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中国电影的发展历程中，抗战题材始终占据重要地位。一批深刻表现民族气节与英雄精神的经典作品不仅忠实记录了抗战历史，还通过对人物心理的深入刻画，赋予英雄形象以丰厚的精神内涵。从挺身而出的平民志士到百炼成钢的革命战士，从有血有肉的集体群像到情感丰富的个体生命，一个

【文艺观潮】

作者：丁亚平（北京电影学院特聘教授、中国传媒大学特聘教授）

在中国电影的发展历程中，抗战题材始终占据重要地位。一批深刻表现民族气节与英雄精神的经典作品不仅忠实记录了抗战历史，还通过对人物心理的深入刻画，赋予英雄形象以丰厚的精神内涵。从挺身而出的平民志士到百炼成钢的革命战士，从有血有肉的集体群像到情感丰富的个体生命，一个个抗战英雄形象在银幕上渐次立起，汇聚成一条具有广泛影响力和艺术代表性的创作主线，并以其对民族精神、集体记忆与道德观念的深刻表达，展现出跨越时代的艺术生命力。

资料图片

民族意志的银幕凝聚

抗战电影中英雄形象的塑造，始终与中国不同历史时期社会语境和电影艺术的发展脉络紧密相连。九一八事变后，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激发了电影人的创作自觉。文艺界率先提出“国防文学”的口号。随后，“国防戏剧”“国防音乐”与“国防电影”等系列口号渐次提出并广泛传播，深刻影响了抗战初期文艺创作的走向。“国防电影”强调以电影为武器，在民族危亡关头服务于民族团结与抗日救亡。这也就是后来我们所说的抗战电影的先声。由此，抗战电影登上历史舞台。《狼山喋血记》《壮志凌云》《青年进行曲》等影片，聚焦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所迸发的民族气节与抗争决心，以影像凝聚救亡共识。例如《狼山喋血记》借村民合力打狼这一寓言式故事，隐喻中国人民团结抗击日本侵略者的不屈意志。而《壮志凌云》讲述了以顺儿、德厚、黑妞等为代表的中国农民团结起来，抵抗强盗进犯的故事，展现出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民族精神。这类影片延续了左翼电影批判现实、关怀底层的传统，在直接或间接宣传抗日、号召团结救国的同时，以真实饱满的集体英雄叙事，为战时民众注入信心、勇气和希望。

随着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抗战电影创作得到进一步明确和拓展。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如《中华儿女》《保家乡》等，采用更为直白、写实的影像语言，通过对战场与后方生活的群像塑造，诠释英雄们在烽火岁月中的抗争与牺牲，深刻展现中国人民在民族危亡时刻的坚毅、勇敢。与此同时，《木兰从军》《铁扇公主》等，则延续并发展了寓言传统，借历史故事或神话传说中的英雄抗争故事以古喻今，隐晦而有力地传递抗日救亡、民族自强的时代呼声。这些作品人物塑造凝练象征，叙事手法多样，共同拓展了抗战电影的精神内涵与艺术表达。

资料图片

个体思想的觉醒升华

新中国成立后，电影创作延续并拓展了抗战题材的叙事传统。抗战电影在新的历史语境下继续深化发展，构成了主旋律创作的重要高峰。与此同时，抗战电影英雄人物的塑造方式发生显著转变。以往抗战电影延续传统英雄叙事模式，侧重表现英雄既定的崇高品质，对其成长过程未作深入刻画。而1949年，文艺界提出“新的英雄人物”的理念，认为英雄从来不是天生的，而是在斗争中锻炼出来的；人民在改造历史的过程中，同时也改造了自己。在这一观念影响下，电影创作者开始有意识地塑造经历成长的英雄人物，尤其注重表现其心理转变与思想升华，并逐渐形成一种新的创作模式。比如，《小兵张嘎》刻画一位从稚嫩到坚强的少年英雄。片中嘎子误将侦察员罗金保认作汉奸并举枪呵斥的情节，既戏剧化地呈现其天真而坚定的斗争意识，也暗示了他在认知与判断上仍有成长空间。《地道战》围绕1942至1943年冀中平原反“扫荡”游击作战展开，生动刻画了高老忠、高传宝、林霞嫂、牛娃等在战火中逐步成长的平民英雄形象，通过战术学习、心理转变和集体觉醒，映射出整个人民武装在实战中不断成熟、越战越强的历史现实，凸显人民战争的深刻内涵。

