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年仅37岁的他，作为电影制片人、策展人及纪录片导演，已深耕影视行业十多年。2015年他与毕赣导演合作，随后两人一起创立荡麦影业，先后打造了《路边野餐》《地球最后的夜晚》等蜚声国际的浙江出品电影。

潮新闻客户端 记者 陆芳

“等我来杭州！”5月24日，在毕赣导演的《狂野时代》获得第78届戛纳电影节特别奖的那晚，该片制片人单佐龙，这样对正在戛纳采访的潮新闻记者说。

单佐龙在第78届戛纳电影节红毯

单佐龙是浙江湖州双林镇人，本科就读于浙江工业大学新闻系，后获得同济大学艺术学硕士学位。

年仅37岁的他，作为电影制片人、策展人及纪录片导演，已深耕影视行业十多年。2015年他与毕赣导演合作，随后两人一起创立荡麦影业，先后打造了《路边野餐》《地球最后的夜晚》等蜚声国际的浙江出品电影。

今年，除了戛纳获奖的《狂野时代》，他担任制片人的杭州籍导演景一的长片首作《植物学家》，获得了柏林“新生代Kplus ”国际评审团大奖‌‌。他还是戛纳短片金棕榈《海边升起一座悬崖》的监制，平遥最佳影片《喀斯特》、威尼斯电影节“未来之狮”《爱是一把枪》的制片人。

6月2日，潮新闻记者在杭州见到单佐龙时，他的身份是顾晓刚导演新片《初次尝到寂寞》的制片人。

当日，单佐龙专程从拍摄地富阳赶到杭州市区，在当年他作为执行长兼创办人之一的“杭州亚洲青年影展”展映影院，浙影时代影城·西湖文化广场店，接受了潮新闻记者的独家专访。

单佐龙在杭州接受潮新闻独家专访 陆芳 摄

1988年出生的单佐龙，看上去只有二十出头，非常年轻。说话很快，属于脑子转得快，精力非常充沛的那种类型。

除了毕赣的电影，近两三年他做了那么多片子的制片人，还要当策展人、选片人，还在中传、上戏、浙大上课或讲座，他笑言经常是穿梭进行，忙得不可开交。

单佐龙活跃于各大影展及电影论坛

1】浙江湖州出来的“怪咖”单佐龙

《狂野时代》是华语电影自2015年侯孝贤《刺客聂隐娘》后，十年来再次获得戛纳主竞赛单元奖项，也是本届电影节中唯一入围主竞赛单元的华语片。影片以其独特的艺术表达和深刻的人文关怀，赢得了国际影坛的高度认可。

除了毕赣导演出众的才华，以及一众演员的精彩演绎，也离不开幕后工作人员的付出，被称为一部电影“首席执行官”的制片人群体更是功不可没。

《狂野时代》主创踏上戛纳红毯

单佐龙无疑是当今国内艺术片制片人中的佼佼者。接受潮新闻记者采访时，他表示自己接触电影的时间“比较晚”，而成为制片人更是偶然。

从小在浙江湖州双林镇长大的单佐龙，高中毕业前，从没离开过这个历史悠久、名人辈出的古镇，童年就住在镇上虹桥弄一处有着一百多年历史的晚清民居院落蔡宅中。

他笑言自己从小就是个“怪咖”：“考大学，不选那种主流专业，最想考的是考古学。因为我生长在古镇，对历史很有兴趣。高三模拟考考完，中午吃饭的时候，我就骑自行车去镇周边转转，拿着一个铲子去挖宝。”

虽然成绩一直很好，但高考没发挥好，单佐龙被调剂到了浙江工业大学的广告专业，发现自己不是很喜欢，第二年以高绩点转到了同一学院的新闻专业。

单佐龙在大三的时候迷上了纪录片，当时国内出现了一大批优秀纪录片，在国际上拿了很多奖，一些热门纪录片每年都会展映。单佐龙看了大量的那个时期的纪录片，也想拍这样的片子。

