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最好的安排》由张忠导演、李牧雨编剧，赵文卓、索南曲加、扎西姬等主演，比朱·达莫达兰（印度）监制，柳岛克己（日本）摄影，云南民族电影制片厂、中宣部电影数字节目管理中心和北京凤祥辉煌文化科技有限公司等联合出品摄制。作为曾打造《长安・长安》等多部国际获奖作品的导演

电影《最好的安排》近日结束第二阶段的拍摄，这部汇聚中国、日本、印度三国电影人的作品，以独特的跨国创作模式，成为中外合作的亮眼实践。

《最好的安排》由张忠导演、李牧雨编剧，赵文卓、索南曲加、扎西姬等主演，比朱·达莫达兰（印度）监制，柳岛克己（日本）摄影，云南民族电影制片厂、中宣部电影数字节目管理中心和北京凤祥辉煌文化科技有限公司等联合出品摄制。作为曾打造《长安・长安》等多部国际获奖作品的导演，张忠此次将多年跨国合作经验融入创作，“电影应成为跨越语言的情感桥梁，就像《长安・长安》联结中国伊朗哈萨克斯坦三个国家力量那样，这次我们要让藏地故事在多元视角中生长”。

日本物哀美学与藏地哲思的光影共振

影片的日本团队将标志性的物哀美学注入叙事，这一源自《源氏物语》的传统美学，以真情流露为核心，擅长通过自然意象与无常感传递深层情感。著名摄影师柳岛克己的镜头语言堪称典范，这位曾塑造《菊次郎的夏天》光影质感的大师，以季节意象为叙事线索，完美延续了日本电影中季语与情感共振的创作传统。

摄影的运镜里藏着东方美学的共通性。导演张忠透露，在拍摄草原夜宿戏份时，摄影放弃人工布光，仅以月光勾勒帐篷轮廓与人物侧脸，这种对自然光影的极致追求，与他在《长安・长安》中融合中亚草原光影的经验形成呼应，“就像当年与伊朗团队磨合节奏那样，我们让幽玄的朦胧感与藏族生死观对话，让悲伤里生长出力量”。其独创的自然呼吸式运镜在雪山段落尤为惊艳，镜头随湖面起伏的韵律，恰如日本纯爱电影中瞬间永恒化的叙事技巧，将藏地的苍茫转化为可感知的情感波动。

印度现实主义传统赋能故事的全球表达

印度监制比朱・达莫达兰则带来了印度电影兼具社会深度与情感张力的创作特质。作为深耕现实主义题材的影人，他将印度电影中以个体命运折射时代命题的传统融入影片，增加了少年兄妹与朝拜牧民的交集戏份，这就像印度电影中常见的叙事手法，让小人物的故事生长出普世共鸣。在大家的推动下，影片弱化了文化符号的刻意呈现，转而聚焦离别与重逢这一人类共通主题，这种处理方式与张忠在《长安・长安》中以跨国爱恋讲丝路故事的思路不谋而合，好的国际合作不是文化元素的堆砌，而是找到情感的最大公约数。

印度团队的国际发行经验更成为影片走出去的关键。比朱依托其在全球印度国际电影节等平台的资源，促成国外发行合作，这一方法延续了印度电影本土叙事+全球渠道的成熟路径。“他们擅长把地域故事转化为国际语言，”张忠举例，印度团队建议保留藏语原声但优化自然音效，“就像《长安・长安》用哈萨克语传递普世情感那样，真实的文化质感反而能打破隔阂”。目前影片已确认以片花形式参与今年国内外四个国际电影节推介，成为印度发行渠道助推中国地域题材走向世界的典型案例。

张忠的跨国创作方法论：在碰撞中守正创新

从《长安・长安》联结中伊哈三国力量，到此次汇聚中国、日本、印度影人，张忠已形成成熟的国际合作方法论“以本土内核为根，用多元视角为枝。”

在剧本阶段，他组织中方编剧与国外主创开展多轮线上研讨，中方深耕藏区文化细节，印方强化叙事节奏，日方注入美学表达，最终达成生命觉醒主题的共识。“这种模式延续了《长安・长安》各国主创共筑故事的经验，不是让外国团队适配我们，而是一起发现故事的全球价值。”

拍摄中的文化碰撞更成为创作亮点。当国外团队坚持用长镜头捕捉人物微表情时，张忠结合藏地纪录片拍摄经验，提出长镜头+自然空镜的融合方案，既保留日本电影的情感浓度，又展现藏地的空间张力；印度团队建议增加歌舞段落时，双方最终达成用马尔锅庄和藏戏祈福仪式替代传统歌舞的妥协，既延续印度电影的情感宣泄方式，又贴合藏地文化语境。

目前影片第二次已完成37天的实景拍摄，冬季部分待拍摄。海外发行方认为影片中少年兄妹的寻亲之旅跨越了文化边界，传递出共通的人性温情。

文/北京青年报记者 肖扬

编辑/张丽

来源：影之时光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