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39年11月11日晨，河北唐县黄石口村，从10月28日在手术中被手术刀划破左手的中指，随即又被碎骨刺伤，再到11月1日伤指在手术中被丹毒感染病情急剧恶化，时间已经过去近14天。
感人至深的遗嘱
1939年11月11日晨，河北唐县黄石口村，从10月28日在手术中被手术刀划破左手的中指，随即又被碎骨刺伤，再到11月1日伤指在手术中被丹毒感染病情急剧恶化，时间已经过去近14天。
上午，昏睡中的白求恩醒来，神志清醒了很多，但左胳膊已开始变色。聂荣臻派来的晋察冀军区卫生部医务主任林金亮医生和医疗队的陈仕华医生反复商量，再次建议白求恩截肢。白求恩摇摇头说：“不要治了，已不单是胳膊的问题了……我的血里有毒……是败血症。”
11月11日下午，白求恩奇迹般地十分清醒，他支撑着坐了起来，让人拿来几张信纸，用颤抖的手给聂荣臻写了最后一封信：
亲爱的聂司令员：
今天，我感觉非常不好——也许我会和你永别了！请你给蒂姆·布克写一封信——地址是加拿大多伦多城威林顿街第十号门牌。用同样的内容给国际援华委员会和加拿大民主和平联盟会写信，告诉他们，我在这里十分快乐，我唯一的希望，就是能多作贡献。
也写信给白劳德，并寄上一把日本指挥刀和一把中国大砍刀，报告他我在这边工作的情况。这些信，可用中文写成，寄到那边去翻译。
最近两年，是我生平最愉快最有意义的时日，感觉遗憾的就是稍嫌闭塞，同时，这里的同志，对我的谈话还嫌不够……
他继续写道：“每年要买250磅奎宁和300磅铁剂，专为治疗患疟疾的病人和贫血病人用。”“千万不要再到保定平津一带去购买药品，因为那边的价钱比沪港贵两倍。”他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让我把千百倍的谢忱送给你和其余千百万亲爱的同志！”
据林金亮医生撰写的《白大夫求恩同志逝世经过录》记载，十几个小时后，也就是1939年11月12日凌晨5时20分，白求恩突然不省人事，经抢救无效，溘然长逝。
这封白求恩临终前写就的书信，随后被翻译成中文，长达千余字。从内容上看，它既是白求恩写给聂荣臻司令员的最后一封信，也是他交代后事的遗书。白求恩在遗书中，以冷静从容的态度、感人肺腑的真诚，表达了对伟大事业的不舍和对生命的眷恋。经聂荣臻司令员过目后，遗书的英文原件和潘凡翻译的中文稿，被交给了时任晋察冀军区卫生部部长的叶青山保管。
白求恩临终时，身边有负责抢救的林金亮医生、陈仕华医生、翻译潘凡、勤务员何自新和房东邸俊星等多人在场，他们都是白求恩撰写遗书的见证者。
丢失于战火
1940年1月5日下午，在河北省唐县军城镇南关的古阅兵场，晋察冀边区举行了有上万人参加的白求恩大夫追悼大会。
1940年1月，白求恩大夫追悼大会现场
军民们在追悼大会礼堂的旁边搭起几座席棚，举办了“纪念我们的国际朋友白求恩同志”摄影展，集中展出白求恩在晋察冀的战斗历程。白求恩写给聂荣臻司令员的信，在誊抄后也公开展出。可惜的是，由于分辨率不够，在这张照片中，我们无法清晰地看到文字细节。
追悼大会上公开展出的白求恩写给聂荣臻司令员的信 （誊抄件）
1943年，晋察冀军区卫生部装有白求恩遗书原件的铁皮箱在战斗中下落不明。1944年，在白求恩生命的最后几天里一直陪伴在他身边、见证了遗书书写过程的翻译潘凡，在一次行军途中与部队失散，从此杳无音信。
遗书原件、最早的中文翻译稿，以及潘凡的意外失踪，这一切都为后来海外学术界对这份遗书真实性的质疑埋下了伏笔。
幸存于报刊
幸好，当时的晋察冀军区政治部有一份石印的机关报《抗敌三日刊》，在1940年1月4日刊登了这份遗嘱的中文翻译稿。这一期的发行时间距白求恩逝世还不到两个月，副题是“追悼国际友人白求恩大夫专刊”。除了白求恩的遗嘱外，还刊登了聂荣臻的《纪念白求恩同志》和《祭文》、吕正操的《纪念白求恩大夫》、林金亮的《白大夫求恩同志逝世经过录》以及白求恩给郎林的信，等等。
1940年1月4日出版的《抗敌三日刊》“追悼国际友人白求恩大夫专刊”，其中第4版刊发了“给聂司令员的信”，此信即后来广为人知、影响深远的白求恩遗书
在标题为“给聂司令的信——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十一日下午四点二十分”的这篇遗嘱中，几乎所有的英文人名、地名和机构名称都是用笨拙的笔法，将英文字母夹杂在汉字之间刻写出来的。很显然，在白求恩去世后那段忙乱的时间里，他身边的中国战友们还来不及搞清楚如何翻译这些陌生的名字。
文学能当史学吗？
而这份遗嘱之所以能名满天下，还离不开一位作家和他的文学作品。
周而复是最早接触白求恩的中国作家之一。1939年秋天，作为八路军总政治部派遣前方文艺小组第五组组长，周而复赴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参加战斗生活，和八路军战士一起反“扫荡”，记录了很多创作素材，先后完成了报告文学《诺尔曼·白求恩断片》和长篇小说《白求恩大夫》。随着这两部文学作品的广泛传播，白求恩遗嘱也为世人所熟知，其真实性在中国几乎从未被质疑过。