他拍的第一个纪录片就是老家的虹桥弄。虹桥弄是典型的江南水乡弄堂，粉墙黛瓦的老宅、平滑泛光的青石板路，缓缓流动的清澈的河水，都被他摄入了镜头。

2011年，他浙工大毕业保送同济大学念艺术学研究生，这时候他去了柏林电影节参加了天才训练营。

“这个训练营很厉害，基本上现在欧洲三大电影节或者奥斯卡得奖最活跃的那批创作者，全是这个训练营出来的。训练营的入围标准一直没变过，很严格。我拍了虹桥弄后，又拍了一个关于老人的纪录片，入围了维也纳电影节，刚好符合训练营要求。”

他说，柏林电影节是影响他最早的一个电影节：“那一年对我影响很大，大开眼界，这是一个很盛大的电影节，见到了很多纪录片大师，比如去年去世的荷兰纪录片大师海蒂·霍尼曼，那段时间，她的纪录片在中国也很火。”

同年，单佐龙还参加了东京银座影展的东京训练营，他的第一部纪录长片项目获得最佳项目奖，一个江南丝绸人家的故事，但因各种原因，一直没拍完。毕赣导演曾一度鼓励他想办法完成这部纪录长片，最后还是因为投身电影事业，而终究无法完成。

拍纪录片的同时，他又迷上了办影展。去了柏林之后，他就特别想让国内观众看到更多好片子。他和当时浙工大老师赵瑜、学弟闻光凯，一起创办了“杭州亚洲青年影展”，办了五年，认识了很多海内外的电影人。

“到今天为止，很多人脉关系，包括国际影人朋友，都是那个时候建立起来的。也跟一些导演建立了很深厚的友谊，包括顾晓刚导演，我选了他的纪录短片《自然农人老贾》到竞赛单元。”

同济大学念研究生的时候，单佐龙心系杭州，继续做影展。他说，虽然自己是I人（内向型），但那个时候绝对是E人（外向型）。每天要见大量的人，他依然记得帮过他们的很多人，包括星光院线老总富海芳。

2】贵州凯里出来的“怪咖”毕赣

在戛纳拿了奖的《狂野时代》，现在是万众瞩目的焦点。单佐龙告诉潮新闻记者，《狂野时代》的国际发行成绩非常好，戛纳首映后不到七天，就卖出了二十多个区域版权，大家对电影的票房信心很大，戛纳对于一部艺术电影的托举力真的很强。

《狂野时代》主创在戛纳PHOTO CALL

聊起与毕赣的合作，还要回到十年前。

2015年春天，单佐龙去了北京天画画天影业公司。

“天画画天那时已是一个很有名的公司，签约了李睿珺、万玛才旦等艺术电影导演。我到那个公司后，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签下了毕赣。”

他说，那时候老家贵州凯里的毕赣正在北京做《路边野餐》后期：“第一次见面是在朝阳大悦城，第一面我觉得就聊得挺好的，没有聊太多关于电影的内容，但觉得他不一样，那个时候就能感受到，这个人将来肯定会很有出息。因为他很坚定。毕赣对他的电影、电影语言、电影语法，这部电影为什么要这样拍？为什么要这样剪？为什么要用这样一种美学方式来呈现？对于自己未来的位置，能做的东西，他都非常清晰。我很少见到那么自恰的人，当时有被震动到。第二天我就找了老板，签了他。”

单佐龙说，毕赣也是一个“怪咖”：“今年是我们认识、合作的第十年，我觉得他从来没有变过，不会说因为今天更成功了，就变得更加自信了，他十年前就这样，就是一个无比自信的人。”

《狂野时代》导演毕赣在戛纳红毯

“毕赣是一个很值得信任的创作者，他跟你说能做到的东西，他一定能做到，这一点是我们之间的默契。我跟他说我有信心能办到的事情，我一定也能办到。他确实有一个自己的系统，那个体系他自己能够运转起来。很多创作方面的事情，我们身边人不用操心，我觉得他一定能弄明白。他有深刻的能力。”

“拍《狂野时代》的时候，他也有很犯难时候，我觉得可能真的是有难度。但如果他跟我说，剧本部分的叙事逻辑，他觉得已经成立了，可能一个星期或者三天五天，他就能把这些东西全部都完成。我觉得他告诉我这个结论的时候，他就已经想清楚了，一定能够在他说的范围内把这个东西拿到。”

