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荷合拍片《红尘错》报名戛纳，这一跨文化事件远超单纯的参赛行为，它揭示了全球化语境下民族电影走向世界的深层命题。合拍模式在汇聚资源的同时，也带来了文化身份表述的挑战：
编者按：
中荷合拍片《红尘错》报名戛纳，这一跨文化事件远超单纯的参赛行为，它揭示了全球化语境下民族电影走向世界的深层命题。合拍模式在汇聚资源的同时，也带来了文化身份表述的挑战：
我们是在讲述真实的中国故事，还是在为国际视野“定制”东方奇观？本文深刻剖析了国际电影节体系背后的审美权力与“自我东方主义”陷阱，进而指出，真正的突破在于以扎根本土的真诚表达，触达人类共通的情感核心。
《红尘错》的征程，无疑是一次关于文化主体性与对话能力的生动实践。
跨界合拍：民族电影的世界性困境与突围
——从《红尘错》报名戛纳谈起
特约撰稿人 高山 万民
当中国与荷兰联合拍摄的电影《红尘错》经由印度新德里国际电影节的推荐，踏上第79届戛纳电影节的征途，这一事件本身已成为一则耐人寻味的文化寓言。
它不再是简单的“一部电影参加一个电影节”的线性叙事，而是全球化时代电影生产与传播复杂网络的缩影：
多国资本的流动、文化符号的交换、艺术评价体系的交错。在这看似顺畅的“跨界”背后，潜藏着民族电影在走向世界过程中无法回避的深刻悖论：我们究竟是在“讲述中国故事”，还是在为国际电影节的口味“定制中国”？
然而，《红尘错》的这次旅程，恰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审视这一困境的绝佳窗口。
国际电影节体系，尤其是戛纳这样的A类电影节，早已超越了单纯的电影展映场所，它们构建了一套具有强大话语权的评价系统和审美标准。这套系统犹如一个精密的“文化翻译器”，对不同文化背景的影片进行筛选、解码和再编码。
表面上，它欢迎多元文化；实质上，它无形中塑造着某种“世界电影”的期待视野——那些符合西方对“他者”文化想象的作品往往更容易获得青睐。
张艺谋早期的民俗奇观电影在国际上的成功，某种程度上正是契合了这种期待。当《红尘错》以合拍片身份报名戛纳时，它不仅要面对艺术的评判，更不可避免地要应对这套隐形的文化政治经济学。
“合拍片”这一模式，恰是民族电影应对全球化挑战的典型策略。它如同一把双刃剑：一方面，通过跨国合作，电影能够整合更多资源，拓宽市场，并借助国际团队的经验提升制作水准；另一方面，合拍片也极易陷入文化身份的模糊地带。为了协调不同文化背景的投资方、制片方和预期观众，影片可能不得不进行某种“去地域化”处理，磨平那些过于尖锐的文化棱角，追求一种“最大公约数”的普世叙事。
《红尘错》的中荷背景，使其天然承载着在不同文化语境间，在寻求平衡的艰巨任务。这种平衡若是处理得当，可能催生真正具有世界性的杰作；若是处理失当，则可能导致影片成为文化混杂的“无根浮萍”，既失去了本土的醇厚韵味，又未能真正融入他者的文化脉络。
更深层次的困境在于“自我东方主义”的潜在陷阱。当电影创作者潜意识中开始揣摩国际评委的偏好，有意无意地将本土文化中那些符合西方想象的异域情调元素放大、凸显时，一种微妙的文化自我殖民便可能发生。
影片中的中国形象，可能从真实的、活生生的当代图景，蜕变为一个被简化的、符合西方既定叙事的“符号化中国”。我们是在真诚地讲述自己的故事，还是在为满足“他者”的目光而表演自己的“他性”？
这是《红尘错》以及所有志在“走向世界”的中国电影必须时刻自省的核心问题。鲁迅先生曾深刻批判的“看客”心态，在今天全球化的文化舞台上，以一种更复杂、更隐蔽的方式重现。
然而，困境并非绝境。真正的突破，或许在于重新定义“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关系。电影的“世界性”，不应是对某种既定国际口味的迎合，而应源于对人性深度的普遍洞察，并通过独特的、扎根于具体文化土壤的艺术语言得以表达。
正如马尔克斯的魔幻现实主义，其魅力正在于它既是彻头彻尾的拉丁美洲灵魂，又触动了全人类共通的情感与想象。侯孝贤、是枝裕和等亚洲电影大师的成功，恰恰证明了最本土的，往往也是最世界的——前提是这种“本土”是真实、深刻且充满艺术创造力的。
对于《红尘错》而言，其成功的关键，或许不在于它是否精准地踩准了国际电影节的“节拍”，而在于它能否以电影艺术的独特语法，实现一次有效的文化转译：
既保持故事内核中源自本土文化的真挚与独特，又能找到与跨越国界的人类普遍情感共鸣的接合点。它需要勇气去超越简单的文化符号堆砌，深入挖掘属于特定时代、特定人群，却又具有普遍意义的生活体验与精神困境。
在全球化与本土化张力持续的今天，中国电影乃至所有非西方世界的电影，其“走出去”的征程，注定是一场在双重语境下的艰难舞蹈。
我们既不能退回封闭的民族主义堡垒，也不能在追逐“世界认可”的过程中迷失自我。《红尘错》的戛纳之旅，无论结果如何，其价值更在于这个过程所引发的思考：
如何在不牺牲文化主体性的前提下，进行富有成效的对话？如何让中国故事真正作为平等、独特且富有魅力的声音，汇入世界电影的宏大交响？
这条路虽然充满挑战，但每一次真诚的尝试，都是对中国电影乃至世界电影版图的有益拓展。当《红尘错》在戛纳的海风中接受检阅时，它代表的不仅是一部影片的成败，更是一种文化策略、一种身份探索、一种在全球化语境下讲述“我”是谁的艰难努力。而这，或许比金棕榈奖杯本身，更能定义这个时代的文化价值。
编辑 陈杰
来源：天目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