1952年，白求恩生前的同志和战友泰德·阿兰与塞德奈·戈登联手创作的白求恩传记《手术刀就是武器：白求恩传》（以下简称《手术刀就是武器》）出版。第一作者泰德·阿兰明确承认从周而复的小说中得到了“无法估量的帮助”。而这种帮助，包括直接引用了小说中的白求恩遗嘱。
质疑
《手术刀就是武器》的影响是深远而广泛的，但由此引起的争议也一直存在。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文史自古不分家，即使到了现代，界限也时有模糊。而在西方，近代以来的小说和非小说、虚构与非虚构，界限很清楚。《手术刀就是武器》一书直接引用了周而复小说的内容，被主流学术界认为是不严肃的，书中白求恩遗书的真实性难以保证。所以长期以来，海外尤其是加拿大史学界普遍不承认白求恩遗书的真实性。
《不死鸟：诺尔曼·白求恩的一生》，是加拿大著名白求恩研究专家罗德里克·斯图尔特夫妇2013年完成的一部白求恩传记。在这部翔实、权威的白求恩传记里，斯图尔特只提到白求恩在临终前曾给聂荣臻司令员写过信，但很谨慎地没有引用这封信里的具体内容。
而另一位学者—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历史系教授拉瑞·汉纳特，甚至认为这份看起来如此理性从容、饱含深情的遗书，很有可能是白求恩的战友们在他牺牲后编造出来的。
拉瑞·汉纳特是加拿大研究白求恩生平的权威专家。他在著作《一位富有激情的政治活动家——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作品集》中，收录了白求恩在医学杂志上发表的11篇论文，以及“几乎现存的白求恩的所有文字作品”。但是如此全面的作品辑录，却没有收录那篇在中国广为流传的白求恩遗嘱。
除了对文史不分的质疑之外，汉纳特先生还对中文遗嘱中的部分内容，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从细节上就足以否定遗嘱的真实性。比如，汉纳特先生认为，遗嘱中的“把我所有的像片……日记……文件，和军区故事片……等，一概寄回那边去，由蒂姆·布克负责分散”，并告诉他有一个电影的片子将要完成，是完全不能成立的，因为白求恩根本没有拍摄电影的条件。
作为外科医生的白求恩，同时也是一位摄影家和纪录片创作者。1936年在西班牙战场时，他就与美国电影导演赫尔伯特·克莱因合作，拍摄过一部名为《西班牙之心》的纪录片。这部以白求恩为主角的战地纪录片，在当时曾引起很大的反响。
来到中国后，白求恩也想拍摄一部战地纪录片，向全世界讲述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故事。为此，1938年3月26日，白求恩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曾给史沫特莱写过一封长信。信中，白求恩希望得到更多的胶卷、相纸、冲洗设备，还设想应当完成一部纪录电影：我们应当完成一部36毫米电影，到了延安之后我再告诉你我们还需要什么东西。
但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战时交通的极端困难，直到1939年11月牺牲时，白求恩也没有收到任何从海外邮寄来的摄影器材。汉纳特教授据此认为，白求恩连最基本的摄影器材都没有，何来“有一个电影的片子将要完成”？
的确有“一个电影的片子”
汉纳特先生的质疑看起来非常有力，但其实早在1938年，八路军就有了自己的电影机构——八路军总政治部下属的延安电影团。延安电影团的血脉至今仍在，即今天的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这家成立于1953年的专业电影厂，是中国新闻纪录电影的主要生产基地，其血脉最早可以追溯到1938年成立的延安电影团。权威的拍摄地位，使中央新影自延安时期至今，摄制了大量中国历史上极具文献价值的新闻纪录片。
中央新影的资料库保存了约42000本胶片、42万分钟长度的纪录电影资料，其中就有白求恩遗嘱中提到的“一个电影”。
延安电影团成立后，着手拍摄的第一部影片就是纪录电影《延安与八路军》。1938年10月1日，电影团摄影队在陕北中部县黄帝陵前拍摄了《延安与八路军》的第一组镜头。
纪录电影《延安与八路军》海报
为拍摄真实的八路军敌后抗战，1939年7月，电影团冲破层层封锁，抵达了晋察冀军区司令部驻地河北唐县的和家庄村。军区司令员兼政委聂荣臻和政治部主任舒同接见了电影团全体成员。导演袁牧之汇报了工作计划后，聂司令员称赞电影团冲破封锁到敌后抗战第一线，是真正的文艺战士。值得注意的是，聂荣臻除了指示各有关方面要积极配合电影团工作外，还特别提出要求：电影团必须拍摄白求恩同志的工作和生活情况。