单佐龙这几年也和其他创作者合作：“很多创作者，在创作和制作过程中是会打折扣的，比如他告诉你有百分百把握，最后结果可能只有百分之六十。但毕赣跟我说百分百，最后看到的是百分之一百十或者一百二十，他会给你惊喜。你需要满足一个艺术家无穷无尽的创作想法，围绕着他的工作人员每个都需要有一套自己的方法体系来支撑他的想法，无论是技术还是制片系统，还是制片人。但只要满足他想要的东西，最后出来的东西一定是超预期的，这一点也是他对他自己很底线的一个要求。十年后他成为今天这个位置的一个导演，一个艺术家，这是很重要的一点。”

单佐龙举了一个例子：“《地球最后的夜晚》那个60分钟的长镜头，第一次是2017年10月拍的，所有人可能当时都会说，那时候整个创作条件已经比较有限了，资金也好，时间也好，演员档期也好，都比较难协调，就说是不是这条拍成了能够用，就把它剪出来。但其实他在那条杀青的时候就明确告诉我们，一定不可能。到后面我们想方设法帮他创造条件，2018年1月的时候又拍了一次长镜头，那次就拍得非常好。”

《狂野时代》去年春节过后开拍，一共分三个周期拍摄，横跨一年，超过120个拍摄天。单佐龙说，拍摄时间很紧张，毕赣几乎不睡觉，关键的艺术工作都是他自己完成：“这种大制作电影，而且要在极限时间里完成，作为一个导演是很难的。”

制片人是幕后，项目规模越大，制片人工作就越复杂。

“比如说融资，涉及到整个资源的匹配。钱到了之后，资金管理也很重要，尤其大项目，每天剧组出去的资金是非常庞大的，整个现金流的管理都需要有长足的经验支撑。后面还有发行销售，选择什么样的发行公司，去戛纳也好，去柏林、威尼斯也好，需要怎样的 PR团队，整个国际发行的策略、物料、海报、预告，都非常复杂。每一关都需要有制片人站在艺术家身边，当他需要你的时候，帮他去判断和佐证这些东西。和这个项目有关的，制片人从宏观到微观，各个方面都要把控。”

他说，自己和毕赣合作十年了：“毕赣对于他的主创班底，已经很清楚了，跟谁合作，他需要什么样的主创来给他什么东西。这是一个成熟导演和新导演最大的差别。新导演有时候是需要磨合的，或者说新导演跟主创之间跟演员之间的合作，需要有一个监制或者制片人来帮他做一些磨合。毕赣已经是一个拍了三部长片的非常成熟的艺术家导演，他很清楚如何跟这些人共事，去激发这些人的能量，让他们既工作得开心，也让他们的能量百分百或者超百分百发挥，然后他能够吸收。这一套系统他已经能非常成熟地掌握，不用担心。”

单佐龙和毕赣2015年一起创办了荡麦影业，一些宏观层面的东西，比如融资，选择合作方面，很多事情两人一起商量：“我会提供几套方案，跟他一起交流。他对于发行也很有想法。我就发行、国际合作跟他交流，没有任何阻碍，他也是走得比较前沿的一个人。”

两人合作十年，毕赣有没有变化呢？

“肯定有。我觉得这几年世界的变化很大，放在他身上，最大的变化肯定就是写到他的电影里面，大家各自能在《狂野时代》里看到他对于整个时代变化的一些思考。说实话这是我从来没有在他电影见过的，《路边野餐》《地球最后的夜晚》其实还是很私人化的，但是《狂野时代》不一样了。”

“如果说《地球》是关于时间的故事，《狂野》就已经到了一个关于时代的故事，关于百年的故事。这十年，他变得更成熟，更大气。他在回来的飞机上给我发了几段话，他说到今天他已经非常清楚未来要做什么，他接下来的目标就是想给全世界的观众拍电影。”

