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电影《51号兵站》,改编自抗日战争时期新四军与八路军合作秘密采购物资的历史事件。1944年,山东八路军与新四军合作采购日、伪军禁运物资,张洪树等人通过利用日、伪军内部矛盾,成功获取医疗设备、汽油等物资,并运回山东抗日根据地。”近日,大众新闻记者赴京采写抗战胜
“电影《51号兵站》,改编自抗日战争时期新四军与八路军合作秘密采购物资的历史事件。1944年,山东八路军与新四军合作采购日、伪军禁运物资,张洪树等人通过利用日、伪军内部矛盾,成功获取医疗设备、汽油等物资,并运回山东抗日根据地。”近日,大众新闻记者赴京采写抗战胜利80周年报道时,北京八路军山东抗日根据地研究会原副会长、中共山东省委原书记黎玉之子黎小弟,讲述了这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
电影《51号兵站》中,在新四军军部的委派下,梁洪化名“小老大”来到上海,与上海的地下党合作,从敌占区向根据地运输军需物资。事实上,剧中梁洪购买的军需物资,正是为了满足山东抗日根据地的斗争需求。
“山东抗日根据地面临物资短缺困境,尤其是军工生产所需的X光机、印钞机、石印机等关键设备。”黎小弟介绍,当时山东军区司令部就跟新四军联系,想请他们帮助协助购买。
1944年3月,中共山东分局派张洪树同志与常年工作在上海的新四军干部张渭清同志进行合作,秘密采购物资。“小老大”梁洪正是综合了张渭清、张洪树等多位供给干部的经历创作而成。
接受任务后,张洪树带着一帆船花生油由海上航行去上海。
电影《51号兵站》卖给日伪巡防团花生油的情节,正是出自张洪树的经历。
“北边来了一串油,就是范老太爷派张老板送来的,价钱不错。你看早晨的报纸还是2100,才两个多钟头的事情就到了3000。”剧中提及的“油”就是山东产花生油,那时在上海等城市供不应求。
全面抗战期间,山东抗日根据地加强贸易管理,最突出的是通过对花生油和食盐的统制与专卖,获得了巨大利润。
以货易货,是对敌经济斗争的秘密方式。抗日战争时期,由于敌占区对解放区实行经济封锁、货币不能流通等原因。解放区与敌占区的贸易主要是物物交换的方式进行。这在张洪树的回忆中有具体说明:“当时根据地和敌占区只能以货易货。因此,决定用苏中的棉花到山东胶东换成花生油,再运到上海。……我代他们把需汇至上海的现款都变成花生油押运至上海。”
这一经济斗争方式是山东解放区对敌经济斗争的典型案例,是在以黎玉为书记、艾楚南为副书记的山东分局财政经济委员会直接领导下取得的重要工作成果之一。
一路上克服了海浪、舵损的危险,在上海地下党和新四军地下人员的帮助下,张洪树利用日、伪势力搞物资运输,一一化解了日军搭车、巡警勒索等危机。
那时,日本人对这些物资下达了禁运令,张渭清还从日本宪兵司令部弄到了运输卡车和准运证。
“突然,他们碰到了一队日本兵,打算要乘坐这辆卡车,捎段路。当时张洪树很高兴。他说,坏事变成了好事,日本兵成了他的掩护。”2015年,抗战老兵赵征回忆。
2015年赵征接受媒体采访,谈《51号兵站》背后的故事“张洪树遇险”环节。
但过程中,张洪树还是遭受逮捕关押、特务跟踪等危险,后来在爱国人士赵大伯(赵德荣)一家掩护帮助下脱险,完成任务,携带物资返回山东。
整个过程可谓“处处危机,步步惊心!”
在上海赵大伯家人掩护下完成任务,是影片没有涉及的情节,一度不为人知。直到抗战老兵赵征与张洪树讨论《51号兵站》电影情节的一些问题而引出。
“我到赵老伯家,赵大妈见到我,如同见到自己的孩子,非常亲热,立即让她十多岁的小儿子赵锦义给我去买面条吃。锦义见到我很高兴很友好。当时未见到赵大伯,我告诉大妈,遇到点麻烦,今天要住在你家了。她心领神会,不打听,不深问,告诉我:‘就住在三楼吧。’很快地帮我收拾了床铺,并说:‘阁楼上很安静,就是臭虫多一点。’”张洪树在文章中回忆。
张洪树详细记述了自己在上海采购物资期间,受到赵大伯大妈一家掩护的经历。他说,如果没有他们的掩护和安全可靠的环境,自己难免落入敌人之手。
“我还有一项任务。汤纪宏要朱晓光随我去山东向薛暮桥同志汇报请示书店工作(暮桥同志是原上海生活书店董事),还要汇集汤纪宏代聘的两位印钞票的技术人员和照相铜板制版人员……”张洪树前后在赵大伯家住了三四十天。
“在这些日子里,敌人常在我原住处转,我在静安寺、愚园路口曾两次遇到特务的追捕。有一次我正和费星同志同行,边走边说,一抬头迎面碰上了抓过我的特务。我说:‘不好!快跑。’我们两人穿过了几条弄堂才把特务甩掉。”
“抢运这一批物资,是分段转运的,从上海市区转运到浦东还要通过清乡的竹篱笆,还要买通伪军,用酒肉灌醉日本哨兵,好不容易把东西运到海边装了船,又被和平军抢走了,负责这批转运的叶绍明同志被和平军扒光了身子毒打一顿。在重重的困难下,最终把这一批货物运回了山东。”张洪树说。
前文中提及与张洪树讨论电影情节、引发出的这一系列回忆的抗战老兵赵征,实际上,就是赵大伯大妈的女儿。
照片摄于上世纪50年代初,右起赵征哥哥赵帛,父亲赵德荣,姐夫刘毓标,丈夫吕若羿。
在地下党姐姐哥哥的影响下,年仅十五六岁的赵征积极参加抗日工作,1942年4月到达新四军根据地参军。入伍后,她先被安排进华中抗大教导队第三期,接受军事训练和政治教育,1943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后来赵征从前线转后方做群众工作,精兵简政时远赴山东抗日根据地。1948年,由山东省政府主席黎玉爱人谢青做媒,她与八路军115师战地记者、黎玉的秘书吕若羿结婚。
上海解放后,赵征投身金融战线。
赵征与谢青(右)
十年前的2015年9月3日,北京天安门广场,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阅兵式上,300余名抗战老兵、英烈子女、抗战支前模范组成的乘车方队中,年近90岁的赵征作为抗战老兵,接受祖国和人民的致敬。
更令人想不到的是,赵征和她的家人们还演绎了一篇更富有传奇色彩的《51号兵站》背后的故事。
抗日战争是一场全民抗战的民族战争。在中国共产党人民战争路线的感召下,无数家庭毁家纾难,投身抗战洪流,赵征一家正是其中的代表。
《51号兵站》背后每一位爱国志士的事迹,都值得被铭记。
来源:大众新闻-大众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