为此，电影团跟随白求恩大夫分别到唐县和家庄村军区司令部驻地、牛眼沟村军区卫生学校、花盆村军区医院等地进行拍摄，记录了白求恩大夫在医院为伤员和群众治病、打字编写教材、给医务人员讲课等电影素材。同时，对白求恩亲手制作的药驮子（白求恩为其起名“卢沟桥”）等各种医疗器具也进行了拍摄。画面中的白求恩大夫为伤病员检查、细致地包扎伤口，还把一整套实用高效的战地医疗救治方案带给了八路军。白求恩遗书中所提到的“一个电影”，指的就是1939年延安电影团在晋察冀军区拍摄的这些电影胶片。
电影团拍摄的白求恩为伤员治疗及工作情况（“我们军 区的电影”片段）
1939年8月15日，在给加拿大共产党总书记蒂姆·布克的信中，白求恩汇报了他将在11月份回国募捐和筹集物资的计划，同时提到“我将带回我所有的底片，我唯一的希望是我能有一部电影”。的确，在演讲和募捐活动中，没有其他任何形式能比来自战场的战地纪录片更有感染力和说服力。
最后的影像
但白求恩的回国计划被突如其来的战火打断了。1939年10月下旬，晋察冀军区冬季反“扫荡”战斗打响。白求恩在毅然决定推迟回国计划后，迅速组织了医疗队上前线救治伤员，电影团也跟随医疗队赶到了前线。
1939年10月28日，医疗队在离前线只有5里远的涞源县孙家庄小庙设立了手术室。白求恩大夫身着白色围裙，高卷袖子，弯着腰，站在自制的“手术台”前，神情专注、一丝不苟地抢救伤员。摄影师吴印咸将这一刻记录了下来。这段胶片影像和这张照片成了中国电影史上珍贵的文献和中国摄影史上的经典之作。我们今天看到的关于白求恩在晋察冀根据地的影像，就是这个时期拍摄的。
1939年11月17日，得知白求恩牺牲的消息后，摄影队由前线专程赶到了河北唐县的于家寨村。那天下着大雪，人们从四面八方赶来，向这位战友告别。摄影师吴印咸记录了遗体告别仪式，拍下了白求恩安详的遗容。
样片遗失
影片拍摄完成后，由于延安不具备电影制作条件，中共中央决定派导演袁牧之和音乐家冼星海携带底片（35毫米胶片为主）前往苏联，完成后期制作。
1940年11月，袁牧之和冼星海到达莫斯科，苏联方面很快将这些底片全部洗印了出来。正当工作接近尾声时，1941年6月22日，纳粹德国突然向苏联发起了进攻。由于战事不利，苏联方面实行大规模战略撤退，将莫斯科电影制片厂和其他一些电影机构向古比雪夫转移。慌乱中，已基本制作好的《延安与八路军》的样片和底片竟不知去向。袁牧之得知后十分焦急，四处寻找，但始终一无所获。直到今天，寻找这些胶片仍是新影人的夙愿。
幸存的素材
幸运的是，同期拍摄的少量16毫米的电影素材，因制作技术原因，未能带走，得以保留在延安，其中就有白求恩大夫的部分影像。这些胶片后来由延安电影团手工冲洗了出来，解放战争时期由电影团辗转带到了黑龙江的兴山，新中国成立后又被带到北京珍藏了起来。1962年，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以这些劫后余生的16毫米胶片为基础，出品了一部电影纪录片《纪念白求恩》，在国内发行放映。
此时，距离白求恩牺牲已经过去了23年。而执行白求恩的遗嘱，也就是“告诉蒂姆·布克有一个电影的片子将要完成”，因为种种原因已无法完成，这正是汉纳特教授质疑“一个电影”的直接原因。
至此，我们可以明确解答汉纳特教授的疑问了—白求恩自己的确没有电影设备，更无法拍摄电影。但他遗嘱中提到的那部电影不仅真实存在，而且部分影像珍藏至今。
2025年9月，由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摄制的系列文献纪录片《永恒的记忆——白求恩和他的朋友们》杀青。创作过程中，笔者遇到了不少“遗嘱真伪”“牺牲真相”之类的问题。解开这些谜团、澄清一些长期存在的疑问，正是这部纪录片在创作中必须要面对的。
尊重历史、忠实纪录，在大量占有国内外相关文献资料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通过求证来拨开迷雾，正是我们的责任。这是我们对白求恩大夫、对延安电影团的前辈们的致敬。
注：对“我们军区的电影”这一问题的求证，已于2022年10月31日获拉瑞·汉纳特教授的书面认可。
附拉瑞·汉纳特教授复信片段：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making this clearly. I am always happy to share our discussions about Bethune’s will with friends in China and in my books. In general, the article is a welcome addition to our improving knowledge about Bethune.
来源：炎黄春秋杂志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