“我认为他希望接下来做更大胆的尝试，去拍更广阔的观众能够接受的电影。十年前我们在朝阳大悦城见的时候，他想要成为的是艺术家。未来十年则不是一个简单的艺术家，他想要拍回应这个时代的东西，应该是最大基数的普通观众能够抵达的艺术电影的类型，会是《狂野时代》的升级版，但依然是艺术电影，一种能覆盖全世界观众的艺术电影。这本身就是一个走独木舟桥的事儿，我以为但他想要做的就是这么一件事儿。”

《狂野时代》导演毕赣在戛纳 PHOTO CALL

3】两个“怪咖”还帮了很多年轻导演

这几年，在与毕赣合作的同时，单佐龙还先后担任戛纳短片金棕榈的陈剑莹《海边升起一座悬崖》的监制，以及获平遥最佳影片杨穗益的《喀斯特》，获威尼斯“未来之狮”演而优则导的李鸿其的《爱是一把枪》，获柏林“新生代Kplus ”国际评审团大奖‌‌的景一的《植物学家》，这些导演长片首作的制片人。而背后，也往往有毕赣的支持。

聊到和新人导演合作频频拿奖，单佐龙笑着表示，首先还是因为毕赣准备《狂野时代》的时间比较长，自己没什么事做。

“比较小成本的项目，大部分都是导演来找我。我这个人判断项目也有一个特点，就是比较怪。这些项目，如果放到一个正统公司去做评估，或许没有一个是可以过的，有的连传统的剧作逻辑都没有，但每个项目的艺术特点在我看来都非常突出并不重复。”

“比如李鸿其的《爱是一把枪》，景一的《植物学家》，大家都认为是比较慢节奏的电影，我是按照自己的主观意志来做判断。”

李鸿其是单佐龙的一位演员好友，也是《地球最后的夜晚》中毕赣导演的演员，一个非常天才的演员。

“拍《地球最后的夜晚》的时候，他就跟我说过，将来想做导演。直到2022年，那个时候我刚好在帮陈剑莹做《海边升起一座悬崖》。李鸿其来找我，他断断续续地拍，有一个初剪大概一个小时，拿给我看，我当时就觉得非常迷人，很着迷。完全没想这个电影会不会有市场，能不能卖得掉，就兴奋地找了我的一个朋友，让他投了这个片，对这个项目来说是一大笔钱。李鸿其做了补拍，拍得很快，每次拍摄十三天，相当于拍了两个十三天一个月不到，这样陆陆续续地完成了。”

《爱是一把枪》的幕后主创，很多也都来自毕赣团队，影片也以高水准入围了威尼斯“国际影评人周”单元，最后拿到了表彰导演长片首作的“未来之狮”，相当于戛纳“金摄影机”奖。

单佐龙和李鸿其在威尼斯电影节获奖现场

单佐龙和李鸿其在威尼斯电影节

巧的是，《爱是一把枪》在威尼斯得奖的时候，景一正在深山老林里拍《植物学家》。“我觉得景一也很振奋，年轻导演就是这样出来的。然后《植物学家》也很好，最后景一去了柏林。我每次就是这么叠加，《狂野时代》去戛纳的时候，顾晓刚导演的《初次尝到寂寞》正好在拍，这种互相激励经常会发生。”

聊到景一，单佐龙说《路边野餐》上映的时候，在浙传念书的景一是《路边野餐》的第一批粉丝，景一还给影片微博发私信，想要一张票参加活动。现在景一已经完成了他的第一部作品，也已落户杭州，成为了新杭州人。

单佐龙和景一的合作也很巧：“毕赣和文牧野两位导演都推荐这个项目。我读了景一的剧本，剧本不是传统剧作逻辑的东西，很文学性，又很有想象力，是一个有深刻意义的迁徙故事，这两年很潮流的一个叙事母题。”

“我们有两个制片人，一个负责制作，我负责制作以外的几乎所有的事情，包括融资。我们这个项目很小，但还是拿到了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支持，还在釜山创投拿了奖。这个片刚有粗剪的时候，我就给一些国际买家，销售公司、电影节的策展人、选片人看，大家都很喜欢。《植物学家》是一部小小的艺术片，但它也是个热门，有很多国际主流电影节抢。最后我们选择了柏林，“新生代”单元也确实适合它，结果非常受欢迎，成为年度柏林电影节上的一个小爆款。毕赣也非常看好景一，还为这部电影写了一段推荐语。通过我们的身份去帮到一些新导演，是一个挺振奋人心的事儿。”