新时期及新世纪以来的抗战电影，进一步拓展了英雄书写的思想深度与创新形式。这一阶段的创作将战争记忆与民族创伤转化为具有反思性和多样表达的影像文本，致力于把英雄形象从崇高的符号还原为具有复杂情感与人性深度的“人”。诸如《吉鸿昌》《西安事变》《一个和八个》《七七事变》《黄河绝恋》《我的母亲赵一曼》《东京审判》《南京！南京！》《金陵十三钗》等作品，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反响。如《我的母亲赵一曼》以儿子追溯的视角，讲述一位母亲、战士赵一曼在东北沦陷时期为掩护战友被捕，在狱中坚守信念、宁死不屈的故事。影片穿插她与孩子之间的温馨记忆，既烘托出主人公作为母亲的柔情，也更强烈地反衬出其誓将日寇赶出中国的坚定信念和最终凛然就义的英雄形象。这种处理通过个体化、情感化的叙事手法，赋予历史英雄更为丰满的人性底色，体现出新时期以来抗战电影在塑造英雄时注重内心刻画与历史真实相结合的美学追求。

资料图片

随着电影产业化发展的不断深入，近期涌现的抗战电影在延续历史叙事传统的同时，积极融合当代审美与艺术创新，通过诗意化的影像表达与传奇化的情节架构，为英雄主题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南京照相馆》《东极岛》等影片在尊重史实的基础上，更加注重叙事张力与情感共鸣，以更具感染力的方式呈现英雄的成长轨迹与精神世界。这种创作转向不仅拓展了抗战电影的艺术表现维度，也进一步强化了其作为民族精神象征的文化意义，使英雄叙事焕发出更强的生命力与号召力。

历史记忆的一脉相承

从早期“国防电影”呼唤救亡图存的集体呐喊，到新中国成立后“成长型英雄”凸显个人在斗争中的觉醒与升华；从新时期以来对英雄人性和心理深度的多样开掘，到近期产业化背景下诗意化、传奇化英雄叙事的兴起，抗战电影中的英雄形象塑造呈现出从事实表述到价值引领、从历史“是”到道德“应当”的多样类型与丰富层次。其表现形式和创作思路虽然随时代发展不断演进，但对民族精神的坚守、对英雄主义的礼赞以及对历史真实的敬畏始终如一。

资料图片

抗战电影还通过激活“后记忆”机制与互文叙事，有效地将历史中的英雄故事与精神内核传递给当代观众，实现了抗战记忆在银幕上的当代延续。比如，从《铁道游击队》（1956）到《铁道飞虎》（2016）与《铁道英雄》（2021），从《屠城血证》（1987）到《南京照相馆》（2025），电影人通过致敬经典、翻拍老片或对同一历史事件进行多角度呈现等方式，不断叩问历史，建立起跨越时空的影像对话。比如，同样以南京大屠杀期间的照相馆为核心元素，《屠城血证》从中国医生展涛与外国女孩凯蒂的视角切入，《南京照相馆》以邮递员阿昌的冒死抗争为主线，均讲述记录日本屠杀罪证的照片被保存、运送、公开的过程，共同揭示极端环境下个体的勇气与良知,体现出抗战电影在叙事创新和现实关怀层面持久而蓬勃的生命力。这种具有民族志意味的影像再生产，在铭记与诠释之间建立起一种动态的精神延续。

从这个角度看，抗战电影不仅塑造英雄，更在每一代人心中重新诠释“英雄”；不仅再现历史，更参与构建历史；在不同代际电影人的创作中延续精神血脉，也在代代观众的凝视中焕发新的生机。正是通过这样的双向互动与叙事创新，抗战电影不仅成为民族记忆赓续的重要载体，更在每一个时代语境中持续引发共鸣与回响。它让历史的烽火穿透银幕，照亮现实，也让英雄的精神跨越时空，直抵人心——这既是中国电影人对历史的回答，也是对未来的庄严承诺。

《光明日报》（2025年09月10日 14版）

来源：光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