧本就不要改了……最近，还有些影片受了批评，比如，《霓虹灯下的哨兵》，这也是当时已得到普遍好评的影片………还有一些影片要批呢！……批吧！……”

难道这部片子就真的没戏了？大家心里很不服气。无奈之中，水华想到了周恩来，于是找到周恩来的秘书许明，将江青看片的事告诉了她，并说：“是不是请总理帮我们看看，到底应该怎样看待这部影片？”周恩来听了许明的汇报后对此很是重视，他当即与邓颖超，还有文化部一些领导在钓鱼台审看《红岩》。但不巧当时机器出了故障，画面跳动得厉害，影响了审片效果。田方等又将看片地点改在了新影标准室。虽是同一个放映室，但与江青看片时气氛大不一样，周恩来到来后向大家一一问好，大家心里顿时感到暖洋洋的。放片时，周恩来看得非常认真。当他看到片中龙光华给江姐送水遭狱中看守长“猫头鹰”开枪射击而牺牲时，“唉”了一声，自言自语地说：“很感人嘛！”

看完片子，周恩来又听了水华关于对影片两种不同意见的汇报，然后问：“除了这些意见，还有什么外界人看过？他们有什么看法？”于蓝于是将日本代表团的评价做了汇报。周恩来听了后点点头，对电影局领导说：“你们回去充分讨论，快点提出意见。”随后又对文化部的赵辛初说：“文化部有什么意见？今天是14日，最好两三天就把意见拿出来！”

在听完大家汇报后，周恩来谈了自己对这部影片的看法，他对影片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并提出了很好的修改意见。戏中有这样一个镜头：许云峰、江姐被敌人一拉出监狱，画面就转到迎接解放军的场面。周恩来说：“太快了，就义应该有形象的表现，当时许多共产党员牺牲时都高喊出：‘共产主义万岁！’应该有一点壮烈的场面……影片的意义就在这里，因为已临近解放了，就最后那么一小块地方，真是最后的斗争，而我们就有这样的共产党员为了最后的斗争、最后的胜利牺牲了，革命的胜利是来之不易的。”大家听了周恩来这番话，觉得很有道理。由于扮演许云峰的赵丹当时已回到上海正接受批斗，水华有些忧心地问总理：“扮演许云峰的赵丹已回到上海了，怎么办？”周恩来说：“打电话叫他来嘛！”又接着说：“今年上映的还有《霓虹灯下的哨兵》、《节振国》……这些影片都不错。现在支持的人不少了，你们赢得了观众！”大家听了深受鼓舞。随后，周恩来又对影片的名字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建议将名字由《红岩》改成《江姐》，于蓝说：“总理，可江姐在影片中并不是唯一的主人公啊，还有许云峰呢！”周恩来想了想说：“你说得对。”大家围绕着电影的名称又是一番讨论，最后取了《烈火中永生》这个名字。

周恩来对影片的评价使大家欢欣鼓舞。根据他的修改意见，北影厂立即将正在上海搞“四清”的赵丹接回来，在香山补拍了江姐和许云峰就义的场面：许云峰、江姐被押出来，他们手挽手，走上坡顶。这时，摄影师将画面摇成空镜头，画外传来口号声，接着“啪！啪！啪！”一排枪响。镜头迅即摇上，画面上出现青松和蓝天。画外传来国际歌。然后，镜头即速转换成解放的场景。这场正面表现江姐就义的场面，似画龙点睛，升华了影片的主题思想。镜头拍完后，大家无不佩服周恩来那独到的眼光。

1965年夏，影片《烈火中永生》在全国公映，受到了观众的热烈欢迎。为了扩大影响，1966年春，北影厂准备将此片送到日本放映，但江青得知此事后，从中横加阻拦。中宣部因为此片受到周恩来支持，顶住了江青的压力，终于使这部片子在日本成功上映，并受到了日本观众的好评。

然而，就在影片出访日本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了，电影《烈火中永生》被江青一伙诬成“大毒草”，说什么这部戏是为当时重庆市委书记翻案，是把华蓥山的斗争说成城市领导了农村，宣扬城市领导农村，违反了毛主席农村包围城市的教导，是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江青还对戏中的演员和人物原型大加攻击，说什么 “许云峰原型是叛徒”，“赵丹发狂”，“于蓝像个少奶奶”……随着一个个大帽子压顶，这部电影的创作者也受到无情的迫害，小说原作者罗广斌竟被迫害致死。

然而，乌云终究掩不住太阳的光芒，“四人帮”被粉碎后，随着文艺春天的到来，被封存十年之久的《烈火中永生》终于又回到了观众中，并被中宣部列为“百部爱国主义教育影片”。

来源：近代史飙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