单佐龙（右）和景一在今年柏林电影节

“至于《喀斯特》，导演杨穗益是贵州凯里人，加我微信很多年了，我们也没说过话，突然有一天他说拍了一个片子。我一看很熟悉，在凯里拍的，我们拍《地球最后的夜晚》非常熟悉的那种环境。而且他不仅是凯里人，还跟毕赣住一个小区。我觉得有一种莫名其妙的量子纠缠，很快就答应了，而且我觉得这个片也很有特点。《喀斯特》是去年在平遥影展首映，费穆荣誉评审主席葡萄牙导演米格尔·戈麦斯很喜欢，结果拿了最佳影片。”

他说，去年去平遥的时候，刚好在拍《狂野时代》第二周期，准备筹备第三周期，也是穿梭着做了不少事。《植物学家》柏林首映的时候是《狂野时代》最后一期拍摄。柏林首映前夕，有大量的工作，他每天跟各种团队开线上会议，毕赣也很支持。“《植物学家》虽然是那么小的一部电影，让我很骄傲的一点是，这是我做制片人这么多年来，亚洲所有头部电影节全覆盖入选的一部电影。”

聊起选择项目标准，单佐龙表示，“主要还是看项目的气质，或者说我可以为这个项目带来一些有价值的东西。当然人也很重要，首先跟导演聊，李鸿其是演员，他的爆发力很强，对于面孔的高识别度，作为演员原始的驱动力，被他调动到了导演这件事情上。景一，你会发现他想非常多，是一个沉思者，比如一场戏或者一个段落，会赋予很多的意义。第一次跟他聊天见面，就觉得他是一个能做导演的人，有深度，那种深刻的东西能够传达到我，让我比较愿意跟他一直合作下去。”

至于和顾晓刚的合作，他表示，“我们有超过十年的友谊，但都没有好好合作过。我比较了解晓刚的性格。毕赣导演也好，晓刚导演也好，虽然一个是贵州人，一个是浙江人，但他们身上都有很狠的部分，是那种在最难的阶段里，能够拍成电影的创作者。很多很崩溃的难题放到他们面前，他们都很淡定，不会被压倒，是果敢的创作者。”

这次担当《初次尝到寂寞》制片人，单佐龙说自己负责更多的是宏观层面的一些事：“大家都知道，晓刚导演也是中国现阶段少数几个具备一定国际价值的导演之一，我们开机时就已宣布法国发行公司Les Films du Losange和Tandem Films分别负责国际销售和法国发行，助力影片走向全球。”‌‌

“这十年我做的电影偏艺术，大的超级大《狂野时代》这样的，小的非常小《喀斯特》这样几十万的。每个项目需要操心的都不一样，但核心是完全一致的，就是需要有国际价值和声誉的电影。这些电影普遍都会争取去比较好的电影节，会有国际发行，需要有国际PR。这也是这几年我摸得比较熟的一部分。作为一个面向国际的制片人，很重要的一点是，你需要让这些选片人，让这些发行公司持续地知道你在做什么，知道你可能每年都会有新的东西出来。与此同时，这也可以让海外更加重视中国电影，重视中国的艺术电影。”

单佐龙说，《初次尝到寂寞》已拍摄过半，等拍完杀青后，准备回北京休息一段时间，自己已经好几年没有休息了，然后再继续开始。

潮新闻记者问单佐龙做自己导演的梦想什么时候实现，他笑着表示目前没有考虑，因为太忙了。

他和毕赣的荡麦影业在北京办公，他一般待在北京，毕赣则喜欢待在贵州。从《地球最后的夜晚》到《狂野时代》，他们跟华策影业合作了两部电影。单佐龙表示，华策是荡麦的战略投资伙伴，接下来也肯定也还会继续合作。

来源：钱江晚报