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以往的影视作品中，日军形象往往较为脸谱化，即要么单纯残暴，要么愚蠢滑稽，第三种则是“日本好人”，如《南京！南京！》中的日本小军官角川。

《南京照相馆》是一部出色的电影。

说它出色，有两个方面的含义：

一是，影片刷新了侵华日军的形象，也刷新了中国观众对军国主义日本的认知。

在以往的影视作品中，日军形象往往较为脸谱化，即要么单纯残暴，要么愚蠢滑稽，第三种则是“日本好人”，如《南京！南京！》中的日本小军官角川。

《南京照相馆》中的日军中尉伊藤秀夫，则突破了脸谱化的窠臼：他不是生就的魔鬼，也不是“武士道精神”的简单符号。

在日本社会内部，伊藤是一位腼腆、善良、彬彬有礼的青年，但受军国主义、种族主义的影响，他根本不把中国人当人，认为可以对中国人无情利用、残杀与强奸，不必有任何心理负担。

无疑，这一形象更贴近侵华日军的主流面貌，也是很多以“高等民族”自居的法西斯军人的共同面貌——如同一时期的纳粹德国军人、当下在加沙残杀妇女儿童的以色列军人，等等。

二是，《南京照相馆》在类型化叙事方面也把握得非常好。

就是说，它是一部非常圆熟的商业片，拍得一波三折，扣人心弦。

在我看来，无论如何，电影都必须拍得“好看”，能够吸引观众看下去，让观众在影院里或潸然泪下，或开怀大笑，或回肠荡气……出了影院还久久回味。

做不到这一点，任何“思想性”、“社会意义”等都是空中楼阁，都无法落地。

《南京照相馆》讲述的是一段极为惨烈的历史，却采用了经典类型片的模式：如何逃离恐怖之城？

好莱坞有很多类似情节的电影，如《逃离德黑兰》《逃离夺命镇》等，票房一般都很好，吴京的《战狼2》也是一个逃离主题，创了中国电影的票房纪录。

不要瞧不起类型片。类型片符合观众的欣赏习惯，能够使观众迅速带入，所以往往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当然，如果导演想创新电影语言，要拍艺术片，那就是另外一个话题了。

《南京照相馆》赢得了众多赞誉。

但这部影片的摄制及社会反响，却折射了一个严峻现实：社会心理已经高度民国化了。

打一个不太恰当比方吧，假如民国没有在1949年的人民革命中被推翻，而是一直延续到了今天，那么主流电影人拍一部反映南京大屠杀的电影，并且拍得比较好的话，也无非就是《南京照相馆》的水平。

电影人找到了民国的感觉，相当一部分观众（不是全部）也找到了民国的感觉。

“民国感”是这样一种思维和情感机制：自动屏蔽觉悟了的、良好组织起来的、能够自主掌握命运的革命人民的力量，觉得这是无法理解、无法想象的，历史只能按照“常规逻辑”来进行。

而这种“常规逻辑”就是，遇到日寇的屠杀，要么引颈就戮，要么东躲西藏，像《南京照相馆》中，几个市民能够本能地、自发地反抗，就已经是至高境界了。

“民国感”的另一个特点是，把欧美视为决定命运的拯救性力量。

在影片中，为什么苏柳昌等人拼死也要把日军屠城的照片送出去？

当然是为了在西方媒体上发表，以唤起西方尤其是英美的同情，希望他们对炼狱中的中国人伸出援手。

影片到了最后，用了几秒钟的新闻纪录片——麦克阿瑟在密苏里战舰甲板上主持日本投降仪式。

这个片段虽短，却至关重要。经过这个片段，才有了南京审判，才有了谷寿夫等南京大屠杀的罪魁祸首被枪决。

在新中国前三十年的抗战影片中，也有日军屠杀的情节，但胜利的复仇，都是由革命人民自己来完成的。

经典影片《地道战》中，民兵队长高传宝的父亲高老忠被日寇杀害。高传宝没有流泪，而是紧紧握住手中的钢枪，坚毅地说“准备战斗”。

《平原游击队》中，天真可爱的小男孩小宝子被鬼子队长松井杀害。游击队长李向阳默默地捡起小宝子爱不释手的一颗子弹，揣进口袋里。

到了最后清算的时刻，李向阳面对困兽犹斗，不肯放下屠刀的松井，把这颗子弹押进枪膛，将他一枪击毙。

这是革命人民的复仇方式，不需要经过密苏里战舰甲板的周转。

有人会说，1937年的南京并没有革命人民。

这是对的。但是，如果我们发现，在纪念抗战胜利八十周年的时候，大银幕上居然没有一部反映解放区抗日，反映敌后人民战争的电影，《东极岛》也好，《731》也罢，都同样是满满的“民国感”，你还觉得这是偶然的，还会觉得这不是一种社会心理与文化的民国化吗？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人民革命/人民战争的历史似乎成了一种无处安放的历史，它同此前此后的历史，都有点格格不入。

结果是，革命人民与人民战争，要么以“神剧”的方式，面目全非地出现银幕或荧屏上，要么如《南京照相馆》《东极岛》《731》等有意无意地暗示那样，根本就不存在。

存在决定意识。社会心理的民国化，想来也无非社会结构民国化的一种折射或反映吧？

这才是最令人揪心的。

来源：郭松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